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梁思成早20年，伯施曼何以影响中国近代建筑研究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恩斯特·伯施曼来到中国，跨越14个省区，行程数万里，对中国的皇家建筑、寺庙、祠堂、民居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留下了8000张照片、2500张草图、2000张拓片和1000页测绘记录。他比梁思成、林徽因的考察早了20年。其著作《中国建筑》可说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对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伯施曼的个案再次提醒我们，近代以来，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逐渐呈现为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而对中国近现代建筑的深入研究和认识也需要一个跨文化的视野。
了解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人们都知道美国建筑师茂飞和中国学者乐嘉藻。前者设计了大量符合现代材料和结构技术原理，同时又具有清代官式建筑风格的新建筑；后者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一书则是中国同类著作中的第一部。

茂飞

目前有关二人生平及其设计或著作的讨论与研究已不鲜见，但有两个问题似乎仍有待回答：
茂氏虽然有机会访问北京、广州和南京等中国重要城市，并参观紫禁城这样高等级的建筑实例，但他有关中国建筑的文章除了一般性的概述，并无详细的调查资料。他能够设计出造型相对准确、类型又颇为多样的中国风格建筑，原因何在？

在20世纪上半叶，茂飞主持设计了中国多所大学的校园，图为茂飞设计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

乐氏不是中国营造学社会员，应该没有梁思成、刘敦桢那样多的田野考察机会。他的著作提到了许多营造学社出版物并未介绍过的实例，它们又源自何处？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在20世纪初期，大多数建筑师没有接受过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教育，也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业余进行实地考察，那么他们设计中国风格的建筑所参照的样本是什么？

燕京大学旧影

这些问题看似不大，但又是研究中国风格建筑和中国建筑史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们的部分答案其实就在当时的一些出版物中，而德国学者恩斯特·伯施曼的著作《中国建筑与风景》和《中国建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近年来中国建筑史学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截至目前，学界关注的重点还只是中国营造学社，特别是梁思成、刘敦桢和林徽因等人的研究和论述。
尽管伯施曼曾经是营造学社通信研究员的事实已是众所周知，近年来有关他的生平、来华经历及学术成果也不乏较为系统的介绍，更有学者探讨了他的建筑史研究的人类学视角及其与梁、刘等人技术与法式研究的区别，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对他当时中国建筑创作和研究的促进作用却鲜有论及。
其主要原因，在笔者看来，不仅仅在于中英文读者对于伯施曼的德文著述存在语言上的障碍，更主要的还在于双方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相对孤立，即未能自觉地将书面文献与实地材料相互参证，并将域外论著与本土研究进行对比。

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在天坛祈年殿合影

本文拟将伯施曼的《中国建筑与风景》《中国建筑》与其后的一些中国风格的建筑设计和建筑史写作进行对照。
笔者相信，这一研究不仅可以揭示伯施曼对于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还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学术研究与建筑实践的互动、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与砥砺，以及中国学者们对于西方研究的取长。
据何国涛编译的材料，伯施曼1891年进入柏林的夏洛滕堡工学院（今柏林工业大学）攻读房屋建筑专业。1896-1901年，他曾任管理房屋建筑的长官，在东普鲁士军队房地产管理处工作。1902-1904年，他以建筑官员（隶属于德国驻东亚的殖民部队）的身份在中国工作。

恩斯特·伯施曼

1906年8月，他又以德国驻北京公使馆科学顾问的身份来华，其间对中国建筑开展了长达3年的调查研究。到1909年，他探访了中国当时18个省份中的14个，收集和拍摄了大量照片，还对一些古代建筑进行了实测。他的部分调研成果发表在《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三卷，1911、1914、1923，中国画报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建筑与风景》（1923）、《中国建筑》（二卷）（1925），以及《中国建筑陶艺》（1927）等专著之中。
《中国建筑》共计正文162页、照片700余幅、测绘图103版、速写8 幅、地图2幅。
全书共20章，分别为：1. 城墙，2. 大门，3. 殿堂，4. 砖石建筑，5. 亭子，6. 楼阁，7. 中线对称建筑，8. 梁架与立柱，9. 屋顶装饰，10. 立面雕饰，11. 栏杆，12. 基座横饰，13. 墙壁，14. 琉璃，15. 浮雕，16. 路边祭坛，17. 坟墓，18. 石碑，19. 牌楼，20. 宝塔。而《中国建筑与风景》也有288页摄影图版。

