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报》姜宸英书法专题

姜宸英（1628—1700），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浙江宁波慈溪人。早年姜宸英与朱彝尊、严绳孙并称为“江南三布衣”。他年少成名，而立之年游历于江南之地，与当时江南名士相交，却因性格耿介，屡次科举不第，幸被举荐以布衣身份参与纂修《明史》；北上进京后，以“布衣才子”之身出入达官显贵之家；姜宸英70岁时被康熙钦点为“探花姜宸英”；然而，他命运多舛被冤陷顺天乡试案，憾死狱中，最终又得以昭雪。姜宸英是清初帖学书法的代表人物，与笪重光、汪士鋐、何焯并称“康熙四家”。更以古文、诗词著称士林。

禹之鼎绘《姜西溟画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赓续历史文脉，活化利用好历史文物的当代价值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报特策划“姜宸英书法”专题，遴选高清图版，约请《书法》杂志副主编杨勇、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鹏、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研究员陈斐蓉、山东艺术学院教师宋玖安4位学者围绕姜宸英的生平传奇、艺术成就以及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藏《选诗类钞》的文献价值多个维度，对姜宸英其人其事其艺撰写文章，以飨读者。（李徽）

西风吹冷长安月——姜宸英及其书法

文丨杨勇

纳兰性德在《金缕曲·慰西溟》中写道：

何事添凄咽？但由他、天公簸弄，莫教磨涅。失意每多如意少，终古几人称屈。须知道、福因才折。独卧藜床看北斗，背高城、玉笛吹成血。听谯鼓，二更彻。

丈夫未肯因人热，且乘闲、五湖料理，扁舟一叶。泪似秋霖挥不尽，洒向野田黄蝶。须不羡、承明班列，马迹车尘忙未了，任西风吹冷长安月。又萧寺，花如雪。

西溟即姜宸英，纳兰性德是他的忘年交。他们两人，一个是科场失意的“老愤青”，一个是情场受伤的“官二代”。他们在各自的失意里，互相安慰，颇有惺惺相惜的味道。

图1 上海博物馆藏姜宸英行书《元遗山论诗绝句》

姜宸英有才学，于经史子集无不精研，文名亦重当时，可惜不大会考试，所以屡试不第。其虽屡败屡战，但偏偏又太傲慢，不懂得人情世故，更不屑于曲意逢迎，所以大半辈子都过得恓恓惶惶。70岁始成进士，以殿试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两年后任顺天乡试副考官，受科场案牵连下狱。“老翁七十二，翻案待何年？”于是，姜宸英为自己撰了一副挽联：

这回算吃亏受罪，只因入了孔氏牢门，坐冷板凳，作老猢狲，只说是限期弗满，竟挨到头童齿豁，两袖俱空，书呆子何足算也！

此去却喜地欢天，必须假得孟婆村道，赏剑树花，观刀山瀑，方可称眼界别开，和这些酒鬼诗魔，一堂常聚，南面王以加之耳。

图2 朵云轩藏姜宸英行书手卷上为《节临褚遂良〈家侄帖〉》（局部），下为《节临王羲之〈兰亭序〉》（局部）

随后，姜宸英自杀了。

姜宸英，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浙江慈溪人。生于明崇祯元年（1628），卒于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明末清初书法家、史学家，中进士前即以布衣荐修明史，与朱彝尊、严绳孙并称“江南三布衣”。康熙十九年（1680）以布衣荐入明史馆任纂修官，分撰《刑法志》，记述明代近300年间诏狱、廷杖、立枷、东西厂卫之害。又从徐乾学在洞庭山修《大清一统志》。康熙三十六年（1697）中进士，其时姜宸英已70岁。能诗文，工行草，小楷尤精，在书法上，与汪士鋐、何焯、陈奕禧有“清初四大家”之誉，与笪重光、汪士鋐、何焯并称为“康熙四家”，为清代帖学的代表人物。著有《湛园未定稿》《湛园题跋》《湛园札记》《苇间诗集》《西溟文钞》《海防总论》《江防总论》等。另有《姜先生全集》33卷由后人编撰。

姜宸英书法，初学米芾、董其昌，后上溯晋唐，是清代前期帖学的重要代表书家。其书法以临摹古人为本，融合各家之长。清代梁同书《频罗庵论书》言：“苇间先生每临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

图3 故宫博物院藏姜宸英临唐太宗李世民《屏风帖》

清初书坛，仍沿袭明代帖学书风，加之康熙帝酷爱董其昌书法，文人士子学书无不以董书为圭臬。姜宸英的书法就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特别是早期作品，用笔、结字都带有很强的董其昌的影子。如上海博物馆藏姜宸英行书《元遗山论诗绝句》（图1），纵96.8厘米，横61.1厘米。从款字“丙戌立秋后一日书《元遗山论诗绝句》”可知，此作书于1646年，其时姜宸英19岁，行笔、结字明显受到董其昌的影响。

姜宸英的取法和师承也决定了他的书法风格取向。关于姜宸英的取法和师承，杨宾《大瓢偶笔》中也说：“姜西溟少时学米、董有名。”近代王潜刚在《清人书评》中说：“西溟书，初学米、董，后学晋唐人诸帖。”关于其书法风格，吴锡麒称姜宸英书法“秀挺之中，弥具古趣”；清代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称：“本朝书家，姜湛园最为娟秀。”王潜刚《清人书评》中亦曰：“西溟书能以清健胜。”娟秀、清健，是姜宸英书法最突出的风格特色。

最能代表姜宸英书法风格和水平的，当属他的行书。其行书既得董其昌之简静平和，又具米南宫之跌宕奇崛，更兼“二王”之风流萧散，从中不难窥见其法乳渊源。姜氏书法以摹古为根本，融各家之长为已用，形成了自家面目，书风清劲，优游闲静。包世臣《艺舟双楫》列其行书为“能品上”，《清稗类钞》云：“西溟素以行草擅长于康熙朝。”如朵云轩藏姜宸英行书手卷，高22厘米，长188厘米。所书内容即有节临褚遂良《家侄帖》和节临王羲之《兰亭序》（图2）。姜宸英曾自言其于书法“摹以为学”，对古代经典法帖作了大量临摹，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很多都是临摹作品，如故宫博物院藏其临唐太宗李世民《屏风帖》（图3）。

