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晋—蜀西文明的活体传承人与实干家

刘正成

所谓蜀西，当然首当其冲是指成都及其周边地区。成都号称三千年不更名的中国第一都市。《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对成都就有如下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根据蒙文通在其《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一文提出：大荒海内五经写作时代最早，大约在西周前期，海内四经在西周中期，《五藏山经》和海外四经作于春秋战国之交。这样算来，三千年是靠谱的。但从雅安、蒲江近年来出土的有“成都”二字铭文的战国青铜矛来看，成都有2500年以上的城市文明则是确定无疑的。西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即有“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的记载，则是名城与名人相结合的历史学视野。

我作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关于李冰与都江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扬雄子云亭、唐玄奘与太慈寺、李白散花楼、苏轼苏坡桥和东坡肘子、杨升庵桂湖……都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从牙牙学语时代从巷子院坝中、大人的口口相传中耳闻的。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术语中叫“活体传承”。我在老友刘奇晋先生去世三周年之际想到此处，是我念念不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特殊的岁月中，刘奇晋在成都地区书法艺术活动中发挥的特殊作用，我认为他是一个成都城市文化传统的“活体传承人”。

奇晋兄大我好几岁，我在初涉书法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便耳闻他的大名，但认识他是在七十年代初的成都青羊宫花会举办的书法展览会上，他是这个书法展的策展人。说起青羊宫花会，不仅有花这个主题，衣、食、玩、戏、曲、诗、书、画堪称五花八门热闹非凡，堪比宋代清明上河图，它是任何一个成都人从小到大的第一城市记忆。这个传统，至少是从唐代即有记载的古代成都的博览会，不管什么朝代、什么岁月都有。百度上有一则2021年“五十五届成都花会”的消息，算来，确如消息上所言，“从1966年首届成都花会举办”算起，大概也差不多每年一届。其实从我懂事的五十年代初，每年春节后不久的花会从未缺席。估计1966年以前还是民间在搞，之后，青羊宫花会就变成官办的“成都花会”了。

刘奇晋是成都市西城区文化馆的干部，成都花会地属西城区，由他来策展属于高端的文化——书法是理所当然。何况，当时成都就只有三四个区，除了东、西城区外，另有一个龙泉区，一个青白江区。其他区文化馆没有像刘奇晋这种有名气的书法家，所以，西城区文化馆由刘奇晋负责的书法活动基本上就代表了成都市的书法活动。后来，刘奇晋又办起了西城区书法组，这个书法组基本团结了东、西城区的有实力的书法家，直到1982年中国书协四川分会成立前，刘奇晋实际领导了整个成都市的书法活动。在那个书法是不是艺术尚未定性的年代，刘奇晋几乎是靠他的一己之力，影响和推动着成都市的非常专业的群众书法活动，是书法艺术的传灯人之一。

刘奇晋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影响力呢？原因有三：第一，他本人就是有相当造诣的书法家；第二，他是体制内文化馆的有关负责人；第三，他是成都市数一数二的老书法家刘东父先生的儿子。这三个原因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他的父亲及其高祖父——号称“川西夫子”的刘止唐先生为代表的，双流刘氏家族几代人的文化影响力。刘奇晋是刘止唐先生的玄孙，他的伯祖父刘咸滎（豫波公）是刘止唐先生的孙子，是民国时期成都市的“五老七贤”之一，他的叔祖父、学者刘咸炘就是《弄翰余沈》的作者。刘东父与刘奇晋父子是蜀中二百年历史的书香门第的书法传人，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书法传统艺术的活体传承人。1982年中国书协四川分会成立时，刘奇晋为理事，其后又升任四川省书协副主席。从这一条传承有序的线索，刘奇晋先生在现代四川区域文化史上，在书法艺术从民间走向体制、从非学科走向学科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我的重点要谈谈刘奇晋先生在书法领域的两项重要成就。其一，他是在碑学书风成为书坛的强势主流之后，顽强传承和延续刘咸炘、刘东父帖学书风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创作来自于苏东坡俊逸超迈的宋人风韵，其书卷气派十足的作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创新潮流中並不显眼，甚至显得有些老派守旧。经历了四十年折腾，当代书法创新一派中一些人从主流向“反书法”的支流滑落，而回归二王的守旧派在晋唐小字古法中自得其乐打旋涡。而有宋人气派的刘奇晋反倒显得一枝独秀，其书点画耐得咀嚼，有一种书斋名士的贵胄味道。在我对其四、五十年的观察之中，他似乎总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书法守旧派，殊不知得其乃父家法，继承东坡，变化东坡在一以贯之的帖学自信中，反而从当下千人一面的新馆阁时代凸显优雅一枝独秀。其二，我则要谈谈他的书法研究成果。可以说，他是一个理论与创作相统一的艺术家。