北京崇文门城楼内侧的雪景。伯施曼摄

这些照片和测绘图不仅反映出中国建筑在地域风格、功能和造型类型上的多样性，而且以其对细节的重视显示出中国建筑的工艺特点及其与宗教和文化的关联。
伯施曼的著作是20世纪初期少数对中国建筑进行全面介绍的重要专著。尽管其德文文字有可能会妨碍中英文读者对于作者观点的接受，但其中大量精美的照片和测绘图无疑为当时的建筑人士了解中国建筑提供了宝贵参考。从中获益最多的建筑家当属茂飞。
茂飞的中国风格建筑设计一直体现出他对清代官式建筑的追摹。1914年当他初次到中国并进入紫禁城之后，就被它那纯粹而庄严的建筑深深地震撼了，继而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建筑群。1919-1926年在设计北京燕京大学校园建筑时，他的事务所便充分利用了在京的有利条件，近距离地观摩紫禁城。

紫禁城远景。关野贞摄

至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保存着当年美国工程人员要求赴三大殿摄影的文书。
这位名叫赫尔（H. E. Hill）的美国建筑师（茂飞事务所的成员）为了赴故宫参观，通过美国大使馆与北洋政府内政部进行了多次信件沟通。
完成燕京大学工程之后，茂飞在中国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南方。1923年，他应广州市市长孙科的邀请为该市做规划，1927年又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首都计划的首席顾问，还在1931年获得了南京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设计委托。

南京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大牌楼。茂飞绘

虽然直接借鉴北京官式建筑实物的机会越来越少，但他却能利用其他有关中国建筑的视觉材料作为设计参考。伯施曼的《中国建筑》一书无疑就是其中之一。茂飞的设计清楚地反映出了伯施曼著作的影响。尤其是他为阵亡将士公墓所作的六柱五楼大牌楼设计，除了比例缩小三分之一和斗栱攒数有所减少之外，整体造型和多数局部竟完全是照抄伯施曼著作中“清西陵石牌楼”一图的测绘图。

清西陵石牌楼。伯施曼测绘

公墓梅花瓣平面的墓圹也显然参考了伯施曼著作中“普陀山一处墓地” 的造型。
对于公墓的纪念塔，曾有学者认为是对19世纪中期毁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明代南京大报恩寺塔的复原，但对照伯施曼著作中“广州六榕寺花塔”的照片，我们便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高度相似性。
此外，纪念塔前石栏板的莲叶瓶及望柱的叠云柱头造型也可以在伯施曼著作图398—图399中找到来源。

南京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纪念塔。茂飞绘

广东六榕寺的花塔。伯施曼摄

乐嘉藻也是伯施曼著作的获益者。
这位在中年就立志研究中国建筑的学者在晚年曾对自己拥有的研究条件不无感慨地说：“其初预定之计划，本以实物观察为主要，而室家累人，游历之费无出。故除旧京之外，各省调查，直付梦想。”所幸的是，当时的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为他提供了方便。

乐嘉藻

所以他又说：“幸生当斯世，照相与印刷业之发达，风景片中不少建筑物，故虽不出都市，而尚可求之纸面。”
将乐嘉藻的《中国建筑史》与伯施曼的两部著作比对，可以看出伯施曼的著作就是乐嘉藻这些纸面材料的一部分。
例如乐嘉藻著作的第13章（“城市”）的图6（“辽金元明四朝北京沿革图”）中的元、明部分就当参照了《中国建筑》的“北京的平面图”一图。

北京的平面图，伯施曼绘

此外，他还根据伯施曼著作的图片描绘了一些插图。
如其第7章“塔”中的插图3（“西安慈恩寺之雁塔”）、图7（“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之万寿塔”）和图12（“北京正觉寺五塔”）当分别描摹自《中国建筑与风景》的图102、图109 和图107；乐嘉藻著作的插图5（“山东兖州之龙兴寺塔”）、图9（“广州之六榕寺塔”）、图10（“浙江普陀山太子塔”），以及图15（“北京颐和园、玉泉山两处之五色琉璃塔”）则显然分别描摹自《中国建筑》的图684、图687、图689、图707，以及图691。其中“太子塔图”在构图上与照片左右相反，说明该图先是被描绘在透明纸上，付印时被正反倒置。
茂飞的设计以及乐嘉藻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或参照或描摹了伯施曼著作中的图片，这一发现促使我们在更大的范围里考察后者的影响。

乐嘉藻著《中国建筑史》中的“浙江普陀山太子塔”

浙江普陀山的太子塔。伯施曼摄

事实上伯施曼的著作不仅嘉惠了茂飞和乐嘉藻二人，也是其他一些中国建筑师和建筑史家参考甚至批判的对象。
郭伟杰指出南京阵亡将士公墓的六柱五楼大牌楼是由当时在茂飞事务所工作的董大酉经手设计的。这一事实说明了董大酉受到了伯施曼著作的影响。这一影响至少还可见于董大酉在1931年设计的大上海体育馆。
对比它与《中国建筑》中图706（“北京碧云寺汉白玉塔”）两座建筑须弥座束腰部位的玛瑙柱子和椀花结带图案的造型，我们就能看出二者的关联，尽管董大酉制作的须弥座的上枭和下枭都有所简化。

