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宾虹画论中有很多关于金石文字决定书画之法的论述,他说:
中国画法在书法,不观古人所论书法不能明,不考金石文字无以知造字之源流,即不知书画之用笔。笔法练习,画之先务。

黄宾虹这些言论均从“法”的角度切入,把画法与书法共同致用的笔法追溯到金石文字中。黄宾虹一生浸淫于鼎彝碑碣,不仅将金石书法古厚朴拙的审美形式入画,融会贯通,而且在画论中专门将“金石家画”列为一类,予以大力褒扬,并以金石审美为标准裁量画史,提出金石学兴盛背景下“道咸画学中兴”的观点。

北宋人画,始言六法,气韵生动,是为正宗。笔力为气,墨彩为韵,千变万化,入于规矩之中,而超出规矩之外。肥不臃肿,瘦不枯羸,细不入纤,粗不近恶。浑厚华滋,本民族性。

直至黄宾虹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院讲学时,在论及古画家笔法之派别时,他说:“钟鼎时代,文字均具备四法(平、圆、留、重),所谓书即画之意也。昔李公麟所为游丝皴,笔细,其法自钟鼎阳文而来。”黄宾虹还是找到了宋代人物画通于金石古法的具体证据,只不过是人物画而不是山水画。

金石书法对于绘画的意义还在于它建立了一套笔墨美学的规范。黄宾虹曾经多次褒扬金石家画:
金石家者,上窥商周彝器,兼工籀篆,又能博览古今碑帖,得隶、草、真、行之趣,通书法于画法之中,深厚沉郁,神与古会,以拙胜巧,以质取妍,绝非描头画角之徒所能摹拟。

综上可见,一方面黄宾虹通过画史追溯和金石书法研究,找到金石书法与笔墨绘事的审美共通之处,从“道咸画学中兴”的案例中发现了金石给笔墨带来的文化新质。另一方面,从画家实践的角度,以一种策略性的选择用金石连接古今,既找到金石入画的理论合理性,建立笔墨正规,又返本开新,找到振兴画学的根本方法和出路。

清末民初,“国粹派”从“保种、爱国、存学”的立场出发,宣扬国粹主义思想,提倡“古学复兴”,复兴周秦诸子之学。与“欧化派”主张废弃中国语言文字的观点相反,“国粹派”将“古学复兴”的重点放在捍卫和发扬语言文字的民族性上。黄宾虹一生的主要学术和绘画活动都围绕传统学术而展开,而学术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金石学研究上,这与“国粹派”认为语言文字为民族根性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说:“中国书画永远不灭之精神,本源于语言、文字。若废国画,必先废语言、文字而后可”。黄宾虹认为以“金石”为核心的语言文字之学为国之大本,也是中国书画精神的本体。“金石一类,与法帖书画,不能等论齐观。法帖与书画可以为一类,金石不可与法帖、书画为一类也,何者?法帖书画,艺而已矣。言艺者不根于道,仅论临摹鉴赏,一似游客之所为。故必博极群书,参证于经史,以及各家之说,乃为言艺之本。金石之书,重钟鼎款识,而递及于法帖者,盖古人法书,惟重真迹。”

在黄宾虹的画论中处处体现他重道尚文,以学术为要的思想,而每每都离不开金石。
书画皆求修洁明净为事,不根理论,不讲笔墨,风斯日下。甚至不读书识字,只以丹青为业,亦称画家……唐宋之盛,因六朝五代文学画家,如顾、陆、张、展及荆、开、董、巨开先,而韩、柳、欧、苏词章继之。明代书画,天启、崇祯极高古。清二百年中,惟金石家画尚存古意,其余不足论也。

金石之学在黄宾虹这里代表了一种文化价值,不仅为中国书画传统提供了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为书画注入了千古不磨的民族精神。其曾言:“语言文字一日不废,国画即千古常新”,书画因为承载了这种精神就能以一艺之微而极于高深。于是“金石书法汇绘事”就不仅包含以金石审美入画,从金石书法中寻求笔法正轨,还包含了将金石文字之学贯通于绘画之道的含义,从而使绘画由技进乎道,达至对民族文化本体的价值认同。
(本文原载《中国书法报》508期第3版,作者单位:中国美术馆)

《中国书法报》508期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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