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言：“玉、石之美者。”许慎从玉的自然属性与审美属性两方面高度概括阐释了“玉”的概念。玉器在中国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充溢着各个历史时期，以至于“玉”在我国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特殊的象征，尚玉的情愫始终沉淀于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之中。在先民看来，玉是君子与道德的物化，古人更是用玉来比喻人的德性，如“君子比德于玉”“君子必佩玉”“言念君子，温如其玉”等。迄今，中国印史上所见最早的玉印为在陕西一处西周墓葬考古挖掘出土的白玉龙形钮。
据《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载：“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惟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续汉书·礼仪志》又载：“印玺，王玉押银镂文；贵人、长公主同镂。”由此可见，玉质印章在秦朝一度成为象征权力凭信的皇帝专用材质，其他象征权力的官印一律不能采用玉质，在汉代也只有帝后、诸侯王印用玉质。显然，秦汉时期，人们对玉印的无比尊崇是“尚玉”观念的反映。也正因帝王的推崇、重视，以至于玉印对玉质的选择、文字章法及制作的工艺要求都相当之高。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玉印来看，玉印往往印面文字精致，章法严谨，笔势圆转润泽。此外，因玉质具有耐腐性，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仍然能够较好地保留其本来面目。再者，因玉质坚硬，难以受刀，以至于白文印难以刻得非常粗壮，因而产生了特殊的篆刻技法，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平刀直下”的“切玉法”。乍看笔画平直规整，似有板滞之嫌。然细细品味，则那份庄重典雅、凝练稳妥、高古秀丽蕴含着无限的雍容华贵、儒雅醇正……呼之欲出。
汉玉印是印章中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形式，商周时代玉器雕镂的技术传统与汉代印文书法的汇合，将玉印的风格推向高雅的境界。西汉砣治玉印的印文书法、构图与线条的表现达到了一个时代力度与智慧的极限:圆健流动的文字体势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细微笔触、笔势的传达上竭尽工巧之能事，获得平和与优美浑然交融的效果。出于愉悦的考虑，汉代社会在关注印章的质料选择、钮式的造型雕刻之外，对于文字体势与线条的审美体验也更为细腻而深刻。印文中的笔画夸张、变形都是一种主观的努力，使汉玉印达到外在与内蕴的完美统一。汉玉印悠久的发展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及艺术魅力使其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资源。明清以降，“印宗秦汉”便成为学习篆刻艺术的不二法门，很多文人篆刻家对汉玉印更是情有独钟，并在此基础上对汉玉印不断创新与发展，使得篆刻艺术不断焕发新的生机，闪耀新的光彩。
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体系中，与礼制、宗教、殉葬等密切相关的玉器，扮演着重要角色，素来地位尊崇。“珍宝之中华人所最重者，莫如玉。良由玉质温润莹洁，君子所以比德也。古之于玉，用为祭祀天地，祼献之礼，非徒供人玩饰而已”（黄宾虹《玉器总论》，《黄宾虹文集·题跋编诗词编金石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6月，第267页）。
玉质印章，在玉器家族之中虽无“众星拱月”之厚遇，却自具风概，“很有一种富贵气和崇高感”（孙慰祖《古玉印概述》，《孙慰祖论印文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1月，第210页）。在现实用途、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等方面与寻常玺印有别。特别是两汉时期，玉印有更多可圈点之处。
