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巴黎大区（Île-de-France，历史上形成的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大区）至今依然是重大城市与建筑改造的现场。在上海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合作项目特展“巴黎建筑（1948-2020）：城市进程的见证”中，能够看到这些尺度、风格与质量各异的建筑实践和方案。值得一提的是，展览英文名称中的“Greater Paris”（直译为“更大的巴黎”）指向巴黎从单中心城市向多中心都市群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建筑师们找到了大展身手的土地。
展览举行之际，策展人、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建筑设计部门，博物馆研究员奥利维耶·桑卡尔布尔（Olivier Cinqualbre）与助理策展人泽伊内普·艾京（Zeynep Aygün）共同接受了《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的专访。
两位策展人表示，无论是法国本土还是国外的建筑师，是这些作品的质量让它们成为“巴黎的”，并持续为这座城市赋予其身份。作为国内首个将策展角度聚焦于国际城市发展进程的美术馆特展，上海西岸美术馆希望在跨国界、跨文化的语境下，藉由“巴黎”案例呼应中国本土蓬勃发展的城市更新与建筑建设图景，这对展览所在的同样作为国际城市的上海来说，或许也是一种参考，试图引发探讨“什么样的城市是好的城市”。
“巴黎建筑 1948-2020：城市进程的见证”西岸美术馆展览现场
巴黎今天的城市格局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拿破仑三世时期，塞纳区长官、男爵奥斯曼主持巴黎改造计划，用林荫大道取代了一些中世纪街道，以基于直线和几何学精度的设计重塑了城市的部分区域，改造完成以后，巴黎形成了单中心、放射状交通网、主轴线与塞纳河平行的格局。这次改造使巴黎从中世纪城镇脱胎为一座现代城市，但也对巴黎古老的历史建筑和城市风貌造成了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城市空间承受着人口激增的压力，这一困境在二战后变本加厉，住房问题成为当时巴黎最紧迫的问题，旧城区的单中心格局和老化的城市功能使得巴黎难堪重任。
梅罗吉设计的让·穆兰中心俱乐部
让·普鲁维设计的14套独户住宅
起初，建筑师在郊区找到了他们的“试验田”。安德烈·布吕耶尔（André Bruyère）在巴黎郊区弗勒里－梅罗吉设计的让·穆兰中心俱乐部是展览“巴黎建筑”中时间最早的作品。这所创伤康复中心建于1948年，包括剧院、娱乐室和图书馆，当大批巴黎居民在棚户区或单调的板式住宅中难以维持体面生活时，布吕耶尔希望在他的项目中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让·普鲁维（Jean Prouvé）则在默东建造了14套独户住宅，希望“为一代人建造临时的家园”，出乎他意料的是，时至今日，这座理想的临时家园依然屹立。
20世纪60年代，巴黎规划部门针对巴黎大区展开了较大规模的规划改造。规定不再增加城区的居住密度，工业、金融业等功能迁出中心区，在大巴黎地区沿着塞纳河向下游地区发展，形成带状城市。规划打破了单一中心模式，建设了以拉德芳斯为代表的卫星城市中心，吸引大量的工业、金融业和人口迁出中心区。
卫星城的发展和人口迁移催生了对于巴黎周边城镇大型住宅建筑开发的需求。作者贝纳德·马尔尚在《巴黎城市史》一书中写道，1958年，优先城市化区（ZUP）政令颁布，规定被划定的土地专门用来修建住宅，且必须在动工之前就事先规划好未来居民必需的基础设施。到1969年，巴黎大区共有12个优先城市化区和上百个居住小区，这些小区拥有住房30万套。很快，这种对房屋数量而非质量的强调暴露出了诸多弊端，兴建大型居民小区的热潮日渐式微。即便如此，这一时期仍然诞生了不少创新的住宅项目。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保罗·舍梅托夫以及博尔哈·维夫多罗，1982-1988年
勒妮·加尤斯特以及让·勒诺迪，中心城区改造项目，塞纳河畔伊夫里，1969－1982年，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
展览将昔日这些颇具实验性的项目带入了观众的视野。其中，保罗·舍梅托夫的沙利特之家、让·勒诺迪的消防站展现了野蛮主义美学；埃米尔·阿约的“阿约大楼”、爱德华·门克斯的“单身移民居所”、阿列克西·约西奇等人的“星城”以及勒妮·加尤斯特与让·勒诺迪的“星型建筑”等一改住宅建筑的单调乏味，从居民的需求出发，代之以多样性的形态和多元化的功能。
约翰·奥托·冯·斯普雷克尔森、保罗·安德鲁以及彼得·赖斯，拉德芳斯大拱门，皮托，1982－1989年；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
