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影像艺术开始成为视觉艺术的主流形式之一，影像对生活的介入改变着我们对世界观看与理解方式。近日，第十三届上海双年展的特别单元“特写”的第四场论坛“当代影像的寓言”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论坛邀请艺术家徐冰、诗人翟永明和学者王小鲁，从徐冰的影像作品《蜻蜓之眼》出发，探讨当代影像生产机制的变化以其背后的时代内涵。
论坛“当代影像的寓言”现场
“今天的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这是徐冰在作品《蜻蜓之眼》面世后的一次谈话中的总结式发言。
2017年，这部独特的电影诞生，整部作品的所有画面都来自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来的监控视频，这部电影没有摄影师，更没有演员，用徐冰的话来说，“监控摄像头为我们提供着精彩的画面。我们的电影没有主演，各不相干的人，闯入镜头，他们生活片段被植入另一个人的前尘后世。故事中的他和现实中的他们，究竟谁是谁的投影？这个时代，已无法给出判断的依据。”
《蜻蜓之眼》最初的灵感来自于徐冰2013年时所看到的法制节目中的监控画面，最初他苦于缺少素材，但随后几年，网络上涌现了大量的民间上传的监控画面，监控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个案例说明了影像对生活的介入，而徐冰把握住了这一点。在诗人翟永明创作的“剧本”下，上万个公共摄像头组成的“复眼观看”讲述了一个 “古典爱情故事”，而创作者们显然期望观众能够自己去发现更多的内涵。
《蜻蜓之眼》（2017）海报
“特写”由实验影像中心（CEF）、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联合主办，该项目邀请国内顶级的艺术片导演、影像艺术家和相关领域重要学者进行对话与访谈，通过文字、影像、论坛、纪录片等多样形式展开，以跨学科的思维碰撞激发当下的影像艺术研究与发展，重申对话的价值和思想的魅力。
论坛现场
生长中的材料
徐冰：“监控”这个词是“冷战”或是更早的时候出现的。很多东西带有一种进化性，在我的作品里，我喜欢使用正在生长中和不成熟的材料，就像《地书》，这个想法的产生大概是在十七八年前，那时候根本就不可能用这个东西写一本书出来，但是我有一种预感，它早晚会生长出特别丰富的内容，就像现在的emoji表情，它的发展之快超出我们的想象。监控也是，它本身就是在社会现场生长中的材料，我觉得这种材料的使用会对你的作品很有帮助。
徐冰，《蜻蜓之眼》电影静帧
使用“监控”来做这部《蜻蜓之眼》，我最感兴趣的是这种方法，我总说它是和当代文明相匹配的一个方法：我没有一个摄影师，但是全世界只要上传到网络上的摄像头都是我们的摄影师。蜻蜓有28000只眼睛，这28000只眼睛一定是进化而来的，而进化就是要以最合理、最有效的趋向来发展。实际上今天的人类这种生物进化已经被很多的科技取代了，比如每个人都有手机，它延长了我们的思维和手臂。
再说到监控，其实监控是我们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手段，就是让我们两只眼睛、行走的人具有蜻蜓的这个能力——我的眼睛其实遍布在世界各地，这就是我们的“进化”。所以今天再看这个电影，它和这个社会进程有着内在联系，可以被不断挖掘和反省。我希望随着我们生活的进展，人们可以从这个电影里看到更多的层面。
王小鲁：徐冰说到“媒介的特写”，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让我想到，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我们可以亲近摄像头，赞美它，肯定它。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可能性。今年的双年展提到非人类、后人类这些显学；换一个角度来看，媒介是人的延伸物，它帮我们去看，去捕捉东西，有人说它是非人的，反人道主义的，其实它也是人的一个延伸，是人文主义的一个发展，它可能是人道主义的。
我觉得徐冰老师的作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语言不是特别激进，但是他会用作品的规模让你感到震撼，那里面有非常厚重的东西，但是它又有一定的通俗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去理解它的革命性和先锋性。
从“版画”到“监控”
