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区被纳入中原大一统的王朝后，蜀之名称遂成为定制，一直流传至今。四川得名为“蜀”是先秦时期族群迁徙的结果，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有力体现。
▲蜀。蓬州闲士摄于三星堆博物馆。图片来源：四川方志馆图库
蜀族是一支古老的族群，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便同黄帝、颛顼产生了联系，甚至还曾有通婚的行为，实力之大可见一斑。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的儿子昌意，娶了蜀族之女为妻，生子高阳，即五帝之一的颛顼。夏王朝时期，蜀族与夏桀曾发生过一场战争。据《太平御览》卷一三五引《竹书纪年》记载，夏桀为了抢夺美女，攻伐蜀族并最终获得胜利。
从商朝开始，我国历史有了可靠的文字记载。甲骨文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蜀族与华夏文明的关系增添了实物资料。从卜辞的记载而言，商王时常“至蜀”“在蜀”（《甲骨文合集》20584、20854、21723、21724），占卜该地近期有无灾祸。商王还经常“贞蜀受年”（《合集》9774），占卜蜀地的粮食收成如何，以便前往收取租税。一旦蜀人不从，便“共人（征）蜀”（《合集》6858、6859），甚至派遣“使”（《合集》21730）驻守蜀地进行政治监视。另外在卜辞中，还见有商王联合某方国攻打蜀族的情况。商朝末年，政局动荡，原居蜀地的蜀族部分西迁，部分留守。西迁的蜀族加入武王伐纣的阵营，《尚书·牧誓》中有明确的记载。留守的部分蜀族则同商王室共进退，成了周人攻伐的对象。
黄帝、颛顼作为中华“人文初祖”和“上古五帝”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原本的活动区域就在中原一带。如黄帝，《集解》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大清一统志》卷五十二曰：“轩辕丘，在新郑县西北故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指出，最早出现社会分化现象集中在黄河中游地区，为揭示黄帝族群的活动地域增添了大量新的科学证据。又如颛顼，《文选·思玄赋旧注》曰：“少昊金天氏居穷桑，在鲁北。”《淮南子·本经篇》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高诱注曰：“空桑，地名，在鲁北。”种种文献的相关记载，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黄帝、颛顼的活动区域，也反映出上古时期蜀族活动的大致区域。
夏王朝时期，蜀族同样活动在中原腹地。《太平御览》引《竹书纪年》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岷山，实为蒙山，岷、蒙古音都为明母，音近互通，《楚辞·天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汉书·地理志》泰山郡蒙阴条目下注曰：“《禹贡》蒙山在西南，有祠。颛顼国在蒙山下”可证。故在《左传》对宣公十八年、成公二年、昭公七年战争的记载中，多次出现了带有蜀的地名，且地望都在中原地区。
商朝时期的蜀地，同样在中原腹心一带。上文提到卜辞记载商王时常“至蜀”“在蜀”“贞蜀受年”，占卜该地近期有无灾祸和粮食收成情况。商王频繁来往蜀地，以当时的交通状况以及区域重要性而言，两地之间的距离不应相隔甚远。由于当时的“祸”对于统治阶级意义重大，商王多次去蜀地，甚至可以说蜀地与商王朝的腹心区域不远。在卜辞中，常常有商王联合某方国攻打另一方国的记载，从逻辑角度和实际情况而言，当时作战的两个方国相距皆不远。据此，假如卜辞中有商王联合某方国攻打蜀地的记载，那么只要能确定这一方国的地望，便能推测出蜀地的大致方位。在卜辞中，有多条缶攻打蜀的记载（《合集》06860、06861、06862、06863等），缶的地望在今河南境内，古今学者多执此说，而缶又常与雀交战，雀之地望据学者考证在河南温县一带，卜辞中记载雀人在商王室担任重要职位。结合商王、缶、雀三者与蜀的联系，蜀之地望当在今河南境内。
▲四川盆地位置。图片来源：红星新文化
▲太阳神鸟金饰图片来源：金沙遗址博物馆
据文献记载，“蜀”自上古时期始便同中华文明关系密切，蜀国的建立始于人皇，蜀族的先祖乃是黄帝，蜀族的母家则为颛顼。作为华夏支庶，蜀族还与治水的大禹产生联系，演化成流传甚广的“禹生石纽”传说。作为中华文明勃兴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同样能清晰地洞悉出“蜀”在其历史长河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蜀族以族群迁徙的方式，将中华文明的基因带往其他地方，大大促进了早期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交流互鉴，成为五千多年来中国人民创造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的一个生动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