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决与“奇迹风景”的消亡，读丹下健三与日本建筑屋顶

近日，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的特展“挑战”正在上海复星艺术中心展出。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接连获得被称作“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而开创此先河的人正是丹下健三。
1970年大阪世博会，丹下健三联手冈本太郎贡献了大屋顶和著名的“太阳之塔”，二者的“对决”奇迹般地孕育出令人难忘的风景。然而这道风景最终消亡，批判体系土崩瓦解。本文选摘自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建筑日本：现代与传统》。
丹下健三的屋顶
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接连获得被称作“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而开创此先河的人正是丹下健三。他在1987年成为日本首位普利兹克奖得主。作品方面，东京奥运会的体育场获得了特别好评，有评论指出该建筑能够使人感受到日本传统的连续性。在回顾20世纪的情况时，还是需要重点讨论一下丹下开创的日本现代建筑与世界接轨的格局，以及他在同一时期提出的“日本特质”的论题。
丹下事务所的雇员神谷宏治曾指出，虽然国际主义正成为世界的共通语言，但是，“如果丢掉了日本人的品性，就无法在国际社会中表现日本的独特性。因此，需要向近代建筑中注入以日本传统为背景的元素，以提高它的国际评价”。
实际上除日本外，其他活跃于非欧美建筑界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还有墨西哥的路易斯·巴拉甘、巴西的奥斯卡·尼迈耶和中国的王澍。他们都属于打造强烈地域性的建筑师。也就是说，在亚洲与南美建筑师群体走向世界之时，他们身上的非国际主义元素也同样被寄予期望。
丹下也一样。他还承担了另一个可与东京奥运会比肩的大型国家项目—大阪世博会—的会场整体规划工作。在那里又出现了怎样的“日本特质”呢？
在此之前，还需要再多说一些与“丹下的屋顶”有关的话题。
国立代代木竞技场的大屋顶，显然不是像基因突变那样凭空出现的、丹下独一无二的原创设计。现代主义带来的钢筋混凝土施工技术催生的各式造型在战后广泛传播，丹下的设计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国立代代木竞技场（设计：丹下健三）

当时，埃罗·沙里宁的TWA航站楼与约翰·伍重的悉尼歌剧院等应被称为结构表现主义的动感空间在世界各地登场。前者有着展开的鸟儿翅膀一般的造型，后者宛如层叠船帆的主体是海边的标志性建筑。它们的屋顶轮廓与象征主义之间存在一些联系。对于普通人而言，屋顶同样具有识别性强与易于理解的特点。

TWA 航站楼

悉尼歌剧院（设计：约翰·伍重）

英格斯冰场（设计：埃罗 · 沙里宁）

不过，丹下的奥运会体育场，则是最新技术驱动下的、大胆的悬挂结构设计，既能表现体育运动的跃动感，也能令建筑与传统线路接驳。
来自外部的目光·来自内部的批判
实际上，曾有过美国学生将国立代代木竞技场描述为“像神道教的神社屋顶一样的建筑”的轶事。也就是说，这座建筑像神社的屋顶一样，由两个反曲的曲面交会形成了陡峭、下凹的屋脊。它有着与沙里宁的英格斯冰场相似的悬挂结构，同时还令这个学生感受到了“东洋的气息”。
正因为这种造型在西方没有先例，才会令西方人感受到东洋的气息。美国学生基于西洋的分析方法与合理精神，将它视为日式设计。因为在他看来，“传统的日本建筑与工艺品中存在许多曲线”。它们不是几何学中的线条，而是对自然中的曲线的提取（话虽如此，这座建筑中并没有叫作“照起”的反转曲面）。
不过，很难说今天的日本人在看到这座体育场时，是否真能像西方人那样感受到日本特质。这种特征很难被生活在自己国家的人察觉，只有外来的目光才会敏锐地捕捉到差异。安藤忠雄的建筑也被海外评论家评价为神道或禅的空间，或许他们对异国的东方主义情结起到了一定作用。
话虽如此，屋顶的象征主义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20世纪60年代末的韩国，金寿根设计的国立扶余博物馆的屋顶与正门，因令人联想起日本神社的千木与鸟居，遭受了来自《东亚日报》批判。