大上海体育馆的须弥座。建于1931年。董大酉摄

北京香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局部）。伯施曼摄

此外，营造学社社员、建筑师卢树森在1935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园的藏经楼也得益于《中国建筑》。这座颇为纯粹的清代官式风格建筑看起来在书中并没有对应的实物，不过它与伯施曼著作中的“苏州玄妙观弥罗阁”均在歇山形屋顶上另加一个略小的悬山顶，这一共同特征正好体现了二者的关联。
如何将中国建筑的屋顶改造为有用的空间是现代中国风格建筑设计的一个挑战。曾有建筑师试图按照西方的办法在中式屋顶上开辟老虎窗以便通风和采光，但结果却造成了屋顶中式风格的弱化。弥罗阁的这一手法——将歇山顶中央升高，附加悬山顶，利用两个屋顶之间的间隔开窗，为藏经楼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本。

苏州玄妙观的弥罗阁。伯施曼摄

卢树森作品中的藏经楼与伯施曼著作中的弥罗阁的不同体现了一种规范化的努力，即建筑师并没有照搬原来的建筑风格，而是采用了清代官式建筑的做法，设立了平座栏杆和八角形天井（室内）。
这些又都是营造学社通过研究《清式营造则例》、《营造法式》（宋代），以及调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所获得的古代官式建筑的语言。
同样的屋顶做法在杨廷宝于1947年设计的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建筑上也可以看到。

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杨廷宝摄

1925年南京中山陵和1926年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正值伯施曼著作出版之时。两处主体建筑在整体造型和细部处理上并没有明显地效仿任何伯施曼著作提供的实例。
建筑师吕彦直曾作为茂飞的绘图员，在1919年参与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中国风格校园建筑的设计，所以他对中国传统建筑的了解应当另有来源。不过从两处建筑群的个别小品和一些细部依然可以看出他曾参考了伯施曼的著作。

南京中山陵园的藏经楼。卢树森摄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中山陵祭堂前广场两端的华表的柱头、柱身甚至须弥座的造型都与《中国建筑与风景》图24与《中国建筑》图240—图243中的华表如出一辙。
上述实例说明，20世纪20-30年代大多数建筑家对于中国建筑尚缺乏系统了解，且无力实地考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关中国建筑的图片材料便充当了中式建筑设计以及有关论述的参考。
伯施曼的《中国建筑与风景》和《中国建筑》所记录的中国建筑类型丰富，图片清晰，因而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伯施曼著作中的材料得自当时中国的14个省，具有广泛性、多样性，但上述建筑家们并无意效仿其中装饰繁冗或造型夸张的地方风格，而更倾向于参考清代的北方官式建筑进行修改。

清西陵泰陵内的一根柱子。伯施曼摄

南京中山陵的华表

伯施曼也因此通过自己的调查服务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式建筑的创作，或如傅朝卿所说的“20世纪中国新建筑官制化的历史”。
不仅如此，伯施曼还通过这些资料与自己的见解对中国近代以营造学社为主导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
1924-1927年，在梁思成和林徽因还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期间，伯施曼《中国建筑与风景》的英文版以及《中国建筑》先后出版。
但梁思成对它们连带其他一些同时期西方学者的中国建筑研究著作并不满意。梁思成曾在1947年评论说：“他们没有一个了解中国建筑的文法，对中国建筑的描述一知半解。”

天坛的皇穹宇。位于祭祀用的圜丘坛以北，是存放皇天上帝与统治王朝历代皇帝神位的处所。该建筑为单层台基、单檐攒尖顶。

然而这并不意味他拒绝参考这些西方人的研究，如他在1935年与学生刘致平合作编纂的《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就包括了“台基”“石栏杆”“店面”“柱础”“琉璃瓦”等中国建筑细部的分类介绍，这些内容在伯施曼著作中也都有详细的对应材料。
梁思成的著作中还转用了伯施曼著作的一些调查材料，如其《图像中国建筑史》中的图77-e（北京西山无梁殿）即引自伯施曼著作中的图6—图7，而且梁思成还注明这本书的图75-c（北平西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也描摹自伯施曼著作中的图705。

北平西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伯施曼绘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梁思成所描摹的金刚宝座塔删除了原图中的雕刻，这表明他研究中国建筑的视角与伯施曼有所不同。
科格尔曾说：“梁思成试图根据西方学院派的体系寻找中国民族建筑的一种新表述，而伯施曼则以一种整体性的方法去涵盖一个依然活生生的文化。”
金刚宝座塔的两种不同表达进一步说明，对于伯施曼来说，建筑是一种意义的载体，他不能忽视其含义；而对于梁思成来说，传统建筑的造型和结构更重要，因为只有它们对现代建筑有借鉴意义。