拉德芳斯大拱门是这座巴黎卫星城市的标志，也可以被视为大巴黎地区规划改造中的一个“纪念碑”。展览“巴黎建筑”展出了“大拱门”的模型与照片，它位于巴黎著名的历史轴线西侧末端，于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开放，与老凯旋门遥遥相望。这是一座属于20世纪的凯旋门，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外表覆盖着玻璃与意大利卡拉拉的大理石。为了调和其大尺度带来的空旷感，建筑师在里面设计了一个张拉膜做的顶篷，让整个空间与人更为亲近。
进入21世纪，“大巴黎”规划有了新的发展。2007年，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首次提出巴黎大都会发展计划（Paris Métro pole），覆盖巴黎及其周边城镇。2009年，大巴黎快线（Grand Paris Express）公布，作为大都会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地铁路网长达200公里，环绕巴黎，共包含6条路线，预计将于2024年至2030年间通车，将连接巴黎近郊地区，包括巴黎各重要机场，并环绕市区一圈。对于建筑师们而言，这项计划无疑将产生新的机遇。
作为“机遇之地”的巴黎并非只有一张张等着被填写的“白纸”，更多的时候，设计者们面对的是拥有自己历史的土地。随着城市空间功能需求的变化，迫切的重建如何与过去相融合，成为了他们思考的重心。
历史上，巴黎东西部地区在功能结构和发展水平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工业革命以来，巴黎东区作为传统工业聚集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西部地区。70年代经济结构调整以后，东部地区因为传统工业的萧条，出现了大面积的工业和铁路废弃用地，面临居住条件恶化、城市景观败落等严重问题；另一方面，它坐拥塞纳河景观，并从19世纪起便充当巴黎港口和仓库，这些优势使巴黎东部成为城市更新的重点。
伯纳德·屈米，拉维莱特公园，巴黎，1982－1998年；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
20世纪80年代，巴黎新城市化计划集中于巴黎东部的再开发，提出创造绿色空间的必要性，并设想对工业和铁路用地进行重新划分。拉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便是一个例子，这座公园由废弃的屠宰场改造而来，是前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1982年发起的大型工程之一。瑞士建筑师伯纳德·屈米被任命为公园的首席设计师，他创作出许多名为“游乐场”的红色小亭子，为这个已经被科学工业城占据的区域带来人气和活力。此后，许多巴黎市内的重要地理位置都得到了投资：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夏莱蒂体育场、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大型工程将塞纳河畔的风景融入地标设计；社会住房项目也在巴黎东部得到了开发。
伦佐·皮亚诺以及理查德·罗杰斯，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与文化中心，巴黎，1971－1977年，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
密特朗的“伟大工程”见证了一批外国建筑师在巴黎的成就，在展览中，能够看到长长的国际建筑师名单，而这种从国际竞赛中寻找建设者的热潮正是从蓬皮杜中心自身的设计开始。1969年12月，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宣布决定在巴黎建立一个艺术中心，举行了一次国际竞赛。1970年，由伦佐·皮亚诺和理查德·罗杰斯组成的意大利-英国建筑师团队成为了获胜者。蓬皮杜中心所展现的高技建筑特色在今天多么为人称道，在当时就显得多么离经叛道。巴黎人认为它与城市的传统风景格格不入，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外国建筑组合在他们颠覆性的方案中保留了部分昔日中央广场的空地，被称为“城市的呼吸”，或许也意味着新与旧、外来和本土之间的调和。
对话｜奥利维耶·桑卡尔布尔与泽伊内普·艾京
策展人、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建筑设计部门，博物馆研究员奥利维耶·桑卡尔布尔（Olivier Cinqualbre）
助理策展人泽伊内普·艾京（Zeynep Aygün）
澎湃新闻：如何理解“大巴黎”（Greater Paris）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展览中是怎样体现的？
奥利维耶·桑卡尔布尔与泽伊内普·艾京：出现在蓬皮杜中心馆藏中的作品以及组成此次展览的展品都位于巴黎及其邻近地区。我们使用了“大巴黎”这个在今天与都市发展前景相联系的概念。目前位于馆藏中的新城项目没有出现在此次展览中，因为它们属于另一个特别的语境。虽然大型设施主要位于首都，但较小的项目分布在不同地方，它们之间没有等级关系。