国立扶余博物馆（设计：金寿根）

一时间各类报刊在纷纷将历史学家们拖下水的同时，展开了关于“倭色是非”（对日本风的批判性表述）的讨论。金寿根为自己的作品辩解称：虽然样式与神社类似，但神社是由百济传入日本的建筑形式而非日本固有。但这却招来了神社起源于南方文化与百济无关的反驳。另外针对建筑师金重业的看起来像是“日本式”的指摘，金寿根则宣称它是“谁都不像的金寿根式”。就这样，韩国的传统论在排除日本特质的过程中得以确立。
地域性与屋顶
建筑对地域性的表达，原本就有向屋顶集中的倾向。现代的高楼大厦时常因其平直的顶部而被批评为“匀质的风景”。但是在过去，屋顶曾是最能体现地域个性的建筑部位。因为它是降雨、日照等气候与环境条件的直接反映。
在日本传统建筑的外观中，屋顶占据了很大比重。例如原田多加司就曾说道：“如果用人类的身体比喻，屋顶相当于人的面孔，因为它是人眼最常看到的东西。”建筑史学家太田博太郎也指出屋顶之美是日本建筑的特征，他这样说道：“即便是西洋的木造建筑，也没有使用这种出挑深远的大型屋顶的情况。西洋不存在强调屋顶之美的建筑。”师承吉田五十八的建筑师今里隆曾断言“屋顶蕴藏着日本建筑之美”，它是“日本人的原始风景”，“世界范围内再也找不出日本以外的建筑中”存在如此多样的形态与装饰。
丹下的现代主义屋顶
建筑史学家近江荣给予丹下的历史评价为：“与一直以来存在于近代建筑师身上的无国籍、无传统的国际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过，丹下并没有一直坚持用屋顶表现传统。他于20世纪50年代设计的自邸与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就是主动隐藏了屋顶的底层架空形式的建筑。这样的设计与他裁剪桂离宫的屋顶、将古建筑以现代主义画风的摄影构图呈现的手法一脉相承。

香川县厅舍（设计：丹下健三）

在这之后，同为平屋顶的香川县厅舍，通过檐口下方椽子风格的细部，对传统性进行了表达。也就是说，在现代主义建筑——被视为战后的民主主义的建筑——开始普及的时代，丹下的设计中并没有太多对屋顶的表现。不过在香川县厅舍作为实验性作品完成定型、现代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20世纪60年代，国立代代木竞技场与八枚双曲抛物面薄壳组成的东京圣玛利亚大教堂等建筑，借助大胆的屋顶展现了象征主义的空间造型。

东京圣玛利亚大教堂（设计：丹下健三）

丹下还在另一项国家级活动大阪世博会上负责会场的整体规划，以及节庆广场与覆于其上的大屋顶的设计。不过此处的屋顶并不是他用来表现传统性的作品。
运用了新型结构技术的球节桁架的大屋顶，并不是一个用来遮风避雨的普通屋顶，而是依照内含人类居住空间的构想设计的空中都市的雏形。这是一种启蒙主义的载体，它展示了超越时代的美好未来生活图景。

大阪世博会节庆广场模型

丹下考虑使用可以清楚地看到天空与云朵、带有透明感的轻质薄膜作为屋顶材料。不过，大屋顶之所以能够被人们记住，主要还是得益于冈本太郎的太阳之塔横插一刀地暴力介入。冈本太郎在1967年受邀参加世博会，当他看到画出壮丽的水平线条的大屋顶时，心中涌起了将其打破的冲动，闪现出迫使长291.6米、宽108米的优雅大屋顶与一个怪诞的东西对决的念头。而这个怪诞的东西，就是一座刺破30米高的屋顶且高达70米的巨塔。
土著的反叛
不是单独的屋顶，也不是孤立的高塔，二者在名为世博会的舞台上激烈碰撞，奇迹般地孕育出令人难忘的风景。面对理性主义的大屋顶，令人惶恐的土著之物抬起头来，这正是冈本倡导的对极主义的具体呈现。

太阳之塔设计：冈本太郎

不过，大屋顶在世博会后遭到了拆除，一部分球节桁架被放在地面上保存。只有太阳之塔至今还立在那里，却再也找不到对决的目标，已经变得连自己当初批判了些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它是给了名为近代的宏大叙事一记重拳的绳文之物，是埋藏在世博会会场中心的反世博的种子。然而其赖以生存的基础的消亡，最终导致批判体系的土崩瓦解。简直就是椹木野衣口中的“坏的场所”——日本——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