构筑书法“两创”学术新高地——第二届“书学·之江论坛”学术综述

元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呈现出独特的“复古”特质，而浙江地区正是这场艺术变革的核心舞台。这片曾孕育南宋院体书风的土地，在元代迸发出惊人的文化生命力。以赵孟頫为首的浙江书家群体，既承续着两宋文脉，又开启明清书风，其艺术实践深刻改写了中国书法的发展轨迹。以“中国书学·文化传承——元代书法的历史影响及其浙江传播”为核心命题的第二届“书学·之江论坛”于2025年1月在杭州召开。

“书学·之江论坛”是浙江书法院每年常设的学术品牌活动，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围绕中国书法发展史脉络，重点突出浙江书法历代的高峰地位，深入挖掘研究浙江书学的历史贡献与当代影响而展开论坛。论坛的核心要义是利用浙江书法的历史资源优势要素转化当代浙江书法发展胜势，凸显浙江书法院打造学术研究中心的职能定位，构筑书法“两创”学术新高地。

主旨演讲现场

一

第二届“书学·之江论坛”系统构建元代书法在浙江地域的学术研究框架。本届论坛共收录有效应征论文199篇，经专家评审后29篇入选，研究范围涵盖元代书家群体、书迹鉴藏、海外传播及数字人文等前沿领域，集中体现了当前元代书学研究的学术高度。本届无论是投稿作者人数、区域还是稿件的学术质量，均较首届有明显的提升，表明这一活动的品牌效应正态形成。本届论坛的主旨演讲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程渤教授作主旨演讲

三是篆隶复兴与书体演进的理论突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蔡梦霞在《元代书家对篆隶书体的认识和取法》中，重新审视元代浙江书家突破“帖学独尊”的历史意义。她通过对元以前篆隶书法的鉴藏、元人对字体演变及古书体的看法、元人推荐学篆隶的范本和元代书家的篆隶观等角度，来探寻、了解元代书家对篆隶书体的认识和取法，如何“变今而返之古”来进行篆隶书法风格的变化。她认为元代书家及作品所呈现出篆隶书法风格的变化，可归结于元代书家对传统的认识和取法。

蔡梦霞教授作主旨演讲

二

论坛进行了3场论文入选作者的论文交流，讨论元代书法研究的多元图景。论文作者以元代浙江书法为中心，从元代书学中的“复古”思潮、元代时期产生于浙江区域的书家、书迹、刻帖以及书法鉴藏、海外书法传播等方面，探讨元代书风对后世以及当代书法创作的影响。

代表交流

其一，赵孟頫书法的核心地位及其多维影响。作为元代书坛的领军人物，赵孟頫的研究始终是学界焦点。本次近三分之一的研究围绕赵孟頫展开，涵盖其书风塑造、传播接受及历史评价等议题。赵孟頫研究已突破传统风格学框架，转向传播史、接受史与社会文化史的交叉领域，呈现出方法论上的创新。如郭鹏《元代版刻书迹中赵体书法的风格塑造与传播影响——以浙刻本为中心》聚焦赵体书法在版刻技术中的视觉呈现，揭示了赵体通过印刷媒介实现标准化传播的路径，为理解元代书法大众化提供了新视角。杜啟涛《朝鲜王朝初期对赵孟頫书法的接受与“蜀体”流派的形成》则突破地域限制，探讨赵体书法在东亚文化圈的影响，体现了跨文化传播中的创造性转化。刘旗《基于题跋的晚明赵孟頫书法接受研究》通过题跋文献重构赵孟頫在晚明的接受史，揭示了其从“元人冠冕”到被董其昌“晚年悔过说”贬抑的复杂过程；牛宇《董其昌对赵孟頫书法评价的再思考：“晚年悔过”说献疑》进一步质疑董其昌的评价动机，为赵孟頫研究提供了批判性视角。宋立、徐晴《明清〈杭州府志〉对赵孟頫的历史书写》从方志文献切入，分析明清两代对赵孟頫形象的塑造差异，反映了地方史编纂中的叙事逻辑。

代表交流

代表交流

其三，书学理论的本体回归与思想融合。元代书论在理学思潮影响下呈现出“返本开新”的特征，多篇论文从哲学与语言学角度切入，探讨书学观念的思想根源。书学理论研究呈现出哲学化与跨学科趋势，理学、字学与艺术实践的融合成为重要范式。雷雨《艺以载道，文字传心——元儒四大家理学书论观研究》梳理许衡、吴澄等理学家的书学思想，指出其以“理气论”重构书法本体，强调“书以载道”的伦理功能。杜立《字学视阈下元人对书学本体的回溯——兼论书归“六义”观念之声教意涵》从字学角度分析元代书家对“六书”传统的回归，揭示书法与礼乐教化的一体性。臧坤《主流之外：金文于元代篆书复兴中的角色与处境》挑战“篆隶复兴源于复古”的常规叙事，指出金文研究为元代篆书提供了古文字学依据。张佳晨《从“章今合流”看元末复古新变——以杨维桢为中心》则以杨维桢为个案，分析其融合章草与今草的实践如何突破复古框架，开启个性化表达。