澎湃新闻：城市的扩张常常会导致诸多问题，被概括为“城市蔓延”，巴黎的城市规划为人称道，在城市扩张方面能够给其他地方带来怎样的经验？
奥利维耶·桑卡尔布尔与泽伊内普·艾京：确切地来说，城市蔓延是新城扩展所导致的，而巴黎及其市郊都以高密度为特色：无论是巴黎住房还是巴黎各岛上的密度，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住宅区的密度还是20世纪70年代在市郊对于城市中心的更新。在突破和大展宏图的时代过去后，在经历了汽车、高速公路的城市化之后，今天的城市化是为了寻求一种更广泛的机动性，对环境的破坏更小。现在，是公共交通网络的路线构成了空间。
夏尔·戴高乐机场2号航站楼，保罗·安德鲁，1969-2003年
澎湃新闻：我们在展览中看到，巴黎的建筑景观有很大一部分由国际建筑师的作品构成，与此同时城市保持了自身的辨识度。上海同样拥有大量的国际建筑师作品。在您看来，城市如何在达到国际化的同时，避免被同质化？
奥利维耶·桑卡尔布尔与泽伊内普·艾京：巴黎的建筑景观并非一直都有国际建筑师的介入。这与一些特定的时期有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围绕蓬皮杜中心的国际竞赛，由外国建筑师拔得头筹。此后，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发起的一系列“伟大工程”为建筑创造带来了生机，出乎意料地鼓舞了外国建筑师来到巴黎，参与到城市的更新当中。
一个城市的国际性是可以独立于外国建筑师的贡献之外的，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考量。无论是法国本土还是国外的建筑师，是这些作品的质量让它们成为“巴黎的”，并持续为这座城市丰富其国际化名片。即使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建筑师在各种国家和城市中工作，对于环境的考量以及城市的历史特性会让这些实践变得多样化，而不会复制出标准化的国际形象。
美国文化中心（现为法国电影资料馆），弗兰克·欧文·盖里，1988-1993年
巴黎爱乐音乐厅，让·努维尔，2006-2015年
澎湃新闻：和巴黎一样，上海既是国际城市，也有自己的历史。历史和发展如何在城市中有机地共存？
奥利维耶·桑卡尔布尔与泽伊内普·艾京：20世纪60到70年代，巴黎经历了违背老城的城市干预和操作：道路的布局因为建筑的拆除而遭到破坏，一些项目的尺寸超过了街道的轮廓。七八十年代之交，一场主要受到意大利影响的建筑运动对旧城进行了重新思考，其提议基于将历史纳入考量。
澎湃新闻：回顾过去70年，有哪些主要的建筑热潮曾在巴黎发生？作为“机遇之地”，巴黎为今天新一代的建筑师留下了怎样的机会？
奥利维耶·桑卡尔布尔与泽伊内普·艾京：战后，巴黎及周边地区的实践反映出当时建设性的、审美的思潮。现代建筑终于在委托之外找到了一席之地。这幅现代思潮可能包含了不那么正统的研究。建造技艺以混凝土的使用为主导，但是，一些革新性的项目推广了金属的使用，例如爱德华·阿尔贝（Édouard Albert）设计的巴黎第一座摩天大楼，当然还有蓬皮杜中心。全玻璃的外立面不再是办公楼的特权：例如让·普鲁维在新兴工业与技术中心（CNIT）中展开的研究，以及随后彼得·赖斯（Peter Rice）的结构性玻璃。从野蛮主义到后现代运动，从解构主义到新现代主义，在时间的推移中，人们的审美在不断演变，也诞生了很多个性化的风格。
新一代建筑师的挑战在于获得巴黎郊区的委任：无论是与大巴黎地铁网相关的建设——车站以及住宅项目，还是诸如巴黎-萨克雷大学这样的大型项目。
克鲁勒巴尔博大楼，爱德华·阿尔贝，1957-1960年
多米尼克·佩罗，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1989－1995年，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
西岸美术馆展出现场
澎湃新闻：回到展览，此次展品来自巴黎蓬皮杜中心的建筑馆藏。相比于一般的艺术收藏，蓬皮杜对于建筑收藏的流程是怎样的？你们有怎样的标准？对于此次在上海的展览，如何选择能代表馆藏的作品？
奥利维耶·桑卡尔布尔与泽伊内普·艾京：对于这次展览，我们优先选择的是那些我们认为最接近广泛的非专业大众的项目，他们通过展出的藏品，也能了解到某位建筑师的创作是怎样的。
我们的收藏原则是选择那些我们认为在他们各自的时代最具有革新性的建筑师最重要的项目。选择主要着眼于由图纸和模型所反映出的设计过程。这一过程既有完成的，也有未完成的项目，后者在我们的收藏中也有自己的位置。我们的建筑收藏始于1914年，涵盖直到最近几年的所有时期，我们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也让藏品的选择变得更加简单。而到了当下阶段，作品进入馆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冒险，也就是基于对项目能够成功的期望。
展览“巴黎建筑（1948-2020）：城市进程的见证”将展至2022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