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国书法》杂志组织群众和专家无记名投票,评选出了“二十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见《中国书法》1999年12期),其中康有为、沙孟海、于右任、齐白石与李叔同5位位列其中,均以碑体楷、行书为特色,体现了清代碑学运动对此后数十年书坛的影响与作用。5位书家又以各自不同的风格与方向展现了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一般都认为弘一法师的书法风格基本可以分为在俗与出家两大不同阶段。但以弘一法师最具代表性的“弘一体”来说,则仍然有个形成的过程。方爱龙《弘一书风分期问题再探讨》将其出家后的“僧书”阶段又分了五期:“前僧书”期、变法探索期、“弘一体”形成期、成熟期和“返朴归真”期。文章指出其僧书阶段的第二期是在1923年法师接受印光法师规劝后开始的,主要体现在写经形态上。此阶段弘一法师是对在俗时书风的较大转变,而这种转变并不是突然而至的,此前的书法实践为此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探讨其早期的师法状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书法风格嬗变意义及内在逻辑。
本文所用的材料主要是1929年刊行的《李息翁临古法书》,今收录在《弘一大师全集》第九册《书法卷》(福建人民出版社)中。法师自序:“居俗之日,尝好临写碑帖,积久盈尺,藏于丏尊居士小梅花屋十数年矣。仁者居士选辑一轶,将以锓版,示诸学者,请余为文,冠之卷首。”夏丏尊在后记中说法师:“与余交久,乐为余作书,以余之酷嗜其书也。比入山,尽以习作付余。伊人远矣,十余年来,什袭珍玩,遐想旧游,辄为怅惘。近以因缘,复得亲近,偶出旧藏,共话前尘。乃以选印公世为请,且求亲为题序。”可知这批临作均是其出家前所留。临书集中收录了法师篆隶楷行草诸体的临作,就弘一法师的书法贡献而言,主要体现在楷书和行书两体上,因此本文的讨论集中于此。
林子青说“他在出家以前,多写北魏龙门一派的书体”。从《李息翁临古法书》的收录来看,龙门造像记的品种与数量都是占比较高的。此类临作以《龙门二十品》为主,兼及其他小品。对于龙门造像记的临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忠实于原帖的实临,另一类则是对原帖有所改动的临写。
(一)较忠实于原帖的临写
《始平公造像记》是龙门造像题记中较为特别的阳文刻石形态,也是其中笔画最为粗壮的一品。龙门造像题记大多字形偏扁,重心较低,独此品字重心偏高,且多长形的字。法师早年创作如图2(1914年,34岁),联中长撇、长竖的结字方式应该是受到黄庭坚《松风阁诗卷》的影响,而笔画的粗壮程度以及字形重心的整体上移应该是受到《始平公造像记》的影响。
《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和《杨大眼造像记》在用笔、结字上与前者比略较温和,但是笔形俊朗、结字斜侧的特征非常明显。与原帖对照,基本属于写实性临摹。所临《杨大眼造像记》的笔画相对略粗于原帖。
(二)略有改动的临写
相比于前面三者,《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动势较多,图5为法师所临,更显安静,对于笔画的处理也较为温和。原刻所示“同”“斯”“庆”“陆”4字较具姿态,法师所临“同”字弱化了第一笔竖,“斯”字弱化了末笔竖,“庆”字弱化了长撇,纠正了“陆”字的欹侧。
在龙门造像记中《比丘法胜造像记》和《解伯达造像记》都属于较为精致的小品,两者风格相近,笔画峭拔峻捷,书写节奏活泼轻快,结体因势成形,疏密鲜明。法师临作,明显地将原刻中的活泼程度降低了,尤其收敛了较为恣肆的笔画,结字也更端庄。图6,弱化了“幽”字笔画内外的巧拙对比,弱化了“沉翳”两字的粗细与敛放的对比。图7,原刻中“绾”“尉”两字均是左低右高的斜侧形态,临作则都予以了改正。
法师所临《元祐造像记》加粗了原刻的笔画形态,所临《太妃侯造像记》则是使较为斜侧的取势作端正化处理。而原刻更为直率恣肆的《惠诠造像记》在弘一法师的临写中变得更为雍容沉着,平和的书写状态完全改变了原刻的行笔节奏。
(一)《张猛龙碑》
临《张猛龙碑》是《李息翁临古法书》中单帖页面最多的一个碑帖。林子青说法师:“出家初期(1919)40岁前后,习用《张猛龙碑》笔法,尤具锋芒。落笔重在神趣,不求工整。”《张猛龙碑》中有股刚烈之气,与法师先天的内在气质有相合之处,这也是印光法师对其书不满之处,法师后来自觉地摒除“六朝习气”,才有后来书风的明确转变。
