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会祥 | 书家的举止风度

孟会祥，别署竹堂，1965年生，河南省襄城县人。现为中国书协书法评论与文化传播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书协副主席，《书法导报》副总编辑。曾参加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书学讨论会等。著有“竹堂文丛”15种（海燕出版社）：《笔法琐谈》《竹堂笔记》《书法直言》《襄城》《曾经》《读白蕉》《二王名帖札记》《〈书谱〉译注》《竹堂闲话》《竹堂诗词》《〈书概〉衍义》《读三大行书》《书法入门十八帖》《竹堂笔记续辑》《竹堂余事》等。

 书家的举止风度 孟会祥 

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折射出修养，流露出格调，称为风度。按说，写字只看写出的效果，怎样写，伴随什么样的动作、语言，都无关紧要。正如吃鸡蛋，不必关心下蛋的鸡。然而，如果倒回来看，好端端一个人，为什么要练字，为什么要把字写好？可能很大程度上，写字是为了修身，修身则表现于举止风度。鸡生蛋蛋生鸡，就成了循环。早年，我曾请教一位老师，刻印时能否把全程录下来，供大家学习（那时还没有小视频）。老师苦笑道：也不是不可以，但录出来的，只能是常规常法，有些手段，并不宜于展示。比如，吹去印面石屑，有时候弄得灰头土脸；敲击残破的时候，也颇有点不登大雅；有时候为了让印面“老气”，直接在破鞋底子上磨擦，凡此种种，都有碍观瞻，录电视片，就不宜有这样的镜头，并不是“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李刚田老师的散文《任七》曾描述，任七参与室外活动，对客挥毫，因为天气寒冷，一滴清水鼻涕滴到了纸上，他不慌不忙，用墨把鼻涕晕染开来，融进了画面，口里还念念有词“墨分五彩，墨分五彩”。大抵，任七先生也不愿有这样的举止风度，尽管他笔下的兰花确实潇洒倜傥。小时候，听大人讲吴道子的故事。说有人持佳纸找吴道子作画，到了禹州鸿畅的山底吴村，见吴道子正在坑里挖淤泥。客人说明来意，吴道子欣然同意，说：“把纸摊开。”客摊纸于地，吴道子上得岸来，二话不说，伸出左脚在纸上蹬出一道粗泥印子，随即换右脚蹬出。客人见状，又惊又怒，急忙抱住吴道子的腿说：“不画就不画，咋这样儿糟践俺的纸！”说话间右脚蹬出了一半，吴道子只好收脚，笑而不语。客人悻悻然持纸而去。到了晚上，忽然满室光亮，原来吴道子画的是蜡烛，左脚所画，彻夜通明，而右脚所画，到半夜则戛然熄灭。客人很是后悔，没让吴道子这一脚蹬到底。小时候听到这故事，我深信不已，而且对艺术家产生了无尽的向往。后来想想，以吴的身份，是不可能有这样粗豪举止的。我们乡下人，没吃过大盘荆芥，想象力在受限之后，报复性畸形发达。我们想象曹操对关羽说：“在许都我待你哪点儿不好，顿顿饭包饺子又炸油条，你曹大嫂亲自下厨烧锅燎灶，大冷天只忙得热汗不消。白面馍夹腊肉你吃腻了，又给你蒸一锅马齿菜包。”想象包拯见宋王：“臣包老爷见驾。”王说：“黑啦，叫你陈州放粮，你去是不去？”包答：“闲着也是闲着，只要管臣盘缠，怎着不去？”这也说明，举止风度，是有层级的，这种层级，当然与其人生活相关。《书谱》里有一段话：“代传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且右军位重才高，调清词雅，声尘未泯，翰椟仍存。观夫致一书，陈一事，造次之际，稽古斯在。岂有贻谋令嗣，道叶义方，章则顿亏，一至于此。”孙过庭认为，《笔势论》是伪作，托名王羲之而已，但他没有作详细考证，只是认为文章道理不通，辞彩欠缺，王羲之的语言水准不会那样低，也不会做这样的猥琐事。从举止风度上，便可下结论。《裴将军诗》，所谓破体，我看扭捏卖弄，详其旨趣，殊非鲁公。我也没有证据，反正就这么认为了。写字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没有视频的时代，只能靠“想见其挥运之时”。蔡邕《笔论》所说，大概是最早也最正统的描述。“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而“任情恣性”与“如对至尊”，想来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自由的、轻松的、自然的，后者是矜持的、紧张的、庄重的。书写可以是任情恣性式的乐事，也可以是如对至尊式的敬事；可以是尺牍书疏的疏妙妍放，也可以是碑版题署的拘谨拙陋。