下面我谈谈刘奇晋先生在苏轼书法研究中的成果。1991年，他和我共同主编了《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上、下两集，出版后得到苏学研究专家徐无闻先生赞赏，徐先生和其弟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石先生联袂作一文发表在当年《人民日报》上，后来此书还荣获四川省社会科学奖。奇晋兄主要负责两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一是编订《苏轼书法年表》，一是考释《宋拓西楼苏帖》。自南宋以来，历经元、明、清及现代学术界为苏东坡编制年谱、年表甚夥，堪称显学。其中尤以清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等巨册最为详实。包括当代四川大学曾枣庄教授编撰的大量三苏和宋代文学专籍在内，其研究内容均以政治家、文学家和诗人苏东坡为标的。编订《苏轼书法年表》是以苏轼书法为中心，这是首创。编订书法年表的基础首先是对苏轼所有存世书迹进行编年，而编年的最大困难是苏轼的大量作品並未署年款，其中尤以《西楼苏帖》为大宗。我当时在苏轼卷“作品考释”中承担的主要是墨迹部分，而墨迹部分南宋以后均有研究，当代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也作了大量墨迹的考证，我则在前辈学者的成果上再进一步加工。而奇晋兄的工作则集中在传世而罕见的《西楼苏帖》上，这是一个硬骨头。

《西楼苏帖》由南宋成都汪应辰刻，成于孝宗赵慎乾道四年（1168）三月一日。已故著名碑帖研究专家秦公先生以帖中“慎字缺末笔”，断定为宋刻。他在《北京市文物商店藏【西楼苏帖】》一文述及，是在征求流散文物中发现。所谓“西楼”遗址有人推断应该是现在成都人民南路展览馆（从前成都皇城坝）附近，或者就是李白《登锦城散花楼》诗中的散花楼。南宋陆游为官巴蜀时，曾在成都见过《西楼苏帖》，並著录于他的《渭南文集-题跋》中。但此帖的刻石不知埋在成都什么地方，而此宋拓之帖在流传中时隐时显，並未在传世著述中有所深研。苏轼24岁与其弟苏辙在嘉祐二年同登进士第，于四年四月奔母丧回川，六月召回京后，他们似乎没有再回过四川。然而，《西楼苏帖》刊刻的大量书信从早年到暮年跨越苏轼一身的九十余首书札，凭借其对蜀西历史、地理、方志的熟悉，对北京市文物商店和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六大册刻帖一一作了考释，全面进行编年。内中不乏有待商榷之处，但这个前人未能做过的工作有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尤忆当年奇晋兄住在我北京八方斋旁借来的另一间八平米蜗居中，夙兴夜寐整整三个月时间，靠抽烟打起精神，喝二、三两小酒兴奋不眠，攻克了这个难关！那时，我的工作也经常赤膊彻夜到天亮，我们俩往往见天光渐明而相视一笑，为我们卓有成效的努力兴奋不已。整整一个夏天下来，我见奇晋兄真的瘦了一大圈！《左传》云：“夙兴夜寐，朝夕临政，此以知其恤民也。”我等岂知临政恤民，而在临学恤史也！哈哈！

奇晋兄已离开我们两年多而登仙了，提笔怀友之际，也总让我怀念参加编撰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三十余年中已逝的分卷主编如穆孝天、马世晓、郭子绪、林鹏、梅墨生等，以及学术顾问沙孟海、任继愈、吴长邺、徐邦达、罗继祖、姚孝遂、李普同、刘九庵、周道振、李学勤、冯其庸、徐自强、束景南、徐复等，他们都是以一生的青春贡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他们都曾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活体传承人，他们将永远为历史所书写，并激励着我们继续奋进！

辛丑腊月小寒后二日于泥龟梦蝶堂灯下

刘奇晋—蜀西文明的活体传承人与实干家

刘奇晋先生，祖籍四川双流，1942年4月生于成都，是我省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书法理论家、组织工作者。1962年，在父亲刘东父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学习书法。1978年任成都市西城区文化馆书法辅导干部，长期从事群众书法篆刻的组织、辅导和培训工作，成绩显著。同年，始有作品参展、发表。1982年起为苏轼书法作品系年，陆续有成果发表，1991年应刘正成之邀合作编写出版《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次年获四川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994年参加《四川省志·文艺志（1840～1990）》的编辑工作，任书法部分总纂和撰稿。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第三、四届副主席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四川省文联第三、四届委员，成都市书法研究会副会长，成都市书法家协会第一、二、三届副主席，成都市文联第二届委员，民革成都市委会常委，成都市政协委员。他生前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省市书协顾问、省书学学会副会长、开明印社名誉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刘奇晋先生因病于2019年3月4日在成都去世，享年77岁。

刘奇晋作品选

刘奇晋—蜀西文明的活体传承人与实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