玉印虽华贵出尘，但数量有限。在现有的战国秦汉玺印之中，玉印整体上占比较小。其中汉印居多，战国印次之，秦印则最为稀少。大略而言，汉玉印兼有征信凭记、等级象征、日常配饰以及殉葬用品等数种功能。
征信凭记。此为历代印章最“本分”的功能，负载这种功能的玺印，始兴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中以玉石为质料者，亦肇端于此际。汉玉印的信记功能可在异彩纷呈的大量私印中得到验证。
等级象征。玉为石之美者，玉器素来是等级地位的象征。汉玉印标示秩级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官印范畴，但具体情况较为复杂。中国的官印制度，初步成形于秦汉时期。官印管理的专门机构，秦代即已设立。两汉时期，置有符玺御史、印曹、尚符玺郎等专掌符玺及刻制的官员。帝王和百官使用的印章，在名称、材质、钮式、绶带等方面，被逐次作了规定。《史记集解》有载：“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东汉学者卫宏的这段话，在现实中并未得到严格遵行。譬如发现于陕西咸阳的著名西汉玉印“皇后之玺”，就逾出了“天子”之限。另有西汉玉印“淮阳王玺”，亦与《汉旧仪》中“诸侯王印，黄金橐驼钮”的规定不符。这一方面有僭越之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专门制作的随葬品。官印尚且如此，私印就更加随意。目前所能见到的两汉玉印（传世或出土）实物中，私印数量远大于官印。后者迄今只有“皇后之玺”“淮阳王玺”以及南越王墓的“帝印”等数方，前者所从属的墓主之中，以西汉海昏侯刘贺和南越文王赵眜等地位较高，余则多为中小官吏。由此不难看出，玉质私印在形制、秩级等方面并不受官印制度的严格约束。
配饰与殉葬。长期以来，在“君子佩玉，无故不离其身”的理念左右之下，两汉玉印的配饰功能不仅丝毫不亚于其征信凭记之“本分”，并且甚至一度过之。直到魏晋以降，汉玉印勃盛的佩饰风尚才渐趋低迷。由生前佩玉到逝后葬玉，玺印形态的玉器与其主人的身份、秩级和实力密切相关。但是，玉质的随葬印与实用印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区别。周晓陆先生认为，秦汉时期的随葬印章，从帝陵到一般级别的墓葬均有发现，其中私印较多、公印（含官印）较少。两汉时，文献记载有赐葬“东园秘器”的制度，赐葬印章即等同于所谓的“东园秘器”。（周晓陆《考古印史》，中华书局，2020年3月，第17页）从考古发现来看，说玉印靡不随葬或许并不过分。譬如，享誉极高的“皇后之玺”“淮阳王玺”“緁伃妾娋”等皆为殉葬专用品。
质材与工艺。以玉为印材，多见于战国至两汉时期。就质料来看，古印中所用之“玉”并非严格的矿物学意义上以“透闪石——阳起石”为主要成分的软玉。察诸存世实物，既有青玉、白玉、黄玉、墨玉等软玉，也有玛瑙、绿松石、琉璃、莹石等彩石，另有滑石、煤精等杂石。也就是说，但凡具有油脂或玻璃光泽的半透明、微透明矿物，均被纳入玉料范畴。
用作印料的软玉，硬度在摩氏6至6.5度之间，而普通钢刀的硬度仅约摩氏5至5.5度，足见以刀治玉之不可想象。商周以来，琢玉主要靠砣具和解玉砂。战国玉印中所习见的首尾尖浅而中段宽深的线条形态即为圆形砣具琢治之后未作进一步修凿所致。而点画起讫处出现修整痕迹，则到汉代方始出现。砣治之外，“韩竝”等玉印或系水晶、石英一类硬度高于软玉的尖刃器反复刻划而成。总之，两汉玉印的制作，以砣治为主，直接刻划辅之。
据古文献载，约自东周时期始，出现一种与抑盖、烙现或钤色无关，专供人们随身佩戴，在社会交往中用于直接目验检视的玺印。这部分印章，或用以标示身份（如苏秦所佩之六国相印），或带有宗教色彩（譬如“黄神越章”），或具其他意义。与寻常印章不同，此种佩印的印面文字应当是正文而非反文。正写的印文方便当面为人所辨识，而无须考虑抑钤于受体的视觉效果。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古文献中时见的“佩印”，多数指向那些旨在抑、钤的印章，而非上述单纯的佩印（周晓陆《考古印史》，中华书局，2020年3月，第234页）。
