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从梁思成“对镜自拍”看起，无数次纪念与感动

“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近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对外展出，展品包括照片、录像、图纸、模型、书信、手稿以及空间装置，共计362件。
澎湃新闻在现场看到，整个展厅空阔通明，接近一个完整的长方形的展陈空间中，两张巨大的梁思成黑白照片在展厅的起始和终结处遥相呼应，其中一张为梁思成年轻时的“对镜自拍照”，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苏丹称“这是很有意味的一张照片，梁先生的对镜自拍象征一种自省，也正因此，他才有觉察、有作为”。

少年梁思成自拍像 1920年代初梁思成亲属提供

“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现场

在通体洁白的展厅中，大大小小分布了许多展柜用以陈列文献材料。在专访中，苏丹对澎湃新闻介绍：“我们大胆地创作了一个‘墓园’。这些展柜都是按照墓碑的格式和规制来做的，首先因为梁先生的一生中做了很多有名的墓碑和纪念碑；其次，今年是梁先生诞辰120周年，我们希望让大家在一个墓园的氛围中去缅怀先贤，很多国家的墓园为了让大家相逢的，是一个你和故人对话的空间。而这里是梁思成一个人的墓园，因为他做的每一个事情、每一个有价值的工作需要一次纪念，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展览的无数次纪念。”

林徽因墓梁思成设计

这种展陈上的创新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一般关于个人的纪念展会有一个年谱，你会发现梁先生的年谱是一个躺倒的‘L’，整个展厅的设计语言是贯通的，而L的转折处，也是梁先生人生的转折处。”苏丹谈道。
“此外，过去的墓园里面还有可以让人对着祈祷的物品，在这个展厅中，是两个黑色的空间：一个是应县木塔、一个是佛光寺。我没有用传统的方式放模型，应县木塔的空间是让人能够以建筑的角度去环视历史、环视周围的空间，你相当于在应县木塔里，能看到周围的景象，听到声音。佛光寺那个空间做了很多监控屏幕，有种临场感。”苏丹介绍。

“佛光寺”空间

展厅中两侧的墙壁上展示的是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一生中留下的照片，“这些图像反而成了营造氛围的内容、是一个感性的东西，而中间的展柜中的文献材料则是梁先生输出的文化的结晶。”

梁思成、林徽因合影

梁思成在病床上与林徽因讨论国徽设计方案 1950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影像资料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中国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等学科的重要先驱。

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作业 1925年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梁思成先生一生中有无数个闪光的瞬间，而其中最耀眼的成就是他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期间通过广泛的田野调查和深入的研究，构架了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系的生动历程，他测绘了许多建筑，并破解了“天书”《营造法式》。

梁、林行走地图

测绘建筑时留影

梁思成自1930年代初梁思成进入营造学社，在这之后四十年的人生中，始终保持了两个十分鲜明的研究方向：其一是对中国古代建筑史史学体系的科学建构；其二是对最具实例遗存特征的两个基本历史阶段，即明清与唐宋 ( 含辽、金、元 )两个时期古代建筑之一般特征与规律的科学阐释。

梁思成在四川李庄营造学社工作室绘图

梁思成等测绘赵州桥历史照片及现场赵州桥复原模型

一篇名为《中国建筑的史学建构与体系诠释》的文章中介绍，在晚清时，虽然有包括德国鲍希曼、法国伯希和、瑞典喜仁龙，与日本关野贞、常盘大定、伊东忠太等介入中国古代建筑的考察与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大体上还仅是徘徊于实物考察与资料搜集阶段。即使其中稍有深度著述者，如鲍希曼、伊东忠太，也不过是一些带有异文化猎奇性质的考察性叙述与概要性探讨。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梳理与构建中国自己的建筑史研究体系，梁思成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对古建筑遗存进行测绘，苏丹谈道：“建筑测绘是很重要的，梁思成也为后来中国的建筑学示范了一种感性的教育方式，在文本上去阅读和现场测量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你实际地触摸了建筑。比如应县木塔、比如佛光寺，早期他们做测量工作的时候非常艰苦，冒着危险，爬到几十米高的塔刹上，我觉得这种勇气是一种责任和使命驱使着他。他的田野调查对中国古建的重新发现和再发现都十分重要。”

佛光寺测绘图

独乐寺观音阁水彩渲染图

除了田野调查，梁思成也做了许多重要的案头工作，如破译了《营造法式》。“《营造法式》相当于建筑中所用的字典，它将建筑中各个构件的作用、名称都形成了标准化。过去认为中国建筑更多是民间的、甚至是口耳相传的非遗。实际上中国建筑是有典籍、有图示的。《营造法式》最早是用于核定工匠工作量的，防止以少报多，但是最终的作用是告诉你，我们中国是有规制的、是有伦理和科学的。”苏丹介绍。
此外，梁思成也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这是他向世界传递中国建筑系统的信息、以英文标注的稿件。他将中国建筑的木材规格、比例关系，建筑的样式、形象和形象之间的内在结构逻辑告诉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