如图11,弘一法师所临与原碑相比并未追求笔画线条的外在斑驳,因此不见金石气的表现;他用较浓的墨来书写,却不见一笔渴笔,呈现了笔画之内充盈精润的生命感;其对弧线的表现极具韧性,且举轻若重,力透纸背,展现了精进刚毅的精神状态。值得重视的是法师对碑阴字形的临写。原碑碑阴字形更为残破混沌,但弘一法师能在残破中检出条理,于混沌中洗炼精粹(图12),这是极不容易的,在其变化风格后的大字书写中仍能感受到与此种书写的内在关联之处。
(二)《孟敬训墓志》与《姜纂造像记》
北魏《孟敬训墓志》,结字紧凑,笔画峻利精巧,时见行书笔形与笔意,行笔果断,节奏轻捷。法师的临写(图13)再现了原碑笔画短促结字紧凑的特征,但是普遍加重了碑中轻巧的笔画,减弱动感和尖利之处,也弱化了轻捷的行书笔意,整体更加温和明朗。
北齐《姜纂造像记》,笔画劲挺,多用侧锋,笔意锋芒外露,结字重心略高,部分横画左高右低,姿势独特。弘一法师的临写(图14)基本保持了原刻的字形与体势,但对于笔画则作了一些改造,以中锋代侧锋,以柔厚代刚峻,神采为之一变。
(三)《爨宝子碑》与《石门铭》
东晋的《爨宝子碑》与北魏的《石门铭》都是极具个性的书法遗迹。《爨宝子碑》取横势,有较多向左右伸展的笔画,笔画往往伸展停顿后作装饰性笔形收笔,拙朴中见诙谐。弘一法师在临写中(图15)将字形由扁变长,同时弱化或消解了装饰性的收笔动作。《石门铭》在笔画的伸展中呈现缭绕与动感,这一特点为康有为所好,但法师却不甚喜欢。法师所临(图16)尽可能地接近于原帖,如“元”“德”二字,但是也有弱化原帖笔形的内在要求,如“诏”言字旁的长横,“遣”字的长横、长捺等。
宋代黄庭坚的大字行书在用笔以及体势上很大程度受到《瘗鹤铭》影响,虽然对于《瘗鹤铭》的确切年代学界仍有多种说法,但是其中之“碑意”是一望而知的,因此黄庭坚的行书笔画方硬厚重,结字开张动荡,这与法师早期的喜好有诸多相合之处。《李息翁临古法书》有两篇临写黄庭坚行书的作品。
弘一法师所临《松风阁诗卷》,笔画厚重、刚健,再现了原帖的部分行书笔形与笔意,但是在取势上则正了很多。改变最多的有两点:其一,弱化了笔画的收放对比,其二,将灵巧的笔画厚拙化,并将多变的折角平实化。
黄庭坚的《荆州帖》是一篇小字行书尺牍,比较精致轻灵,图19为此帖起首部分,楷意略多。相比于对《松风阁诗卷》的临写,此帖的临写更加轻松自在(图20)。这是一种放大的临写方法,当字形被放大的时候,笔画的粗壮度会被加强,因此呈现了挺健厚实的基调。弘一法师此件临作字形外轮廓较为自由,由于笔画形质被强化,所以行书的特征和意味受到压缩,仅体现在笔画的起收以及字内的笔画连接转换之处。
从这两篇临写黄庭坚的作品来看,弘一法师对于行书的把握不离碑形与碑意,以安静和平实为基本特征,而这个特征在以后的书风转变中也作为基调被保留下来了。
综上对比与分析可知,法师对于古帖的师法面还是比较宽的,但是对过于奇崛和别趣的字形形态是有所抵触的,同时对视觉对比较为强烈的笔形与结字变化也多有克制,总体在保持笔画厚实单纯的基础上趋于平和、从容和安宁,较为丰富的变化不在显处。这些特征正是其后书风演变的基础,是法师内在心性使然,从内在逻辑上看前后是一致的。
(本文选自《中国书法报》426期6版,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弘一法师是中国近现代的大德高僧,同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教育家,其一生的传奇已为世人所传颂,他在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近现代文化的开拓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书法的学习与创作可以说伴随着弘一法师的一生,弘一法师受到晚清碑学的影响,对于北碑与篆隶可谓是用功至深。弘一法师的书法也展现着其独特的样式以及精神内涵,为我们今天认识书法、体会中国书法文化的魅力提供了又一新的形象。
“笑我风怀半消却,年来参透断肠禅”,这是弘一法师22岁时所写的诗句,传达出他有一种厌世的情绪,同时反映出他此时对于禅法已经有所接受。其出家以前的书作已经具有圆融、宁静的状态。弘一法师13岁开始学习篆书,所以后来他“对于发心学写字的人,总劝他们:先由篆书学起。”更有“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对于碑版的学习,尤其到了晚清,似乎有一批人已经开始超脱“碑学”的概念。这超脱之中,是因为在碑版书法盛行之时,接续当时碑学的一种自我造化式的学习与创作,也即是从形式和内容上已经不再执着于“碑学”这一概念。弘一法师早年学习北碑较多,《龙门二十品》《爨宝子》《爨龙颜》《张猛龙》《郑文公》等,涉猎较广,对于临写在形象上的相似性,弘一法师曾有一定的追求,这或许是多数人最开始学习书法都有过的经历,但是这种追求的过程对于弘一法师并没有执着太长的时间,因为他最终还是要去追求一种精神气度,追求一种自我审美意象中的形象样态。
