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与学科立场而言，目前当代书学存在着严重划界不清问题，并且有愈益严重趋势。这突出表现在，书法史研究独大，而以书史考据代替书学研究，将书史考据等同于书学，而漠视放逐书法理论、美学、艺术史研究，从而表现出学科偏置。
理论关注的是总体性问题，同时理论也构成一门学科的基础。就书法理论而言，它应是围绕书法本体和认识论全面阐释中国书法精神，文化价值、与审美理想，现代性追寻的基础理论。如果一门学科没有理论支撑，则这门学科就难以自证自立，也很难具有学科性。就艺术学科整体而言，艺术理论与艺术史，艺术批评构成三位一体，这足以证明理论的学科地位。它从根本上维系的是来自观念史，思想史的历史意识与问题意识，从而固守着艺术学科人文主义理想与底蕴。
由于当代书学一味偏向文献考据，因而导致理论批评与美学观念的弱化，以致面对当代书法现状处于失语状态，失去宏观理论批评与阐释能力，思潮停歇，书学研究与当代书法创作严重脱节，无力认识把握当代书法创作，书法创作处于一种惯性状态。而书学本身则失去艺术理论特征，而蜕变为乾嘉旧学，一味讲求述经证史。傅斯年曾说过，“史学即史料学”。史学研究当然离不开文献史料，史料是历史的记录。但是不容否认，文献史料并不存在绝对唯一的真实。就像历史上的官方史学，无不经过权利话语的宰制外，一切史料无不渗透着述史者的主观性和文本视角飘移。因而史料自然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史学。史学是史学家对历史的主观理解和阐释。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文献史料的浩瀚多义。对历史真实的理解认识只能成为一种主观愿望，在大多情形下，历史构成一种效果历史。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导致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化。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将传统文化视作僵死的史料，无视传统文化寄寓着的民族生命血脉与文化精神，从而造成史学上考据学的兴盛与流行。这引起新儒家的抵制与批判。马一浮认为古今中外之学包括西方近现代科学皆可以统摄于儒学“六艺”之中。“六艺”者，即此天德之道之所显现，故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全体大用也。他说：今欲治六艺，以义理为主。义理本人心所具，然非有悟证不能显现，自证本心为前提。即孟子尽心知性知天之意。致知是知此理，唯是自觉自证境界。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切名言筌表，只是勉强描摹，一个阶段，到得此理显时，始名为知。
马一浮新儒学术理气合一，求修内证，走得是尽心知性，心物合一的内圣之路，这是与将传统视作“国故”的沉湎考据学者格格不入的。由此，在马一浮新儒家看来，则哲学形上之义理精神更能体现出传统文化——国学的要义。由此，马一浮的以下一段话无论如何对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的真正内在精神是具有启示价值的：
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于思想，由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多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孔子所谓知，即是指此思想体系而言。
新儒家这种视传统文化为民族命脉义理精神的价值推崇，到20世纪50年代在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名发表《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便更强烈表现出来，《宣言》写道：如果任何研究中国之历史文化的人，不能真实肯定中国之历史文化，乃系无数代的中国人，以其生命心血所写成，而为一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因而多少寄以同情与敬意，则中国历史之文化，在他们之前，必然只等于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名，然而由此推断中国文化已死，却系大错。
从当代人文学科的发展来看，无论是艺术学、哲学、史学还是美学都产生了世纪性观念转换。如哲学上，由理性主义哲学走向现象学与生存论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消除了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价值观；由理性本体走向生存论本体。历史学则由实证主义史学走向文化史学，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夏商周及秦代社会性质讨论早已因观念陈旧而被弃置。在美学领域，有关美学性质的讨论也被取代，认为美不是绝对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美的本质，美是随着人文精神和审美境遇的改变，而不断生成改变。因此当代书学应追随当代人文学术发展，保持书学研究的开放性、多元性。因此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本体论与文化自足的实现与在中西文化融合基础上对当代生存本体论的文化境遇揭橥将成为中国书法能否实现现代性的一个前提。人是目的，离开人的存在与人的本体性，任何形式的演绎与所谓创新变革都将失去合法性与有效性。因而，中国书法的现代性并不仅仅是形式的变革，仅仅形式的变革远远不能臻至中国书法现代性这一目标。中国书法现代性理应是立足文化立场与人类学本体论的传统创造性转化，它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解放和审美自由的历史超越，是书法本体与人的主体性臻至视野融合的回归与超越。在这一文化一审美境遇中，它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二元对立价值观，而具有了人类学本体论的普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