姜宸英的行书，胎息“二王”，又曾习米、董诸家，但既不是某家的影子，又不是几家的杂糅。他的行书有其独特之处：中宫紧收，重心下移，这种结字方法又不同于其他各家，这也正是其书“娟秀”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四川省博物馆藏姜宸英行书五律中堂（图4）。姜宸英行草多以露锋起笔，但露而不滑，关键在于行笔过程中的锋毫内敛，蓄住了气势。姜宸英行书中也有风格恣肆之作，如“优游·恬淡”五言联，用笔洒脱，结构上也不似其他作品那样谨严，字的重心左右摇曳，颇具绰约风致。

图4 四川省博物馆藏姜宸英行书五律中堂

姜宸英以行草见长，同时也擅长楷书，尤精于小楷。其楷书取法虞世南、欧阳询为多。清初沿袭明代风气，人们学习小楷多以流传较为广泛的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等刻帖为范本。姜宸英小楷效法锺繇、王羲之，对《灵飞经》也多有借鉴，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小楷《洛神赋》册页（图5），明显具有《灵飞经》的影子。此册每页纵24.7厘米，横28.8厘米。款字中无具体书写时间，但从书风推测，当为姜氏晚年所书。此册书法风格秀劲，颇具《灵飞经》之意，与《灵飞经》不同的是，姜书结体减少了纵势，加强了变化，力求打破《灵飞经》谨严的秩序。正如黄易跋中所评“询为楷法正宗，不可多得也”。

朵云轩藏有姜宸英小楷《论书册》（图6），高21厘米，宽26厘米。款署“丁丑九月”，可知此作书于1697年，是时姜宸英已70岁，年高手老，用笔爽利，毫无疲态。手札内容为《题宋拓〈十七帖〉》跋语，因是重录，故有数字与《湛园书论》中所载不同。此外，姜宸英小楷也不乏率意之作，如《谢君墓志铭》《赵进士诗集序》等，虽为小字，却力图在小天地中表现出大气象，字形更扁，变化时出，从中不难窥见作者经营的苦心。

图5 故宫博物院藏姜宸英小楷《洛神赋》

清代梁同书曾言：“本朝书以苇间先生为第一，先生书又以小楷为第一。”辩证来看，所谓的“本朝第一”，是针对清初的几十年来说的，如果放到整个清代来看，姜宸英的书法是不能称之为冠冕的。关于这点，近代王潜刚也看出来了，其在《清人书评》中说：“梁山舟言‘本朝书以苇间先生为第一，先生书又以小楷为第一’，此语殊不足凭。盖苇间笔下清拔，临摹晋唐力求雅驯。山舟在人情米、董之时，见其书自不觉失声赞叹耳。”而且，帖学发展到清初，已经日渐浇薄，即使像姜宸英、查士标这样的卓异之才，也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直到百余年后，阮元、康有为大力倡导碑学，才给书法带来一股清新之气。

图6 朵云轩藏有姜宸英小楷《论书册》

姜宸英的局限，虽然有他个人的因素，但更是时代的局限、历史的局限。杨宾《大瓢偶笔》谓：“西溟少时学米、董书有名，至戊辰（1688）时，姜已六十岁，方用第四指学晋人书。丁丑年（1697）听余用大拇指专工小楷，是时年已七十矣。使其少时即知笔法，力学至老，岂非丰考功后一人哉！”杨宾这段话在指出姜宸英笔法的不足的同时，也从侧面印证了姜宸英的勤勉好学。

姜宸英曾自言：“古人仿书有临有摹，临可自出新意，故其流传与自运无制；摹必生规叠矩，虽得形似，已落旧本一层矣。然临者或至流荡杂出，摹者斤斤守法，尚有典型。予于书非敢自谓成家，盖即摹以为学也，传与不传殊非意中所计。”其闲静的学书状态和数十年以摹古为根本的学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选自《中国书法报》2024年3月12日第460期5、8版

姜宸英书学的“魏晋理想”与实践

文丨宋玖安

姜宸英（1628－1700），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别署老易斋，浙江慈溪人。与朱彝尊、严绳孙并称“江南三布衣”。康熙十九年（1680），姜宸英以布衣荐入明史馆任纂修官，分撰《刑法志》。康熙三十六年（1697）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越二年，充顺天乡试副考官，因主考官舞弊，被连累下狱。姜宸英是著名古文家，又精于书法，在清初文坛、艺苑有重要地位，平生著述后人辑为《姜先生全集》。

一、崇尚魏晋“神明”

清代初期的书法在风格与理论方面尚延续晚明传统，至康熙朝推重董其昌之书，又一时蔚成风尚。晚明以来书法的粗野随即被董书因循之风所取代，二者兼有流弊。在这一大背景下，姜宸英的书学理论与实践则显得颇异于时趣，这表现为姜宸英以古文家的眼界欲于书法之势复归魏晋经典的努力。今人或将姜宸英划为清初宗董的帖学书家，其实姜氏绝非倾心于董派书风的书家，甚至对董书不无微词。

姜宸英的书学思想主要集中于《湛园题跋》中，玩味内中旨趣，颇有与其文论相通者，追求复古与取法经典是其立论的核心。姜宸英论书、论文皆推崇魏晋，并着意标举“神明”这一品藻标准。姜宸英《题乐毅论》云：

梁武帝《答陶贞白书》：“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陶上书云：“《乐毅论》愚心甚疑非真，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予观逸少《黄庭》《曹娥》《像赞》诸帖，知《乐毅论》洵为粗健不同。然自唐人相传为法书第一，盖唐时去梁已远，王之真迹益微，而唐人书法气象多而神明少，宜此帖之见重于世也。此本与予所藏宋搨《宝晋斋刻》相争在毫厘之间，亦世所罕觏者。

姜宸英临《兰亭序》

姜宸英此跋先以梁武帝与陶弘景对王书之真伪讨论为起，以为世所传王羲之《乐毅论》字势粗健别于其他作品，进而认为唐人之所以推举《乐毅论》为第一，在于《乐毅论》粗健之风更符合唐人审美。姜宸英认为唐人书法重于气象（也即形质），魏晋书法重于神明（也即精神），此是晋唐之别。姜宸英又在《临乐毅论题后》说：