笔者认为，两汉墓葬所出玉印之中，有一部分素面无字者，或即此类“佩而不抑”之印。譬如：河北保定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两方螭虎钮无字玉印，徐州火山汉墓出土的覆斗钮无字玉印，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龟钮无字玉印，广州南越国赵延康墓出土的魑虎钮无字玉印等。关于这部分印章素面无字的原因，大略有如下见解：一是匆匆未暇砣刻印文；二是有意空置，以俟在另一个世界补文；三是印面原有书写完备的墨（朱）稿，惜历久而脱落（周黎、周波《汉墓出土的无字玉石印》，《大众考古》2019年第4期，第46页）。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无字玉印实物或高清彩图来看，绝大多数都是精心之作，鲜有粗陋草率者。姑以出自西汉刘胜墓的两方无字玉印（规格分别为2.8cm×2.8cm×2.3cm和2.7cm×2.7cm×2.2cm，灰白玉质，螭虎钮，河北博物院藏）为例，通体亮洁光润，并皆琢磨细腻、造型生动，显然出自杰出玉工之手。如斯能品，不大可能单单置最为核心的印文书写、砣刻环节于不顾。所以上述第一种观点不成立。第二种观点则尚缺乏扎实有力的证据。至于第三种观点，可以山东青岛土山屯西汉墓（M147）掘出的两方墨书未镌玉印“堂邑令印”（M147：17）和“萧令之印”（M147：18）作为反证。从考古部门公开刊发的彩图看，两印墨书皆缪篆反字，其中“堂邑令印”线条饱壮、厚朴雍容，“萧令之印”则相对疏朗清挺。印面上的墨痕，历2000余年尚无碍辨识，并不存在所谓的模糊剥脱问题。此外，同属于土山屯墓群的另一座“年代应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墓葬（M6）（郑禄红、翁建红《山东青岛市土山屯墓地的两座汉墓》，《考古》2017年第10期，第58页），还曾出土一方覆斗钮的“无款识”白色玉印（M6棺1：11）（郑禄红、翁建红《山东青岛市土山屯墓地的两座汉墓》，《考古》2017年第10期，第37页），也就是通体未发现任何字迹。极相似的墓葬年代及水土环境，如果这方无字玉印原本书写有墨（朱）文，应当至少有“堂邑令印”和“萧令之印”的保存状况，而不太可能销蚀净尽。
综上分析可知，两汉无字玉印自入葬至出土，印面始终空置。这种空置乃有意为之，其目的或许并非俟于异界补足，而仅仅是对墓主生前一种无须抑钤的印章形佩玉进行“提炼式”仿制的随葬品。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造型奇诡的玉质战国楚玺，印台顶端为鼻钮，印身两侧雕出一对近似茶壶把子的饰件，其末端却偏又高出印面，从而使得抑钤动作大为不便。孙慰祖先生认为，此玺如此设计，其意或不在实用，而应属“君子佩玉”习尚下的随身饰物（孙慰祖《古玉印概述》，《孙慰祖论印文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1月，第89页）。
无字汉玉印的实质是印章形佩玉，首要功能是殉葬。依笔者浅见，除了印文部分一片空白之外，其余在质料、匠师、钮式、纹饰、绶带等的选择、设计和施工方面则迭出巧思、极尽挑剔。可以推想，墓主生前随身携带的此类“佩玉”，即便砣制有印文，也应当是与青岛汉墓墨书玉印的“反体缪篆”相反的“正篆”。并且，仅需按抑或烙钤于面对面的“视域”，而毋须考虑其他受体。
青岛土山屯墓群，在汉代属于琅琊郡范围。据相关出土物可知，此处应为汉代宗室刘氏家族墓地。其中的M147（墓主刘赐或为刘氏宗亲）和M148，是西汉中晚期的两座墓葬（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第436页）。发掘报告显示，自M147墓主腰部位置共出土印章三枚：“刘赐”（M147：20）龟钮铜印一枚，阴文篆书，方形，边长1.2cm，印台高0.7cm，通高1cm，重11.5克；墨书未镌玉印两枚，“堂邑令印”（M147：17）和“萧令之印”（M147：18），玉质较差，大小相似，边长24.7cm至26.7cm，立方体形，侧面有对穿圆孔，孔径0.4cm，系管钻而成（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第415页）。
这对墨书玉印出土后颇引关注，但其至少有两处异于常则的地方，却为众人所忽略：一是没有印钮；二是边长数值为同时期印章的10倍。先秦玉印皆为覆斗钮，秦汉玉印亦多取覆斗钮式。而官方考古部门发表于权威专业学术刊物《考古学报》上的图文显示，这两件所谓的“墨书玉印”的形制只是棱角分明的单纯立方体，未具印钮。如果称其为印章，或当为汉印之孤例。同位置同时出土的铜印“刘赐”为常见的龟钮。同墓群中的汉墓M6共出土四方质地各异的印章，其中：白玉质无字印为汉玉印的标配钮式覆斗钮；木印“刘林”（M6棺1：24）为瓦钮；铜印“吴眇容印”（M6棺2：11）为龟钮；角印“屈谁”（M6棺2：21）为柱钮（郑禄红、翁建红《山东青岛市土山屯墓地的两座汉墓》，《考古》2017年第10期，第32—59页）；同墓群中的汉墓M148出土的铜印“刘君圣”（M148：12）为瓦钮（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第433—434页）。遍观这一时期的印钮，最常见龟、瓦两种，不具钮者恐怕只能称为印坯。此外，西汉中晚期的官印印面完全不用界格，除去草率制作的殉葬品，印面尺寸多在2.3cm见方。即便显著大于一般百官印的“皇后之玺”，印面边长也只有2.8cm（孙慰祖《西汉官印、封泥分期考述》，《孙慰祖论印文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1月，第26—59页）。再看土山屯墓群中的“刘赐”印，边长1.2cm；“吴眇容印”，边长1.2cm；“刘君圣”印，边长1.4cm；“刘林”印，边长1.5cm；白玉无字印，边长2.1cm；“屈谁”印，下边长0.9cm。都在当时私印的常见范围内。而同墓群的两方官印内容的墨书玉印，边长竟达24.7cm至26.7cm，简直匪夷所思。