其四，物质性与技术视角下的书法生态。元代书法的物质载体与制作技术逐渐受到关注，相关论文从石刻、版刻、刻工等角度还原书法生产的微观场景。物质文化研究拓宽了书法史的边界，技术、制度与日常实践的结合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郭欣宇《论元代的石局设置与刻工生态》考察元代官营石局的组织结构与刻工群体，揭示制度保障对石刻艺术繁荣的推动作用。姚冯翀《〈太上感应灵篇〉与〈重修西湖书院记〉双面碑散考》通过个案分析，探讨双面碑的宗教功能与公共空间属性，凸显石刻作为多元文化载体的意义。陈锴生《元代手札封题“记事”词义考述》从语言学角度解析手札封题中“记事”的语义演变，为理解元代文人日常书写礼仪提供了细节支撑。

其五，鉴藏、辨伪与书法史重构。书法鉴藏史与真伪考辨是元代研究的重要分支，多篇论文通过个案分析推动文献与实物的互证。鉴藏研究通过微观考据与宏观视角的结合，为书法史提供了更坚实的实证基础。张介秋《世鲜传本：明拓元〈乐善堂帖〉再议》重新评估《乐善堂帖》的版本价值，指出其在明代法帖体系中的独特地位。豆新德《元人“苏书”题跋汇考——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游虎跑泉诗卷〉为中心》通过题跋文献梳理元代对苏轼书法的接受，揭示复古思潮中的跨代对话。施锡斌《上海博物馆藏张雨〈行书自书诗册〉真伪新辨》结合风格分析与文献考证，质疑该作品的真伪，强调鉴藏史研究中实证方法的重要性。康馨瑶《真迹与真情：促使柯九思书法鉴赏观转变的两大因素》则从鉴藏家心态入手，分析真迹追求与情感认同如何影响鉴赏标准的变迁。

三

元代书法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转折期，既承续宋金遗韵，又开启明清新风，其艺术实践与理论建构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近年来，学界对元代书法的研究逐渐深入，从单一的书家风格分析拓展至社会文化、地域互动、鉴藏传播等多维视角。在元代这场跨越百年的书法运动中，浙江文人以惊人的文化韧性完成了艺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艺术实践不仅重塑了江南文化版图，更在蒙汉文化碰撞中确立了中国书法的主体性。本届论坛呈现出三大趋势：

一是跨学科方法的深化。哲学、社会学、物质文化等视角的引入，使研究更具问题意识与理论深度。本届论坛的许多论文突破传统艺术史的风格分析框架，广泛引入哲学、社会学、物质文化等学科方法，从单一艺术史到多元视角的融合，形成了多维度的研究路径。在哲学与书论的互文重构方面，如杜立从文字学切入，打通了字学、经学与艺术学的边界。在物质文化与社会生产视角方面，郭欣宇从社会学角度还原书法石刻的生产链条。在宗教与艺术的交叉研究方面，田振宇《赵孟頫书〈金刚经〉至大四年本研究》跨学科方法打破了艺术史的封闭性，使书法研究成为理解元代思想、技术、宗教与社会结构的窗口。

二是微观与宏观的平衡。入选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以小见大”的特点，既注重具体人物、作品的精细考辨，又致力于构建元代书法的整体文化网络。微观考据有陈根民《鲜于枢〈高亭山游记及诗卷〉考》、施锡斌《上海博物馆藏张雨〈行书自书诗册〉真伪新辨》等。宏观建构有李力犁、臧坤、张琛得等的研究。微观与宏观的结合，既避免了“见木不见林”的碎片化倾向，又防止了宏大叙事的空泛性，使元代书法史呈现出层次分明的立体图景。

三是全球化视野的拓展。本届论坛，东亚书法交流、跨域传播等议题的兴起，推动元代书法研究融入更广阔的比较框架。元代书法研究逐渐突破“中原中心论”，将目光投向朝鲜、日本等东亚地区，强调书法作为文化纽带的跨域互动。在赵孟頫书法的东亚传播与本土化方面，有杜啟涛、刘泽勇等人的研究；在跨代与跨域的艺术对话方面，有豆新德等人的论文呈现；在多元文化的交融方面，有王康《从干谒与荐召管窥元代书画家的仕进之路》等。

总的看来，论坛论文注重新视角、新材料、新观点，进一步揭示元代书学与浙江地域文化的深层互动。通过对元代书家、书迹、现象的细致考察，揭示了浙江地域在元代书法艺术发展中的独特贡献和影响力。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元代书法艺术的内涵，也为推动浙江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书法艺术需要坚守“守正创新”的文化自觉，探索“以今为用”的创新路径。第二届“书学·之江论坛”的举办，标志着浙江书法院“学术立院、名家兴院”战略的深化，为构筑书法“两创”学术新高地提供了极具活力与价值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