近始悟运笔之妙全在心，空学中锋三十年，都无一笔是处。早间临此似有转机，然尘务关心，往往堕落旧堑。东晋诸贤书法，超绝古今者，皆由其神明独妙。

《临王书洛神赋书后》中亦言：

有以《群玉堂帖》见示者，中有此赋，较《宝晋帖》差完，且神采更生动。逐字摹之，觉神似形拘，然形似亦在运笔间消息，今书家谁当解此？

“神”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重要品评标准，又衍生出“神明”“神采”“风神”“神妙”“神逸”等词汇。书法理论中标举“神明”“神采”也由来已久，如王僧虔《笔意赞》称“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张怀瓘所谓“风神骨气者居上”等皆是“神”这一品藻标准的衍生。一般而言，“神”的出现主要针对于“形质”而来。“神”更趋近于人们的精神感悟，是一种变幻莫测、出于天机的美感，使人有不事雕琢与超脱尘俗的艺术观感。姜宸英所谓“神明”也不脱于传统的文艺品藻模式，在姜氏看来魏晋书法足具“神明”，是一种高超于唐人书法气象之上的审美韵味。

姜宸英的文论中也标举“神”字。在评论古文时曾言：“章法紧严中风神缭绕，是南丰集中极有力量文字。”“读苏氏文，人徒知其快处，不知其断续相生处，如此文是多少曲折，多少顿挫，气急取之则神情失之远矣。一字一思，可也。”由此可见，“神”是姜宸英论文与论书的奥旨所在，可见他在文艺观上的统一思想。对于古代文人书学观念的研究，应当放眼其大的文艺观，对于其人书学思想的理解亦当参合而论，方能更好地体物思想本源，不失矩度。

二、对于魏晋书法的临摹

如上文所论，姜宸英论书极意推重魏晋风尚，其学书取法与此也是一以贯之，我们从其临摹之作中也可见他的书法理想。姜宸英的临作常见有临锺繇《荐季直表》《戎路表》，临王羲之《乐毅论》《黄庭坚》《誓墓文》《十七帖》《集王圣教序》，临王献之《洛神赋》《鹅群帖》等。道光五年（1825）胡钦三摹刻姜宸英书法成《老易斋法书》4卷，其中将临摹作品收为《临“二王”杂帖》，《老易斋法书》是姜宸英书法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秦松龄在《湛园未定稿跋》中说：

姜子与予论书必取法锺、王，其临摹晋唐诸家既已入神，近复旁涉宋、元，以书至米、赵而始尽锺、王之变。于论文亦然，谓韩子文起八代之衰，而惟陈言之务去，彼所谓陈言者，词也，而所欲明者，理也。理至宋元而益明，而说始益畅。

姜宸英书《王湾次北固山下诗扇》

姜宸英处于董其昌书风大行其道的时代，姜氏并未深受羁绊而精研锺、王法度，可谓苦心孤诣。关于对魏晋书法的学习，姜宸英认为“华亭书派轻薄，模仿顿失古意”。临摹前代经典名作是书法学习的不二法门，至于如何学习也有众多观念上的分歧。姜宸英认为：“临‘二王’书，须略得晋人几分笔意。正以蕴藉为宗，若专务险劲，但论气质，便似唐人效刘义庆作《世说》语，虽词条丰蔚，终难合也。”“得笔意”与“蕴藉为宗”是姜宸英关于临摹魏晋书法的主要思想。“得笔意”则要尽量贴合原作的风神面貌，“蕴藉为宗”则要不激不厉，以稳定的笔墨步趋而学。若仅论“气质”相合，则有优孟衣冠之弊。

姜宸英在《书自作书后》更进一步阐明了临摹古人书法的方法与途径：

古人仿书有临有摹，临可自出新意，故其流传与自运无别；摹必重规叠矩，虽得形似，已落旧本一层矣。然临者或至流盪杂出，摹者斤斤守法，尚有典型。予于书非敢自谓成家，盖即摹以为学也，传与不传殊非意中所计。

姜宸英将临摹分而论之，认为临与摹不同。临书可以不囿于原作，进行自我个性的抒发，由于时代观念的变化，今人将这一方式称之为“意临”，实际是古人之“临”。摹书则要亦步亦趋地忠实于原作，做到不离法度。显然，姜宸英本人对魏晋书风的学习更倾向于“摹”，并且指明要“摹以为学”。董其昌与其“华亭书派”在临摹上更倾向于“临”，临作时有自己的发挥，看似飞扬飘洒实际与经典风格相去甚远，起不到学习的功效，在姜宸英看来这种方法“顿失古意”。

三、所得书法成就

姜宸英学习魏晋书风，所得成就主要体现在行草、小楷方面。姜宸英行草书运笔空灵，入锋似不着痕迹，每以尖笔直入。字势疏瘦中有灵秀之姿，用墨也颇为讲究，淡而有润，浓而不滞。整体格调清新古雅，得魏晋以来帖学之风韵。晚年书作又融以米、赵，其气韵更有跌宕之致。如果说姜宸英行草得晋人逸韵，其实际更倾向于王献之一派，王羲之书具“古质”而献之每发“新妍”，姜宸英的行草书风更接近于后者。这种流丽婀娜的姿态，加以学问之气的修养，使得姜宸英书法在清初书史上有一席之地。姜氏行草书运笔疾速，胡绍曾跋称：“振笔疾书，正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这种书写方式可能是姜宸英推崇魏晋“神明”的具体体现，然而行笔过速在骨气与力量感上的缺失也正是其弊端。书法风格以妍美流畅为主要格调的同时也应照顾到骨力洞达，这一点也为今人的书法学习提供了镜鉴。

姜宸英书行书扇面

姜宸英小楷书法较之其行草书所得成就更高，这在清代的评论中已成共识。梁同书评论姜宸英小楷书法曾说：“本朝书以苇间先生为第一，先生书又以小楷为第一，妙在以自己性情合昔人神理，初观之若不经意，而愈看愈不厌，亦其胸中书卷浸淫酝酿所致。”姜宸英学习魏晋小楷在忠实于原作风貌的基础上能以自己性情契合之，可谓善学。又有学问之气的涵养，其小楷显得不落于俗套，尽得清新雅致的古典气质。《清史列传》称姜宸英“书法锺、王，入神品”。《昭代尺牍小传》则谓：“书入晋人之室，长于摹古，小楷尤工，称重一代。”全祖望亦云：“书法尤入神，直追唐以前风格。”众家评论都对姜宸英小楷宗法魏晋进行了肯定，姜宸英对于魏晋书风孜孜以求的审美向往转化为笔下的隽永气息，是其书学思想到实践一致的体现。