笔者推测，未经墨书之前的“堂邑令印”和“萧令之印”，很可能只是一对有着其他意义的随葬玉器。因其方正平滑类似印面的造型，在一个偶然时机被临时用作殉葬官印印文的“草稿纸”。（文章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印学一门，圭臬秦汉。秦汉印以其独特的时代风貌、卓绝的艺术高地为历代印人汲取养分提供了不竭之源。本文在对秦汉印的择选上主要管窥汉代玉印，选印上有近些年最新出土的汉玉印，如“大刘记印”；也有极具代表性的工稳典范汉玉印，如“魏嫽”“任疆”“贾夷吾”；除较为常见的工稳汉玉印风格之外，另有较为少见但极具动态美感的汉鸟虫篆玉印，如“新成甲”；风格上亦有一改汉玉印温润之态而稍显苍茫古拙之风的，如“夏侯尊”“司马纵”等，选印上以求较为全面地呈现汉代玉印风格面貌的丰富多样性。
汉印在发展上源于秦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布“书同文”，入印文字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多以规范的小篆入印。其中关于玉印的记载：“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汉承秦制，汉印在继承秦印的基础之上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如汉印中的玉印正是这一时期的新风貌之一，汉玉印在汉印的基础之上风格特征和表现样式也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印风可谓独具一格。从汉玉印的入印内容上可划分为文字印、图文印、肖形印三种样式；从印章的实用性功能上可分为官印和私印两种类型；从印章风格上可分为整饬与荒率两大类。因汉玉印流传数量较少，大部分以白文的表现样式展现。汉玉印的存世量虽不及汉铜印，但其对后世流派印的发展、演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篆刻研究者、创作者来说，如何将经典玉印印式转换到自己的篆刻批评和篆刻创作中去，真正做到继承创新、借古开今，是我们值得深思的。
首先我们要从汉玉印作品中选择你喜欢的篆刻样貌，进而在这一印风面貌中选取有代表性、典范性的印章作品进行赏析、品读、临摹、创作。篆刻学习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一过程虽然十分漫长，但对篆刻作品理性入微地品读、赏析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前期不断积淀才有实现篆刻创作自由的可能。那么对于汉玉印详实地分析品读更显重要，汉玉印的艺术风格雅致工整，线条利落坚挺，章法布局端庄严整，字数多为两字到四字，竖长的字形形成竖势上的笔画突出，加之笔意细腻，舒展优美而赏心悦目。
2015年12月，海昏侯墓椁室内新出土一枚内容为“大刘记印”的玉印堪称汉玉印中的精品，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此印制作工艺精谨娴熟，材质细腻白润，印文庄雅朗畅。我们从篆刻艺术的视角品读“大刘记印”，不仅可以感受到大汉的盛世气象，更可感悟到汉玉印给我们带来的自然舒展、随机应变、雍容华贵的中国美学境界。“大刘记印”四字将印面等分，并依笔画之间的繁简重组构成了对角上相互呼应的空间布局。印文中的“刘”“记”均为左右结构，结构处理左繁右简，左半部布白均等，右半部盘绕萦曲。印文的整个章法在动静、收缩、疏密的强烈对比上有着独特的视觉艺术效果，特别是“刘”字，左右结构因势制宜，“刀”部的布局分布占全字的三分之一，收笔处收拢上提恰到好处，空间避让恰如其分，精巧而不做作。“大刘记印”四字中，“大”的两条长弧线和两根斜向竖线构织为“欹而疏”的特点，其他三个字的“方而密”，形成了强有力的视觉对比，机趣横生。线条丰润光洁、比例协调，笔画交错搭配，转折处方圆呼应，相互彰显，有刚健婀娜、蕴藉坚净的汉玉印风姿。