北平西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座塔。梁思成绘

1932年伯施曼通过中国驻柏林代办公使梁龙君致函中国营造学社，并附赠他的著作《中国宝塔》，表示希望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通讯研究员。伯施曼随后受到营造学社聘请，他的工作因此也更为营造学社的成员们所了解。
1932年3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1期“本社记事”中曾提到伯施曼的赠书及营造学社的另一位通讯研究员德国学者艾锷风（Gustav Ecke）与中国社员翟兑之、叶公超合作对赠书进行节译的消息。同年9月《汇刊》第3卷第2期“本社记事”中还有朱启钤对伯施曼赠书的说明。而伯施曼著作中的其他一些实例，如《中国建筑》中的“苏州玄妙观”和“西康雅安高颐阙”等，也应当为中国营造学社按图索骥进行古建筑调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此外，营造学社社员王璧文（璞子）在1943年出版了专著《中国建筑》，书中的“苏州玄妙观弥罗阁”“北京妙应寺塔”“四川灌县竹索桥”等插图也是采自伯施曼的著作。

四川雅州府的墓阙。伯施曼摄

与外国同行的交流还使中国学者们获得了对比和超越的目标。如1937年6月营造学社社员鲍鼎发表论文《唐宋塔之初步分析》，探讨中国古塔的类型特点和时代特征。他在文章的前言中提及伯施曼的研究并称赞说：“东西人士对于中国佛塔之调查研究颇不乏人……德人伯施曼教授所著之佛塔尤见精彩。”
但他随即指出了他们在编辑方法和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以及自己的方向：“然均皇皇大著，未便初阅。且对于佛塔均只作个别的记述，未尝作断代的分析，于初学尤为不便。因不自惴谫陋，将我国佛塔精华所萃唐宋时代之式样作初步分析。”
这种在与国外研究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提出自己观点的做法尤见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写作。

梁思成和林徽因

关于梁、林的中国建筑史写作，笔者已有若干专论，在此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林徽因关于中国建筑反曲屋顶起源的解释其实就包含对于包括伯施曼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林徽因说：
屋顶本是建筑上最实际必需的部分，……屋顶最初即不止为屋之顶，因雨水和日光的切要实题，早就扩张出檐的部分。使檐突出并非难事，但是檐深则低，低则阻碍光线，且雨水顺势急流，檐下溅水问题因之发生。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明飞檐，用双层瓦椽，使檐沿稍翻上去，微成曲线。又因美观关系，使屋角之檐加甚其仰翻曲度。这种前边成曲线，四角翘起的飞檐，在结构上有极自然又合理的布置，几乎可以说它便是结构法所促成的。……总地说起来，历来被视为极特异神秘之屋顶曲线，并没有什么超出结构原则，且和不自然造作之处，同时在美观实用方面均是非常的成功。
虽然林徽因并不见得可以直接阅读德文，但她一定知道伯施曼及其他西方同行的一些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曾由英国学者叶慈总结，并在1930年介绍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据叶慈的研究，西方曾有人认为中国的反曲屋面是中国古代游牧先人居住的帐幕的遗痕，也有人认为它模仿了杉树的树枝，而那些吻兽就代表了栖息于树枝上的松鼠。
伯施曼则说：“中国人采用这些曲线的冲动来自他们表达生命律动的愿望。……通过曲面屋顶建筑得以尽可能地接近自然的形态，诸如岩石和树木的外廓。”

湖南衡州府一座屋顶起翘的住宅

林徽因与梁思成一样，都相信中国建筑的结构不仅合理而且符合功能需要，屋顶造型也不例外，所以她认同英国建筑史家福格森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个看法，而不赞同上述所有西方学者的观点。她继续说：
外国人因为中国人屋顶之特殊形式，迥异于欧西各系，早多注意及之。论说纷纷，妙想天开；有说中国屋顶乃根据游牧时代帐幕者，有说象形蔽天之松枝者，有目中国飞椽为怪诞者，有谓中国建筑类似儿戏者，有的全由走兽龙头方面，无谓的探讨意义，几乎不值得在此费时反证。总之这种曲线屋顶已经从结构上分析了，又从雕饰设施原则上审察了，而其美观实用方面又显著明晰，不容否认。我们的结构实可以简单地承认它艺术上的大成功。
伯施曼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关联同时表明，中国建筑史话语的形成并非中国近代几位建筑史先驱自说自话、孤立研究的结果；他们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对话也非常重要。这种关联性对于研究中国建筑史学史尤其重要。
伯施曼对中国近代建筑之影响这一个案也再次提醒我们，近代以来，中国建筑的发展逐渐呈现为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而对中国近现代建筑的深入研究和认识也需要具有跨文化的视野。
将书面文献与实地材料相互参证，将域外论著与本土研究进行对比，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人，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