四、结语

清代初期书法整体格调粗犷少雅驯，进入康熙朝后又复靡柔成风。姜宸英所处正在这一时期，时代的变革也使书风为之一变，如果说姜宸英的书法超越于时代之上也未尽然，个人在时代的洪流中不随波趋势已难能可贵，正如孙过庭所谓“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之理。姜宸英的底色是文学家、学者，文史上的追求必也影响他的艺术观念，《湛园题跋》在论艺之时多有考史之语，足见他的学术修养。姜宸英在清初古文上的成就比之于他的书法地位更高，学术修养的深厚滋润了他的艺术见地。在满朝尽被董书所笼罩的时代，姜宸英对魏晋书法经典的向往更体现了他艺术眼光之卓越。

姜宸英《临王献之帖》

选自《中国书法报》2024年3月12日第460期6版

姜宸英“小楷第一”说

文丨陈斐蓉

在后世品评姜宸英书法中，梁同书的“国朝第一”显得非常突出，尤其声称姜氏小楷是“第一”中的“第一”。今天存世的姜宸英书法，经常会见到梁氏观跋。可以想见，梁氏生前之于姜作见无不跋，也因此成为圈中公认的姜宸英手迹的鉴定权威。梁同书晚于姜宸英近百年，可称“隔代知音”。作为乾隆十七年（1752）的特赐进士，其父是正一品的大学士梁诗正，其本身又与刘墉、王文治、翁方纲并称乾隆朝书法“四大家”，因此，鉴赏力和影响力非比一般。他之于姜氏小楷的高度评价可从以下三方面来探讨。

· 姜宸英小楷之喜好

科举时代的文士无人不小楷，然而，小楷点画短小易拘窘，想要写得纡余跌宕，实非不易。因此，相较于行书与草书，以小楷名世的书法家并不多。尤其在康熙年间，在董其昌流美飘逸的行书风靡朝野之际，谁还会孜孜不倦于小楷？然而，姜宸英却对小楷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寝食俱废”地苦志临摹让身边的友人也为之动容。目前所知的小楷书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摹为学”之作。

姜宸英手书《选诗类钞》正文（部分）

临摹之外，姜宸英最喜以小楷抄录诗文，100多开的《选诗类钞》巨册即是典型。此外，今天所知还有《欧曾苏三家文》手稿本；梁同书曾见的《后汉书》列传册；清末民国初邓宝曾得的《苇间诗稿》手写本；以及冯君木（1873—1931）所见的《文稿》手写本，冯氏称其书法与《选诗类钞》如出一手，“悬腕疾书，若不矜意，疏密合度，古拙可爱”。大量的实践使姜宸英拥有了不凡的小楷书写能力，然而，他于古稀之年还在探索小楷书写的运指使腕之法，这种专注与投入，绝可称“清代第一人”。

书写之余，则有收藏；收藏之余，更有品论，小楷在姜宸英的书法和书论中占有相当的份量。《湛园题跋》涉及书法资料51条，其中15条专门针对小楷而发。历代小楷名帖中的文字、内容、历史、鉴藏、人物故事等，姜宸英无不有考证。比如对《洛神赋》的定名旧说和锺繇小楷“四表”的人物历史，姜氏洋洋长篇考论之，可以看出姜宸英不轻易盲从旧说，正如他欲跳脱书法时流一般。

纵观有清一代的小楷，姜宸英的书写用笔劲拔，骨力俊逸，其临古与书写功深确非寻常书家可比，尤其不拘法度的撇捺，流露出直率放达的性情。这种性情的展露和审美追求，显然深契梁同书之心，梁氏说：“蝇头细楷不难于工整而难于游行自在，笔若屈铁。”他不止一次表达对姜宸英书法能以性情合古人神理的欣赏，甚至当有人指责姜氏小楷“痛快多而沉着少”时，梁同书也极力回护。梁氏曾收藏有一件姜氏进呈御览的金笺小楷册，他说换作他人，进呈之作定会写得小心翼翼，但是，姜氏的字里行间全无一点矜持拘谨之态，这种洒脱与自信让梁氏折服，感叹“足见前辈意度，政是不凡”。

姜宸英手书《选诗类钞》正文（部分）

· 梁同书与姜宸英的契合

梁同书生前最喜品论书法，其中书家背后的学识与修养他是极注重的。例如他指出罗牧（1622—1705）《黄庭经》“未免甜俗无书卷气，看来其胸中无所酝酿，不过一作画题诗人耳，向亦未闻有著作。”他的表弟曾请教书法，他告之：“学书无他道，在静坐以收其心，读书以养其气，明窗净几以和其神，遇古人碑板墨迹，辄心领而神契之，落笔自有会悟。”强调功夫在书外的观念一览无遗。

姜宸英小楷能得梁氏之心，除小楷本身造诣外，其人其识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姜宸英以学问渊博闻名于清初，书法、古文、诗歌、经史无不有涉，并且受到康熙皇帝的特别关注与欣赏。以布衣身份入翰林院修《明史》以及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纂，足以证明他所具备的突出的史学与才能。他在经学上追求经世之用，部分观点还被阮元编入《皇清经解》。全祖望以“吾鄞文雄”称之，将他与宋元时宁波杰出的人物如楼郁、袁桷相提并论。

因此，当梁同书直言姜氏小楷“愈看愈不厌，亦其胸中书卷浸淫酝酿所致”，以及面对率意抄写的文稿时说“无求工而自工，盖书味在笔墨之外也，愈看愈不厌”，感叹“本朝大书家，徴先生其谁与归”！这种揄扬的背后实是对姜宸英精深学识的敬意。他是如此熟悉姜氏笔墨中流露出的书卷气，以至于当有人质疑一件极为率意的姜氏小楷为伪作时，梁同书坚定地说：“非也，其一种卷轴之气固不可掩耳！”

姜宸英临《贺捷表》同字对比

除“书味在笔墨之外”，梁同书之于书法的临摹观与姜宸英亦有契合。神明是姜宸英书法的追求，体现在临摹中即不拘于形，写出自己的新意和风神。在梁同书的书论中，经常可见关于临摹的论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下这段话：