二者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犹如“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使转纵横”。不常规的、不正统的情况有没有，应该也有。如《新唐书·艺文传》中说：“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宋祁、欧阳修辈，当然没有亲眼见过张旭写字，以头濡墨具体怎么操作，也没有说清楚。李颀《赠张旭》中有“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的句子。不戴帽子，坐在榻上，发出声音，现在看来，似乎也不太出格。诗家语不能太当真，但“三五声”“素壁”这样的关键词，被后人利用起来了，如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襟气。长幼集，贤豪至，枕糟藉麹犹半醉。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就一般书写经验来说，题壁书写，应该是慢于纸上书写的。草书，特别是狂草，书写速度快点，书写时怪诞狂放点，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世传张旭、怀素草书，又无不法度精严，即便真是在“绝叫”中完成的，也说明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放弃理智。徐渭有精神疾病，草书风格也狂放，但即便其狂放的作品，仍然法度具在，是有节制的，感性与理性是达到某种平衡的。徐渭不可能一边砸自己的睾丸一边写字，梵高不可能一边割自己的耳朵一边画画。传媒发达以来，通过屏幕，我们看到许多名家大师的挥毫状态。比如，齐白石作画的视频，显得气定神闲，大写意中笔不妄下，“一挥”之前，的确胸有成竹。溥心畲善于转笔，符合帖学的晋唐古法，也可能是电影的原因，书写迅捷异常。林散之挥毫，执笔直而行笔涩，坐姿写大字，气魄不减，功力深厚。启功以精严为主，结构稳而气息纯，为了完美，也偶有补笔。沙孟海一味霸悍，振迅天真，有刷字的意思，可能是大行不顾细谨，所以补笔多了些。萧娴则虎虎有生气，笔酣墨饱，入木三分。魏启后写字十分轻松，指挥如意，深得汉简意味。多年来，亲眼所见的当代名家挥毫，也是各有千秋。俗话说：“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总体来说，不论何种法门，整体举止是进入角色的，并不出“任情恣性”与“如对至尊”的加减乘除。严格地说，书法不是表演艺术，写字的过程也并不需要观赏，一旦有意表演，多多少少，总会有点变味。然而，近年来，书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概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书法”“流行书风”开始，人们格外想创新，而创新就要有突破，“现代书法”最初的突破肤浅了点，就是借助于画。写“山”像山，写“水”像水，是图解文字的方法；书写的时候，借助于画的墨法章法，把点画写出干湿浓淡，结构写出图式感。图解文字、看图识字不免低幼化了，不太受人待见；而把水墨元素、构成元素用于书法，则获得一定的认可。“待考文字”“乱书”“射书”等，都是一个路数，初则解构经典，终则解构文字，究其实，已经不是书法，而是美术了。那么这样的作品，倒真是“创作”，其“书写”过程，也势必不是“如对至尊”和“任情恣性”所能办到的，所以往往带有一些叛逆者、嬉皮士的样子。“流行书风”也以解构经典为思想基础，以民间书法对抗经典书法，以“丑”对抗“美”，眼光集中在“形”上，所以“变形”成为重要的手段。为了“丑”，为了变形，故意破坏点画的完备性，破坏笔顺，破坏结构的稳妥，破坏章法的秩序感，在破坏中寻找天真烂漫。不完备、不精致的字，多来于民间，穷乡儿女造像、刑徒砖、残纸之类，一时间被趋之若鹜。我并不反对流行书风，因为世界是多元的，林黛玉是一种美女，孙二娘也是一种美女；潘安是一种美男，李逵也是一种美男；在齐闻《韶》是一种声音，山歌村笛也是一种声音。然而，见有人挥毫，笔锋披散，死按在纸上；用特长之锋，耍杂技般划地纸面；写横或由右向左，写竖或由下向上；故意改变笔画顺序；故意改变结构形式，等等手法，不免有一种装傻充楞或扭捏做作的样子。