弘一法师在书法形态的追求上,我们通过其早年的一些书法作品可以看出,他的宗碑之作受到了帖学的影响,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自我造化式”的学习,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书法家的学习之中较为常见。可想而知,他曾经对于帖学的取法,应该也是有一个长时间追逐的过程。但终究选择了北碑,这中间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转变,我想除了时代因素的影响之外,应该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我们今天也不能尽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北碑的接受与发展离不开他自身审美意识的影响。北碑以朴拙雄健为主,弘一法师学习北碑,笔画多是含而不露,笔法匀净,笔力凝劲,并无张狂之势,也没有帖学的花哨,但试想学帖而书写成这个面貌,似乎有些不太好看,而弘一法师对于碑版书法的之中改造,则有了另外一番的生意,这生意,应该和他自身对于书法的理解与追求是离不开的。而这一切的审美意象的构建,在弘一法师来说,又与他的佛教信仰有着极大的关系。
弘一法师早年便已受佛教思想的影响,1905年其26岁之时便有:“化身恒河沙数,发大音声。尔时千佛出世,瑞霭氤氲。欢喜、欢喜人天,梦醒兮不知年。翻倒四大海水,众生皆仙。”虽然此时的观念于佛法而言并不通透,但从只言片语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字字不离佛典,以佛教的语言汇聚成的文字,足可反映他此时留意佛学应该有不少时间了。弘一法师对于北碑的取法,用笔上追求稳健与沉厚,同时已经开始着力于追求内敛与深沉。当时不少书法家,尤其是学碑的书法家,对于碑的表达是追求雄健、苍茫与古拙。弘一法师的表达方式不尽相同,其中于佛教应该是有着莫大关系的。所谓“风怀半消却”而将奔赴的是“来年参透断肠禅”,从此开“弘一体”书法之无上法门。
《法华经》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华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合掌恭敬。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当知此人是大菩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云:“若有受持读诵,正忆念,修习书写是《法华经》者,当知是人,则见释迦牟尼佛,如从佛口闻此经典。”我们所见弘一法师之作,其中《法华经集句》《法华经》等较多,这与此经中所阐发的理念不无关系。弘一法师的书法在未成型之前已受到佛法的影响,而成型之后更是突出了对于佛法的呈现。
印光法师是弘一法师的老师,曾对弘一法师说:“今人书经,任意潦草,非为书经,特借此以习字,兼欲留其笔迹于后世耳。如此书经,非全无益,亦不过为未来得度之因。”“又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古今人多有以行体写经者,光绝不赞成。所以宽慧师发心在扬州写《华严经》已写六十余卷,其笔潦草,知好歹者,便不肯观。光极加可斥,令其一笔一画,毕恭毕敬。”这些话对于弘一法师来说是影响极大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弘一法师所书佛教经典无一不毕恭毕敬,这种毕恭毕敬是成就弘一法师书法清净无染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我们今天看待弘一法师的书法,所谓契于佛法者,无非是态度问题,是心境问题。蔡丐闪《廓尔亡言的弘一人师》云:“据他自己说,生平写经写得最精工的,要算十六年在庐山牯岭青莲寺所写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含宏敦厚,饶有道气,比之《黄庭》。太虚法师也推为近数十年来僧人写经之冠。”这既是印证弘一法师抄经的态度之诚,与书法成就之间有着较大的关系。
弘一法师在书法观念上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郭沫若曾记:“……澄览大师(即弘一法师)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旧学根底固佳,然仅有此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人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殆见道之言耳。”这是受到儒学影响下的观念,文艺乃是器识之后事,书法则是学问与修养之后事,所以弘一法师还说:“为写对而写对,对字常难写好。有兴时而写对,那作者的精神、艺术、品格,自会流露在字里行间。此次写对,不知为何,愈写愈有兴趣,想是与这批对联有缘,故有如此情境。”精神、品格在书法之中能得到体现,弘一法师言及与文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得具备精神、品格,弘一法师一生有不少的人生信条,所传世的《格言联璧》《晚晴集》等都是非常值得一读的文字,所谓“英气甚害事,浑涵不露圭角最好”“宜静默,宜从容,宜谨严,宜俭约”“谦退是保身第一法,安详是处事第一法,涵容是待人第一法,恬淡是养心第一法”,等等,无不显示出他对于自身内心的修炼,对于宁静、内敛、涵容的重视,这也确实在他的生活中、为人处事中,以及他的书法作品中得到较好的证明。