（临摹）不须描头画角，较短论长，求中郎之似，邻儿童之见也……宋不如唐，唐不如晋，古人且然，又况今人乎，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今人只写得自家手腕熟而于高远有小分印合处，若一味临摹，如俗工写真，耳目口鼻尺寸不失，生气尽而神气去矣。仆尝谓帖宜置几案，以自表发，不宜刻画以自缚者，此也犹之汗牛充栋之书，不禁人看不必皆背诵也，能背诵亦书厨之续耳，何益之。

可见，描头画角，一味承袭古人面目终是俗手。梁氏的临摹观似有受到姜宸英的启发，这可从《临魏晋人各种书》后梁氏的题跋中得见：

予反复观湛园先生此册，微觉有会。今人临摹古帖率皆相其大小，长短，肥瘦而一一描画之，如小儿仿本，习之久未必无虎贲之似，然神气去而万里矣。先生之于《阁帖》不然，只就逐行逐字熟其绾结缨带之法，然后行以己意，或对临、或背临，全于神理间取之，故初看若不经意者，愈看愈不厌耳……予谓天真烂漫是吾师，惟真故朴，惟朴故厚，吾故于先生纸上意趣之妙，见胸中酝酿之深，而益以想见先生性情之真也，临之难勾摹而得其意，当亦不易。

梁同书看到了姜宸英临摹和不经意的书写背后，正是古人的神气和神理，它们归源于书家的学识之深和性情之真，也即书法最核心的精神——“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姜宸英的洒落风神无疑成为梁同书心目中的典范。

姜宸英所临天津博物馆所藏宋拓本《黄庭经》与原作对比

· 帖学衰微下的回应

清代是一个碑学日渐崛起的时代，遒健雄浑、峻峭方整逐渐成为书法审美的主流。康熙年间是碑学的滥觞期，到乾嘉时碑学大盛，访碑、考证、拓制、摹刻成为士大夫官员们的一场古欢盛事。虽然，先后有康熙、乾隆对以董其昌、赵孟頫书法为代表的传统帖学的推崇，但是学书来源的单一与陈陈因袭所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毫无生气可言的“乌方光”馆阁体即是明证。传统帖学在新兴的碑学面前，如“强驽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

帖学式微与书学不古的现实让姜宸英深感担忧，他多次发表言论表示不满：“今人作书与诗类，不好古，其目力所到，至宋人止耳。”“尝叹绝代画手有绝胜前代者，唯书法每降愈下，可谓一慨。”“华亭书派，轻薄模仿，顿失古意。”“今人眼界浅狭，书格所以日下也。”在董、赵风弥之际，他宣称“吾意只锺、王”的背后自有深意。他请严绳孙作书，指明要小楷，原因是“与时别”。

不仅书法，在诗歌与古文创作领域，姜宸英亦强调要从古中来，正如他在《选诗类钞》中所说：“求工于唐人之诗者，必务知其所本。”他重视古文字学，推崇与欣赏程邃以三代文字为尚的篆印等，都是这种复古、源古思想的体现。书学观与文学观、学术观的通互影响，于此亦可见一斑。

姜宸英行书 “优游·恬淡”五言联

书法源古是帖学的传统观念，它势必会引起梁同书的共鸣，因为梁同书也是一位深根传统者。在碑学大兴之际，他的书论中很少有深入探讨碑刻书法的，相反，却时时表露出对魏晋书法的钦慕，时常感叹古人已不可及。他赞赏祝允明书品是有明一代之冠，原因是只有祝氏能追晋人之法。反观姜宸英，他的书论和题跋文字中，也极少涉及碑学内容，在存世的书作中篆书和隶书似未有见。姜氏曾言：“余酷爱汉隶，但不能学。”前半句表明身处碑帖转捩之时，他有感知并有投身其中的愿望。因为他身边的一众友人如王时敏、朱彝尊、万经之于隶书的浓厚兴趣，陈奕禧之于碑版收藏的热衷，势必会对他产生影响。然而，“但不能学”才是他要表达的重点，也即维护书学正统，使书法典范不堕的理想阻止了他，因为“以锺、张为侯，以‘二王’为的，以六朝诸贤及虞、褚、欧、陆为矢，剡而羽之，括而镞之”的书法理想，姜宸英早已实践并深入骨髓。

比较姜、梁俩人，我们相信，他们虽相隔百年，但是在书法上却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境——碑学日渐兴盛，帖学无可挽回地走向式微。如何维护以《阁帖》为中心的书学经典权威，姜宸英的认知、态度与身体力行无疑使梁同书引之为同调与榜样。因此，当梁氏一而再，再而三地褒赞姜宸英，并着重点拈出不被时人关注的小楷时，它们是不是真的“国朝第一”已然不重要。“振聋发聩”以引发对传统书学的关切，或许是梁同书选择姜宸英背后真正的用意。

选自《中国书法报》2024年3月12日第460期6版

姜宸英《选诗类钞》与魏晋六朝文脉关系散议

文丨张鹏

姜宸英对魏晋六朝文脉的承嗣是发乎心灵本体的，由内而外，由心而形。在“不遇久之”的遭际中，姜宸英的《选诗类钞》恰是这一魏晋情结的坦然外化。展读这一册页，显而易见的是，作者一方面在书法上极力推崇魏晋书风，有言曰“汉建平、元和间碑版乃锺、王所出，学者顾求之开元以还，是并不知锺、王发源处，俱未得为书家正宗”，可见其以魏晋书学为正宗的主旨观念。同时通过选录魏晋六朝经典诗作，以评点的方式表达对这一时期人情事理的认同与亲近，寄予源于心府的魏晋情怀。姜宸英《选诗类钞》编纂于康熙十二年（1673），其自序中便点明“余又欲稍葺自梁天监以后，合陈、隋、北朝作者，拾其遗事，共为一集，博采诸家之论诗者以附焉，而未暇也，因识其意于卷端”，其上更有以朱墨两色的肯綮评点，从文学心灵史加以观照，其间彰显的魏晋情怀可铨列如下几端。

