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笔墨见真章——故宫博物院”进行新一期换展，展出汉代瓦当墨拓、晋王羲之《孝女曹娥碑》、元鲜于枢《论张旭怀素高闲草书》、明文徵明《自书诗帖》、明沈度《隶书归去来辞》等近20件古代书法珍品，揭示历代书法发展脉络。本次展期持续至4月6日。
秦汉时代是中国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夏商周三代以来古文大篆书写、铭刻分歧的现象归于统一，产生标准书体小篆；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代萌芽的新兴书体隶书日益成熟，发展为汉代通行的书体，又持续蜕变分化，遂有草书、行书和楷书的形成。
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过渡型书风以及各体掺杂的混合书风时而可见，显示书体蜕变迁延岁月，方能在结构和笔法上建立自己的规律。
隋唐时代是中国书法的另一个关键时期，政治统一带来南北各地书风汇流，笔法发展臻于完备，楷书成为历代通行的书体。入宋以后，为保存前贤书法长远流传，刻帖日渐盛行，但并不以继承传统为足，反而是强调表现个人情性。
元代书法家提倡复古，晋唐书法传统得以延续。明人书法面貌至为纷杂，行草书尤其活泼自由。清代以降，夏商周三代及秦汉古文篆隶陆续出土，书法发展的视野得以串联古今，在篆书、隶书两方面汲古创新，引领新的方向。
▼晋 王羲之 孝女曹娥碑
东汉时期，为纪念曹娥（130－143）寻父的孝行，人们在她投江处建庙立碑。此碑文辞精妙，书法家蔡邕（132－192）在观碑后，留下了一则别具巧思的字谜，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
《曹娥碑》据传为王羲之（303－361）所书，以小楷写成，用笔简约，字形宽扁。此碑的传世版本众多，彼此略有差异，因以王羲之名义流传已久，对后世书家影响深远。
鲜于枢（1246－1302），字伯机，善诗文，通音律，工书法，并能鉴定书画及古器。元代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曾言“伯机过仆远甚，仆极力追之而不能及。”足见对其推崇之至。
此件作品中，内容论述唐、宋书家草书和法度之关系，文中提及唐代张旭（约675－759）、怀素（约活动于八世纪中后期）、高闲（生卒年不详）及宋代黄庭坚（1045－1105）等人，崇唐抑宋。全篇笔势纵横连贯，运笔遒劲有力，可见怀素草书影响。
文徵明（1470－1559），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号衡山居士，诗文书画皆擅长，与沈周（1427－1509）、唐寅（1470－1524）、仇英（约1494－1552）合称“明四大家”。
本幅以大字书写《灯花》与《焚香》二首诗，用笔劲健，气势通贯全幅，结字笔法颇得宋代黄庭坚（1045－1105）纵逸之气，为其晚年之作。灯花常指灯烛的灯芯燃烧时飞出的火花，或燃尽时所形成的花状物，传统习俗视灯花为吉祥之兆。诗中提及预知明日有喜事，或许即依据此灯花报喜的寓意。
沈度（1357－1434）为明代永乐至宣德初期宫廷重要书法家，擅长篆、隶、楷、行各种书体，深受明成祖（1360－1424）欣赏，被誉为“我朝王羲之”。
《归去来辞》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约365－427）的代表作，文中表达淡泊名利，追求恬淡雅逸的田园之乐，向来为文人雅士向往的理想境界。此幅隶书字形稍长，笔法劲健，点画平齐规律，结构紧凑，以质朴古意的隶书展现了陶诗风雅之意境。
莫是龙（1537-1587），字云卿、廷韩，号秋水，明代书画家，著有《画说》。
此卷结字微倾，线条富提按变化，笔画间牵丝映带，通篇具清雅生动之姿。供花源于礼佛仪式，后为文人所爱之雅事。文中论及各类花卉有其气韵及合宜之场所，插花时需讲求俯仰有致、高下相宜、斜正相济、疏密得当等，犹如画家构图，深谙布局之妙，且花器选配若能相得益彰，方能尽展天然雅趣。全文展现文人品花、插花之逸趣。
王图炳（1668－1743），工诗书，尤擅长行书。
此诗出自明代金幼孜（1368－1432）所作《元夕赐午门观灯》四首之一。应制诗是奉帝王之命而作的诗歌，诗中描写元宵节午门设置鼇山灯，灯火辉煌、繁华热闹的景象，呈现君王与万民共享太平盛世的欢乐情景。书法用笔流畅自然，独具神采，线条圆厚润泽，亦不失劲力，运笔间的节奏与动态，为作品增添了活泼灵动之感。
告身是古代政府颁授官职或功勋时发给当事人的证明文件，通常是由中央机关派专人抄写，用印后核发。旧传颜真卿曾亲笔写过自己担任太子老师时的告身。
钱沣（1740－1795），字约甫，号南园，楷书以学唐代颜真卿（709－785）知名，曾多方观摩颜氏的书迹和碑拓，深受其影响。此件作品笔画方正刚毅，行笔稳健，结体严谨，力道沉稳，深得颜真卿之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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