徐冰：实际上《蜻蜓之眼》和我过去的作品在思想和方法的上是有很大的内在联系性。我一直觉得艺术家的灵感、思想的动力来自于社会现场，他最终完成的东西是属于这个艺术家的一个闭合的圆，他的所有作品都在完善这个圆。艺术家越真实，做的作品越多，这个圆就越闭合，而且过去的作品和新的作品之间有一种相互注视和相互发现的关系。
徐冰，《天书》（1987 – 1991）活字版手工印制书籍和卷轴，汉字的部件重新制造的“假汉字”，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2018
像《天书》和《蜻蜓之眼》之间有一种很内在的关系，我喜欢的艺术手法是“声东击西”，先把你带入一个圈套和误区，你在这误区之中最后获得感悟和启发，这种启发不是强迫给你的。比如《天书》是否是一本书呢？这里头的文字是文字吗？实际上从我们旧有的知识和概念中还真不能说它是书，也不能说这些文字是字，因为它不具备作为字的界定的核心。《蜻蜓之眼》也是这样，它属于故事片、剧情片还是纪录片？其实没法回答，因为摄像头是谁也没法回答。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故事片，因为翟永明放入了很多的情节，同时它又具备纪录片最本质的手法和内容，所以是一个没法界定或者不曾有过的样式。
我是学版画的，这个电影其实透着我学版画的背景。版画其实是一种间接的表达，它不像油画、国画，艺术家情绪激动或者他悲伤了就在笔触上即时流露出来。版画是通过一个中间的媒材转印以后才出现的画面，而这种中间媒介是被规定好了的。版画具有当代性，就在于它有中间媒介。《蜻蜓之眼》里头的材料就是已经被规定好了的材料，是我采集来的，这就得看艺术家和编剧有没有本事在一个中间媒介有限的范围内把它使用好。其实我们这代艺术家是在很有限的思想空间中长大的，我们特别擅长在有限的范围内创作，就像我的老师，我觉得他们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擅长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把艺术推进到极致。
徐冰，《蜻蜓之眼》电影静帧
当代影像的寓言
翟永明：当时进行编剧的时候，我也跟徐冰说，这个电影本身是一个寓言电影，虽然它的内容非常写实，镜头也很写实，但它具有寓言性，比如说故事里的柯凡他变成蜻蜓，这在现实生活中肯定不可能，别人都不认识，都不知道，他不是蜻蜓。但是我们故意要这样去写，希望让人看到简单的故事背后的东西，整个的电影的呈现可以说是一个当代影像的寓言。
因为是我来介入这个电影，我会把一些习惯性的关注点介入这个角色的创作中。电影里虽然没有固定的形象，但是因为所有的女性形象都会被当成女主角，所以这个女主角的故事就比较带有普遍性。因此我在这个电影里面探讨了一些和当代现实有关的问题，比如整容。当时对于整容有很多的批判，我希望更进一步地来追问一下，为什么这么多女孩去整容，难道都是女性自己的原因吗？这个原因的背后还有些什么呢？我作为一个女性，希望能够探究背后的原因，我也看了很多资料，知道有一些到大城市打工的女孩，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去整容。所以整容也有很多层面，我希望能够表达出跟大家普遍认为的整容的不一样的观点。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女性主义协作者，在作品里留下了我自己的影子。
徐冰，《蜻蜓之眼》电影静帧
王小鲁：我觉得《蜻蜓之眼》是一个普遍的中国人的故事，好像我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装进去，这是一个原形的故事，中国人就是这么生存的。它让我想到《红楼梦》，主人公在寺庙里，下山历练了一番，回到寺庙。“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我们总觉着自己很超越，但是越活越发现其实还是落在这个窠臼里。所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原形化的叙事。
我对于徐冰作品的另外一个理解是，他一直在创造一种最大化的艺术，追求一种“最大公约数”，我觉得这是这一代艺术家的一个特点，如果从电影的角度来说，他其实和第五代导演的某一些诉求是很相似的，他要有一个很大的规模，《蜻蜓之眼》的采样是巨大的，字幕也采用了叙事，它会告诉你从南到北，都是从哪里采集到的故事，这样作品的社会性或者说普遍性就呈现出来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觉得徐冰老师和后来的艺术家不一样，他讲述的是巨大的文化寓言。
（本文据主办方提供的现场速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