傅山的“宁丑毋媚、宁拙毋巧、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谈何容易，如果故意去丑、故意去拙、故意去支离、故意去直率，反而会成为层次更低的媚、巧、轻滑、安排。赵之谦说“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对于一般人而论，进不能成为绩学大儒，退不能成为三岁稚子，如果拼命装出绩学大儒或三岁稚子的样子，将是怎样的举止风度呢？以破坏者角色出现的书写，势必突破“任情恣性”与“如对至尊”。出场时，手执烟斗，身披大氅，前有保镖开道，后有美女伺候；或长头发，络腮胡，奇装异服，声震瓦屋。书写时，以起哄的形象，搏得满堂喝彩；把字写在美女照片上，搏人眼球；当里格当，口中念念有词；拿个大拖把式的毛笔纵横涂抹，等等，带有表演的性质，超出了美术的范围。表演性进一步加强，就成为行为艺术。既是行为艺术，写的是不是汉字已经不重要，更不要说是否合乎笔法字法章法。有人画了一堆符号，并不是字，叫待考文字；有人把汉字的笔画部首打乱，重新组合一些似字非字的符号；有人把草书写得凌乱重叠，无法辨认；有人闭着眼睛写，或不看纸笔去写，的确都是前无古人的“创新”，就举止风度来说，无非要故作高深，或故作狂放而已。这里面有多少感动自己的因素，有多少美感，他们自己可以扪心自问。甚者，把字写在美女的裸体上，用美女的头发醮墨抱持而书写，以女阴夹笔书写，这样的“艺术”，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是否构成治安事件，恐怕已经是问题了。当然，此类终究都是“试验性”“前卫性”的东西。当代书法，在美术化的裹挟、技术化的支撑下，不免就会产生故作高深、故作狂放的现象。古人研究笔法，浅层次是为了书写准确、好看，深层次则是为了人书合一，由象而势、由势而意，达到与自然、社会、人生的同频共振——一言以蔽之，妙契自然。今人只求效果，所以突破了很多成规，如抹、擦、拖、甩、描、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名家，只看其字，尚觉可观，一见其书写过程，或笔不入纸，或结体拼凑，或委琐收拾，或如不胜怒，或嬉笑无常，好印象便大打折扣。每见教人书法者，把点画分解为若干动作，把结体画成许多多边形图案，把行气画成许多直线曲线，章法之收放、连断，一一标出，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也许这确实是有效的手段，但总感觉解读者的机巧远超作者的用心，而浅表化的分析淹没了深层次的体验。由此成学，书写也便成了这些技术的排列组合，以至于大展的作品，满纸堆砌出技术、机巧，不再是形其哀乐、达其性情，而是处处在抖机灵、抖包袱了。这种堆砌，或者说这种表现，无疑有很大表演的成分，像唱戏。有人说，过去的演员是演角色，现在的演员是演名家。进入不了角色，也便塑造不了角色，如隔一层，不能真正感人。如果撇开了某种语境，而纯以技术理解表演，可能名家也无所适从。据说，1915年旧金山举办了一场卓别林模仿秀，卓别林化名参加，只得了第三名。我想，如果让黄庭坚、王铎参加现在的大展，情况会如何呢？如果他们的自然书写无法调动那么充分的技术因素，无法迎合某种潜在的游戏规则，被淘汰也不是不可能。前些时，曾刷到一些小视频，作者以评委的口吻点评历代经典作品，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让人发笑。然而，笑之后，想想他的胡咧咧，其实正在郑重其事地上演着，便笑不出，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堆砌技术的书写过程，必将是不自然的、做作的，甚至是可笑的，而偏偏这种行为的结果成为时尚，只能说存在即合理了。大展时代，几乎每个审美时段里，都会出现一些成功的导师，似乎破解了评审的秘密，弟子云集，战无不胜，于是踌蹰四顾，以为古今书法不过尔尔。等到风头一过，明日黄花，则又会有新的流行，新的导师，周而复始矣。与人格修养相表里的举止风度鲜矣，而字的精神境界，与书写时的举止风度，是二而为一，难以分割的。或许，我们面临着某种精神的危机。当然，世界以多元而精彩，因变化而永恒，任何艺术探索都是有意义的。“一代之书，未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今日书家的举止风度，也正是今日时代气息的映射。只是，那种“任情恣性”“如对至尊”的举止风度，还是不被淡忘好吧。2024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