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是“海派”早期的画坛巨擘，花鸟、人物、山水无所不能，而尤以花鸟画、人物画的成就为最。他的艺术风格对近现代中国画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徐悲鸿称任伯年为“仇十洲后中国画家的第一人”，英国的《画家》杂志曾把他与西方的梵·高相提并论。
澎湃新闻获悉，“任伯年艺术研究工作委员会”昨天在沪成立暨揭牌仪式在沪举行。据悉，”任伯年艺术研究工作委员会”是在美学理论指导下，开展新时代中国书画艺术研究创作活动的专业工作机构，并将致力于研究任伯年艺术在现当代中国书画艺术界的传承课题与学术研究。
任伯年（1840—1895）
任伯年（1840－1895），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以字行，浙江山阴航坞山（今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人，清末著名画家。任伯年自幼随父卖画，后从任熊、任薰学画，后居上海卖画为生。在“四任”之中，任伯年成就最为突出。
作为清末“海派巨擎”的任伯年在人物、花鸟诸传统绘画领域都有建树。其人物画，早年从陈洪绶法出，形象夸张，富装饰效果。后练习铅笔速写后，变得较为奔逸。其写照技艺，高妙绝伦，曾为虚谷、胡公寿、赵之谦、任薰等多人画像，无不逼肖。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其《酸寒尉像》轴，写吴昌硕着官衣立像，极其传神；其花鸟画，早年以工笔见长，仿北宋人法，近于陈洪绶。后取法恽派及陈淳、徐渭、朱耷的写意法，笔墨趋于简逸放纵，设色明净淡雅，形成兼工带写、明快温馨的格调。
任伯年，《清供》，纸本设色立轴，86×43.5cm，上海中国画院藏
就其个人的艺术成就看，任伯年的花鸟画可能并不亚于其人物画，但就“海上画派”而言，在其前后的虚谷、蒲华乃至吴昌硕诸辈，都主要以花鸟画享名，与这些同人们相比，任伯年在花鸟画上的成就相对就不甚突出了；换言之，如果任伯年毕生没有其人物画的成就，那么也许就没有其今天“任伯年”之盛名，所谓的“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伯年）、任预，也可能就不存在；或者说，不包括任伯年的“三任” 或不包括任伯年与任预的“二任”，也还可以存在，但名气会小得多。无疑，就绘画史的意义而言，具体地说，在清末乃至19世纪的近代中国绘画历史上，任伯年是以其人物画（尤其是 “写真”画像即肖像画）而显示其别具一格的意义的。
韩信 任伯年 中国画 29.4×18.2cm 1885年 中国美术馆藏
这一点，也正是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的看法。他认为，“对于任颐的艺术造诣，就其个人来说，花鸟画的本领比较高，若以当时画坛的情况而言，他的人物画影响比较大。因为画人物的画家少，有成就的更少，所以像任颐那样的造诣，自然比较出众了，作为画史上的评价，当然首推他的人物画。”
钟进士像 任伯年 中国画 132.2×65.6cm 1891年 中国美术馆藏
然而，回溯对任伯年的学术研究与画史定位，其间也充满着各种不同声音。在其生前，吴昌硕誉其为一代“画圣”；虚谷评其“笔无常法，别出新机，君艺称极也”。
在其逝后不久，其子任堇记曰：“今日论者，佥谓曾波臣后第一手”；徐悲鸿更是为其撰写评传，“定之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更引达仰论评说：“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但在文人画话语权力的惯性影响下，也一直存在着“任伯年作画不能脱俗”“格调不高”“缺少书卷气”“文化修养不够”等看法。立足于当下时代，如何更为客观地从历史语境和现实启示来重新评价任伯年，显得如此迫切和急需。陈半丁曾这样比较任伯年与吴昌硕，“他长于巧，吴长于拙；吴的拙处胜于他，他的巧处胜于吴。吴的学历胜他，他的画才胜吴。……但是，他讲究结构，用色舒服，用笔巧妙，这是同时代画家所赶不上的。”在比较中客观地分析优劣特点和各擅所长，而并非简单、武断地整体否定，此为可取之法。另再如不少研究者指出，任伯年的主要艺术特点正在于“雅俗共赏”，而他的“俗”是平易近人的通俗，而非低级趣味，“是把自己的艺术供广大读者欣赏，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这恰恰是其不同于其他画家的个人独创性和独特性，是其绘画艺术与众不同、大放异彩的根本原因。
《任伯年像》 徐悲鸿画
上海“任伯年艺术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暨揭牌仪式现场
据介绍，”任伯年艺术研究工作委员会”是具有时代意识的中国书画艺术研究团体，是在美学理论指导下，开展新时代中国书画艺术研究创作活动的专业工作机构。任伯年艺术研究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该会将致力于研究任伯年艺术在现当代中国书画艺术界的传承课题，同时积极组织创作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提高城市文化审美力。与此同时，将关注书画界学术动向，定期举办个人和团体书画作品展、研讨会。
据悉，“任伯年艺术研究工作委员会”由上海一批知名的书画篆刻艺术家倡导，在上海市文联、上海市社团管理部门和上海市城市美学促进会的支持、关心下组建成立。“任伯年艺术研究工作委员会”还拥有书画艺术专刊，将择优刊登优秀作品和学术论文，报道有关活动，促进任伯年艺术的深入研究。
（本文资料部分参考澎湃新闻过往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