姜宸英《选诗类钞》蔡元培题跋（两图拼接）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藏

一、对魏晋士人自由精神的憧憬与赞颂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不论是阮籍醉酒后“礼岂为我辈设也”的呐喊，还是张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的肆言，或是刘伶“以天地为房屋、以屋室为衣裈”的狂语，都显示出魏晋时代士人由“贵无”思想引申而来的对适性自由的探寻和向往。魏晋玄学“贵无论”的理论奠基人之一王弼在对老子《道德经》批注时曾言：“无之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残。用之于心，则虎兕无所投其爪角，兵戈无所容其锋刃，何危殆之有乎。”他强调了“无”是突破万物之局限，进而达到在内在精神上超越有限、探寻无限，以人为本体的对自由的追寻，这正与姜宸英傲岸不羁、任真自由的精神遥相呼应。姜宸英在《祭容若侍中文》中写道：“我常箕踞，对客欠伸，君不予傲，知我任真；我时嫚骂，无问强弱，君不予狂，知予嫉恶。激昂论事，言瞪舌挢，君为抵掌，助之叫号。”从中可见姜宸英性情中与魏晋士人相似的疏狂肆性，以及对自由真性的向往。以此观之，姜宸英《选诗类钞》流露出对此般士人精神的肯定。《选诗类钞》收录了西晋张翰《杂诗》“暮春和气应”一诗。该诗写暮春之景，面对欣欣向荣的“青条”与“黄华”，诗人却叹其“难久耽”，并生出归隐之意。尽管“欢乐不照颜，惨怆发讴吟”传递出悲观失望的意绪，但“荣与壮俱去，贱与老相寻”却透露出愿意割舍荣华与壮志的清醒和洒脱。对于此诗，姜宸英以朱笔写下旁批：“暮春而动，倦老之感，思归之兴不待秋风矣。当时如季鹰心胸者实少。”批语中提到的“不待秋风”是引自《世说新语》之典故。《世说新语》“识鉴”第十则记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这则典故多为后世文人引用。姜宸英发掘出《杂诗》中蕴含的魏晋士人适性自由的精神向度，并由此联想到张翰“秋风鲈脍”的典故，在评点中表达了对张翰率意洒脱、见机而退的处世态度的倾慕。另收录有西晋孙楚所作《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这是一首典型的魏晋送别诗，阐发了孙楚与友人作别时既伤怀又豁达的情感，其中“三命皆有极，咄嗟安可保。天地为我垆，万物一何小”之语，将宇宙万物之恒阔与人生之渺茫进行对比，凸显出人世的际遇无常，乃如沧海一粟，在如此宏大的天地之间，离别的伤情也仿若被冲淡，转而成为一种豁达、肆性的感怀。姜宸英在旁以朱笔题下批注“起故名句，后仍是东晋习气”，其中所谓“东晋习气”，正是指这种于精神世界中寻求超脱而舒缓现世之伤情，跳出有限有形而构筑自我理想的情感，充分体现出姜氏所向往的魏晋士人的自由精神。

姜宸英手书《选诗类钞》未刊稿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藏

姜宸英手书《选诗类钞》未刊稿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藏

二、对自然山川之美的钦迟与怡悦

魏晋以前，儒家将山水视为道德的象征，《论语》中的“雍也”“为政”两篇皆以礼教标准审视自然山水，试图从中发掘与人的道德精神相象征、比拟的客观存在。而至晋宋老庄登场，方以人在自然山川中获得的慰藉与精神欢愉来发现自然的美。如《世说新语·言语》中记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群鱼，自来亲人。’”可感受魏晋士人与自然之相亲，对山水之美的怡悦。如果说魏晋士人发现了山水的美，那么其后的南朝士人则有意识地将对山水之美的体悟写进诗中，最终使得诗坛上“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选诗类钞》中收录了部分山水诗，在这些诗作中，编选者姜宸英尤对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的诗作表达出高度赞许。这种嘉赏既是对五言诗艺术本位的褒扬，也是对诗中呈现的自然山水蕴藉的怡悦。姜宸英对所收谢灵运的诗多有评点之语，虽少有大段评点，但字字珠玑，透露出其对谢灵运山水诗之开创之功及其心灵内蕴的认同。如评《登池上楼》云：“下数句皆本‘暂窥临’意，‘池塘’佳句处亦在此。”评点《会吟行》曰：“此种竟摹平原，故予谓其诗得之大陆者尤多。”评《游南亭》则云：“独吟孤咏，方知其寄兴所在。后数句写情，尤清绝。”另如评点《游赤石进帆海》一诗：“此所谓美”“此所谓芙蓉出水，天然秀丽。”无论是谢灵运笔下的永嘉池上楼，还是用以寄兴南亭、以“美”称之的赤石，都获得了姜宸英的款款嘉美。此外，姜宸英还对谢灵运诗歌“特妙”根由进行了深度分析，认为其因在于“幽而能艳，细而能老。知其艳则得练句之法，知其老则得审局之法”。

姜宸英手书《选诗类钞》未刊稿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藏

此外，亦有收录谢脁《之宣城出新浦向板桥》并评点“有画意”；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并在其中“春江壮风涛，兰野茂荑英”一句旁批注“写京口境象如见”。姜氏在评点中表现的对山水之美的体悟与怡悦，实际上是承续魏晋而来的这一亲山慕水的文化情结。文献记载如东晋孙统性好山水，在鄞县任职时“纵意游肆，名阜胜川，靡不历览”；简文帝入华林园，相信会心之处不一定在远方，觉得林间鸟兽自然亲人；顾长康称誉会稽山水之美，赞美会稽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有草木蒙笼、云兴霞蔚。诗文作品如曹操《观沧海》、孙绰《游天台山赋序》，再到南北朝时期以谢灵运、谢朓等人为代表的山水诗派。这种山水意识经过南北朝的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传载千年的山水情怀。尽管《选诗类钞》是姜宸英的选诗，虽非其原作，但在他对山水诗的朱墨批点中，却可以见作者对魏晋山水情怀的钦慕和嗣扬。