汉印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工稳型玉印有“魏嫽”、“任疆”等，这一类工稳型汉玉印的风格特征是静穆典雅、雍容华贵。品读“魏嫽”“任疆”印章平整舒展、静气和畅。此类印文在线条的处理上圆转流畅，行笔遒劲且彰显出一派静气，印面静中孕育着丰富的动感变化，动静结合得恰到好处，处处彰显出中正方刚的高古玉印气派。如品读“魏嫽”中的“田”与“日”部件圆转处方圆兼得，“女”字部件结体上的精巧安排，舒展修长，显示着鲜明的秦篆遗韵。“魏”的“山”与“嫽”的“小”字部位在处理上平正规矩，体现出汉玉印微妙入神、灵动活泼的艺术美感。品读“任疆”印面，其独有的艺术风貌舒展俊秀，线条圆润、秀中寓健；笔画间距等分宽绰，章法上自然和谐，充分弥补了线条在变化上的不足。整个作品中尤其在转笔的方圆并用，起笔、收笔处的略微加重，更加强了汉玉印鲜明的时代风貌，“任疆”精致工丽的艺术风格可谓醇古丰厚、意境幽远，耐人寻味。“魏嫽”“任疆”无疑是汉玉印中的精品,章法严谨，庄重平稳，又不失精巧。
汉玉印另有一种别致的美，虽然较为少见但极具动态美且不失古拙，一改玉印温润之态而稍显苍茫古拙之气，如“夏侯尊”。正如古人形容美人“增之一分太长，减之一分太短，施朱则太赤，著粉则太白”，用在这一类汉玉印的品评上也极为吻合。稍有毫厘之差，便有高下之分。汉代中国朴素哲学思想一直有一种“少则多，多则惑”的说法，他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礼记》云“乐必易，大礼必简”，阐述了一种“简”和“繁”，说明了一种少取或可多得、贪多反受其乱的道理，这种平中寓变的布局方式正是这种思想的直观反映。“夏侯尊”此印大胆地将字形拉长，字法上随意灵动，采用了断笔的写法，字与字直接的粗细对比一改汉代玉印笔画均匀的布局，实属罕见，开创了汉玉印的独特面貌。章法上苍茫中带灵动，笔画纤细，红多白少，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由于笔画纤细而造成的线条力度软绵。印文章法用字独具匠心，断笔和接笔互补，如“夏”“尊”都为上下断开，中间的“侯”字起到十分巧妙的连接作用，整个章法浑然一体。汉玉印的印风格调也有冲和古雅、均衡瘦硬之美。印面效果错落匀称，视觉上呈现出形式上的丰富多变。印面文字排列均衡，彰显出严肃庄重之感，增加了崇高美感。均衡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先秦经典《周易》中就有阐述“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宇宙法则，在审美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刚柔相济、阴阳互生的辩证关系。上海博物馆藏“贾夷吾”汉玉印，此类印章线条瘦硬，章法上分布鲜明，整体布局秩序尤佳，堪称精品。“贾”字线条上的舒展如同汉代舞女的垂袖而立，“贾”字这种修长的体势之美也是汉代艺术美中最具代表性的典范。品读“贾夷吾”印面，汉玉印制作上的精工之美在此印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每一笔都完美无瑕，细品更是独具匠心。大一统的汉代逐步形成了静穆有序的审美特质。同样，这也是汉玉印的审美特质之一，汉玉印的印风格调也有静穆停匀、修长舒展之类。在汉代，印文并不都是完全方方正正的，也有部分入印文字进行了结构变形处理，继而使得印面整体静穆雅致、匀称有序。如上海博物馆藏“司马纵”印，此汉玉印中字形结体往往上收下放，线条也比较修长纤细，如“纵”“马”的竖向线条在处理上具有一定的弧度，且较为修长，灵动感十足。如舞女肢体的婀娜，静雅中蕴含着韵律之美，也不失为精品。
汉玉印除较为常见的风格之外，另有较为少见但极具动态美感的汉鸟虫篆印，流行于西汉早期。此类汉玉印峭拔灵动、秀美精练，观赏性十足。汉鸟虫篆玉印线条的装饰性较强，有明显的动物图案，在创作中笔画的动物形象变形对于原字的结构、笔意、向背都没有损坏。如“新成甲”中的“甲”字的抽象化，其尾部线条盘曲萦绕，动感十足，为汉代鸟虫篆玉印所独创。“新成甲”汉鸟虫篆玉印，书体笔画盘曲，带有鸟头或虫鱼形状的线条，独具盘曲充塞之美。
汉玉印中风格多样的创作手法构成了玉印的独特样式，其博大精深的艺术造诣对后世篆刻艺术的发展具有典范意义。汉玉印以其特殊的载体创作出有别于其他印材的艺术特色，独具匠心的空间布局、静穆舒展的结字特点、雍容华贵的大汉气象、风格多样的呈现方式，对后世流派印的发展、演变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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