所以一段时间里,弘一法师的自我警醒、修炼功夫下得极深,尤其是在传承南山律宗,整理律藏的那些年月里,他以身心向法,不越矩度半步,可谓戒律严明,这是一件最为艰深、最为严苛的事情。所以世人都说弘一法师出家前潇洒超逸,而出家后修炼此最为严明、枯燥且艰涩的律宗,是难以想象的。但我们从弘一法师的书法来看,他是具备这样的潜能的,早年的字就显示着宁静、圆融,而出家以后,更是能进一步突破自我,严格以待,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超逸洒脱呢。
对于功夫的认可,对于心态的认识,对于精神、品格的追崇,等等,这些都还落在有形有相之中,弘一法师书法尤其到了晚年,是有超脱意蕴存在的。超脱对于一个佛教的尊崇者、一个对佛法有精深研究的人,这是一定会追求的境界。弘一法师曾在《竹园居士幼年书法题偈并记》中记言:“文字之相,本不可得。以分别心,云何测度?若风画空,无有能所。如是了知,乃为智者。”佛教对于“相”以不执着为尚,但并不是说“相”是不存在的,就比如空与有之间的关系一样,文字之相,本不可得,首先文字是有相存在,但是如何不可得,在于文字本身不是要构建一个我们所谓的要书写的形态或者精神境界。就像风在空中吹,没有痕迹,但还有吹过。我们对于我们所认识的种种而作分别,则赋予了精神与形态的追求,这与前文所举弘一法师之论截然不同,但这一定是诠释弘一法师书法的关键所在,精神、品格、书写心态的追求都在有形有相之中,书法的书写总需要有一个依托,最终超脱的依然是在这依托之上进行的。所以弘一法师在经历了一个追求宁静、圆融到极其的虔诚、恭敬的书写,再到一个“无相”的追求过程。这个过程是认识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书法学习中经常提及的“神于好,精于勤,成于悟”。
弘一法师曾说:“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摒除,决不用心揣摩。”这是对于其书法超脱的方式,书法之有相,这是必须依附的呈现,但是可以屏除这笔法、神韵等观念之属,而达到一种无相之相的状态,弘一法师在为《马冬涵印集》作的序中说道:“夫艺术之精,极于无相。若了相,即无相。斯能艺而近于道矣。印集文云:听有音之音者聋,即近此义。若解无音之音,乃可谓之聪矣。”他认为艺术最终的追求是在于“无相”,了相、无相是可以近于道。而有音之音与无音之音就好似书法是形,弘一法师的字有种有形而无形的意味,无论是文字还是线条,或者说整篇书法的韵味,总是给人一种若有若无的意味,所谓“非有之有,非空之空”“真空不空,真有非有”“真空生妙有”。尤其一些信札文字,书写自然,超然自在,有全然忘我、无我之态。而对于佛经、禅语作品的书写也是空灵通透,笔力在似有似无之中。弘一法师晚年的书写超越创造的概念,用不用心之心,落笔已然消却浮华,甚至一切形式的执着。每一笔在蠕动之时,宁静或者说这种“空”意味与他对于佛法的领悟是契合的。我们今天如此推崇、赞美弘一法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理由所在。甚至,我们从弘一法师以前的数千年里,这类的作品,包括心境与形态,很少出现过。而在弘一法师以后到我们今天,也似乎没有超越法师者。所谓“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本来具足,非所夸赞,不由解说。
书法境界的追求,如弘一法师这般,如果追求着超脱于相,也必须有一个求学的过程,因为书法终究是有相存在,就像弘一法师所说:“世出世事,非一番苦心经营,其成就必不惊人。若欲超脱尘障,更须一番风霜磨砺。”他的书法就是如此,曾一度的临习古人,最终从思想境界上突破,认识到书法如何的无相而相。弘一法师的书法终成于悟,这悟的结果是不能学的,而在于对弘一法师学习精神的尊崇与学习。而弘一法师对于书法形态的呈现,对于佛法与书法的相契,或者说书法对于佛法的阐释,为中国书法艺术魅力的多样性,增添了又一新的境界,弘一法师书法的精神足可为百世之师。
(本文选自《中国书法报》426期5、8版,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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