三、对六朝士人深情的关怀与追认

魏晋时代是中国文艺史中一座“情”的奇峰，正如宗白华所说，“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在强调对人作为主体的关注之下，以自我的情感意识去观照世间万物造就了魏晋士人丰富充盈的情感体验，也造就了对自然、人事乃至万物“一往情深”的抒发。如《世说新语·言语》中记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桓温将对时光流逝的哀叹及人在宇宙四时中之微茫的感慨之情抒发至极；又有西晋陆机在《文赋》中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将吟咏性情视为文艺创作的基本特质；南梁刘勰所谓“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进一步突出了对个人意识和情感的强调，一并构建出魏晋文艺的深情场域。与之相似的是，晚明社会也总体处于一种尚情的风潮之中，正如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所言“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前文所述的怡情山水，是魏晋士人将“深情”投寄于自然风物的表现，但更重要的表现则是将这种深切的情感宣寄于人。亲子之情如阮籍丧母后呕血骨立，朋辈之情如曹丕在王粲墓前邀诸友齐作驴鸣，夫妻之情则有荀奉倩以身体为其妇降温，《世说新语》里记载了若干这种“一往情深”的故事。魏晋六朝士人的深情也被后世继承，如在文学作品中以挽诗的体裁体现出来。姜宸英《选诗类钞》收录了魏晋六朝诗人的一些挽诗作品，如陶渊明《挽歌诗》、任昉《出郡传舍哭范仆射》等，并以评点的形式对部分诗中的“深情”进行了复原与追认。陶渊明的《挽歌诗》共三首，是陶渊明的自挽组诗，有绝笔之意，诗人在惨恻悲凉的氛围中展现了亲人之间的深情，也直言面对生死的达观。对此三首，《文选》只收录了“芳草何茫茫”一首，也被姜宸英录入《选诗类钞》中。姜宸英对该诗的评点仅八字：“叠字一句，声调凄怆。”该评点是针对陶诗首句“芳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而发。陶渊明用“茫茫”“萧萧”两组叠词形容自己下葬时的情状，渲染出凄怆意境。该诗被后世公认为是这组诗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首，姜宸英未对全诗作具体赏析，但却独具慧眼地肯定了首句铺垫出的“凄怆”“声调”。诗人传递的对生命流逝的情意、亲人之间的不舍深情，透过诗篇，穿越千载被姜氏接受并默默体认。另有收录潘岳所作《悼亡诗三首》。潘岳是开创悼亡诗题材先河的西晋文学家，姜宸英所录的《悼亡诗三首》正是其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名篇之一。该组诗为悼念亡妻杨氏所创作，用情至深。诗中多次取用如“皎皎”“凛凛”的叠字与“泣涕”“岁寒”“悲风”等带有悲凉情感的语汇相互配合渲染出诗人的伤情。其中“帏屏无鬓髴，翰墨有余迹”一句刻画出其与亡妻天人永隔之景，屏风和帐帏之上再不可能出现妻子的身影，空余生前遗墨，更添哀情。姜宸英在此《悼亡诗三首》后以朱笔批注曰“第一章勉其孝养，次欲其爱，次欲其敬”，通过依次递进的逻辑，将虽分为3首却依托情感一线贯穿的组诗串联起来。从姜氏评点中可以看出，他不仅被潘岳的哀情所深深动容，亦能通过其诗文层次清晰的递进结构，从先后次第中剖析作者对亡妻愈来愈浓的情感，言辞与情愫双重递进，主客两忘。

冯幵书《选诗类钞序》

四、对人物品藻的的痴情回望

人物品藻，即指汉末魏晋肇兴的对人物才华、品行、道德、气质、风概等进行的评判与鉴识，有良莠高下之分，为彼时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魏晋是一个极为关注“人”的时期，要对“人”进行全面且丰富的发掘，因此尤重人物品藻，并将这一品评标准由政治实用型渐趋发展为更具形而上意味的哲学型和审美型，从而也就形成了在文人心灵史和美学史上独步古今的“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德行、言语、雅量、识鉴、品藻等多个门类都涉及到人物品藻的内容，我们从中可以仰望“与共饮啖，清言而已”的嵇康；在鸿门宴中镇定自若“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的谢安；“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殷候，等等，他们共同构建出魏晋时期重视才情，超越功利的放达以及立足于人之本真的多样人物品藻。姜宸英的《选诗类钞》中，同样有许多对于魏晋人物品藻的回望。如其所录陶渊明《咏贫士》，作者以不见余晖的孤云和寥落离群的孤鸟比喻归隐后贫窘的自己，但纵使为远飘无依的“孤云”与忍饥罹寒的“孤鸟”，他仍不改初衷的“量力守故辙”，更叹“知音不存，唏嘘感怀”。姜氏在上方以朱笔批注曰“语有深感”，阐发自己与固穷安贫、初衷不易的陶靖节之间深笃的共鸣。据史料可知，姜宸英虽学思宏富，于诗文用力甚勤，但其一生辗转科考，进士及第时已年届七旬。思其一生，正有诸多“量力守故辙”，不改初衷的坚守，因此可以穿越千载感知到陶渊明身上坚守本心等的美德懿行，这正是与人物品藻相关的品格内生力。另有其收录沈约所作《游沈道士馆》，诗风清劲爽利，通过“欢娱人事尽，情性犹未充”“宁为心好道，直由意无穷”等句，以借古鉴今的方式将暗讽梁武帝沉溺佛教之心迹表露。姜宸英在此诗旁愤然批注曰“贩国之贼，年已八十而犹思仙以度颓龄，老而无厌，独不思东昏之余怨耶”？以强烈的情感与凛戾的措辞表达出对如梁武帝一般行为处事之风的憎恨之情，从中亦可见得姜宸英对贪欢无道、思仙误国行径的不齿，这也映射出他内心金刚怒目的一面，与嵇康、陶潜等魏晋士人血脉相连。

质言之，姜宸英其人其诗文，及其编录《选诗类钞》这一诗学实践，在思想史及心灵史层面，与魏晋六朝文脉遥相通贯，此中因缘，根植于其个性、精神及文化理想，但同时亦是明清之际宏观士风中的熠熠一端。这印证了中华文明史上魏晋六朝文脉的恒久生命力，也在一定程度增益了姜氏《选诗类钞》的历史价值与精神蕴藉。（文章有删节）

选自《中国书法报》2024年3月12日第460期7版

姜宸英《选诗类钞》选登

1673年至1674年，姜宸英将南朝《昭明文选》按照作者生平以及作品的主旨有序归纳，悉心书写整理，成书《选诗类钞》，但并未刊刻。全书正文由墨色小楷抄录，批注则多用朱笔行书，后人评价“朱墨夹注，灿然盈目”。

姜宸英去世后，《选诗类钞》未刊稿散佚近两百年，后经宁波城西董氏、姜氏同乡后学冯幵，以及鄞县著名学者童第德等递藏。题跋者包括蔡元培、马一浮、章太炎、况周颐、钱罕等30余位文人名士。1969年，童第德辞世，《选诗类钞》未刊稿再次不知所踪。

2000年，天一阁博物院骆兆平在整理馆藏时发现了《选诗类钞》未刊稿19纸的名人题跋，却不见正文。2022年夏，《选诗类钞》未刊稿亮相北京艺术品拍卖会，7月23日晚，经过50余轮的激烈竞价，姜宸英著《选诗类钞》未刊稿被华茂竞得，重归故里，入藏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

文物的聚散离合有其偶然性。《选诗类钞》未刊稿的归甬与合璧展出，与宁波文化人对乡邦文献的长期关注和自觉呵护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密不可分。为引发公众对宁波历史文化传承的关注，并进一步研究挖掘当地历史人文脉络，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2023年9月，“梦归水乡——姜宸英《选诗类钞》研究展”在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开幕，分“如湛园者当不泯”“诗文倾折海内士”“翰林识鉴洞古今”三个单元，展现《选诗类钞》未刊稿近三个半世纪的传奇珍藏之旅。（李徽）

选自《中国书法报》2024年3月12日第460期7版

附：姜宸英《湛园书论》选

近始悟运笔之妙全在心，空学中锋三十年，都无一笔是处。早间临此似有转机，然尘务关心，往往堕落旧堑。东晋诸贤书法，超绝古今者，皆由其神明独妙。（《临〈乐毅论〉题后》）

昔人论学书者，必得古人真迹一二段临摹，方能入妙，端有此理。今人眼界浅狭，书格所以日下也。闻张子汉瞻为人乞文，以润笔得之。予俑书至老，墨刓颖秃，无从购此一字。以此知文章声价，去君远矣。（《〈董临澄清堂帖〉跋》）

寒威稍霁，纸窗西照，执笔欣然。得《阁帖》仅临晋、魏间书数种，爱其遒秀，发于淳古也。不及锺傅“二王”者，亦犹唐人选诗之不录杜工部也。（《临帖后书》）

真出于隶，锺太傅真书妙绝古今，以其全体分隶。右军父子摹仿元常，所以楷法尤妙。欲学锺、王之楷，而不解分隶，是谓失其原本。（《题〈郑谷口摹古碑〉》）

有以《群玉堂帖》见示者，中有此赋，较《宝晋帖》差完，且神采更生动。逐字摹之，觉神似形拘，然形似亦在运笔间消息，今书家谁当解此？能知吾合处，方能指点吾病处。（《临王书〈洛神赋〉题后》）

古人行书，有真行，此所书《官奴帖》与《兰亭叙》皆真行也，通体真书，少作牵曳而已。《雨冷》《膺觜》二帖，行草也。真书中间以草字，虽则是草，不可纵笔，故晋、魏人多用章草入行。后来率意作书，古法遂不可复见。（《临王帖题后》）

唐张怀瓘论草势云：草之体势也，一些笔而成，惟王子敬明其深诣，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逸少草书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又云逸少草书有女郎才，无丈夫气。子敬草逸气盖世，千古独立，家尊才可为其弟子耳。怀瓘以一笔成书连牵不断为草书之精，非知书者也。所谓草书者，草其真也。草书在乎点画拖曳之间，若断若续，而锋棱宛然，真意不失，此为至精至妙。唐文皇集右军书，取其尤者，为《十七帖》。其《晋书》御制《羲之传赞》曰：“烟霏雾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盘，势如斜而反直。”知此者，可以得其集此帖之意矣。（《题宋拓〈十七帖〉》）

临“二王”书，须略得晋人几分笔意。正以蕴藉为宗，若专务险劲，但论气质，便似唐人效刘义庆作《世说语》，虽词条丰蔚，终难合也。（《临〈圣教序〉跋后》）

窗外微霰，毫间冻涩，势不得聘，特于体制无失耳。逸少《兰亭》是其最得意书，亦必于天朗气清时得之也。（《为人临〈卫夫人书帖〉》）

以拙手用退笔书，处处着碍，视前人所作，如蒹葭之倚玉矣。光武云：见卿使人惭。此书长存，予惭不止也。（《题严荪友〈留别和韵诗〉后》）

官奴，子敬小字，刘梦得酬柳子厚诗“还思写论付官奴”，谓子敬也。注柳诗者，谓是逸少女名，误矣！彼不知玉润是官奴女名也，逸少尚有“官奴归旧复委顿忧之深”一帖，可见逸少七男一女，极子孙之盛，而一女疾病，至于忧之焦也。引罪自责，其兹祥乐易可见。他日又云：“得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宜其誓墓于未衰之年，不能以此而易彼也。（《书〈官奴小女玉润帖〉后》）

徐子道积曰：“君规摹魏、晋人书，偶一为此，终不脱向来本色。”答曰：“惟有向本来色，所以貌得宋、元人书。譬如今诗家，目不识《古诗十九首》，苏、李赠答为何物，而哆哆苏、陆，到底是两家门外客也。”（《自跋临米赵书》）

孔琳之字彦林，草行师于“小王”，时称“杨真孔草”。王僧虔曰：“琳之书天然绝逸，极有笔力规矩。”《阁帖》仅得此数行，人少习者，以其语非吉祥。然梁制，彼此吊答，中方感思，乖错者，州望须剌大中正，处入清议，终身不得仕。其重如此，故武帝尝与儒臣讲丧礼，而子弟亦家习之，有以善讲丧礼得举者。大抵六朝风气似此。后世忌讳繁多，而人情益通脱，反以晋、宋人为放诞，何也？戊寅九月廿三清晨，临帖随笔记之。（《题孔琳之书后》）

“定武本”为欧书，为之褚登善所临，特为端楷。近惟东阳何氏所藏石刻为得其真，然拓久漫漶，予特以意摹之，大抵去古愈远，则失真益甚。古人作书俱有口诀面授，今既不可得矣，但审知用笔之法，临书时自于手腕间消息，庶乎古人不远耳！（《跋自书〈兰亭序〉》）

选自《中国书法报》2024年3月12日第460期5、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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