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已经到来，人类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分离和考验。有10位生活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艺术家们，在过去三年，展开名为“共用钱包”的艺术社会实验，参与者向一个账户里存款，也从一个账户中取款。“艺术并不是一件挂在墙上的商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共用钱包”以一种深深联结的方式让个人融入了群体，疫情对独立艺术家的影响，因互相支持而消解不少。也许艺术在这个时代的独特力量，便是带领我们去重新想象可能的未来，并身体力行地实践它。
Luigi说，“与其想着他人是来愚弄我的，不如想他人是在人生道路上陪伴我的。毕竟，一同行路要比独自上路容易的多。”
Ingrid说，“共用钱包总是能提醒我：慷慨和信任是多么容易，但这同时也是真正的先锋。 ”
Elisa说，“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想要抵制敌对的感觉，所以我们以爱与信任来回应。”
Agnes说，“仅仅分享金钱是远远不够的。 我还想分享与你们更多更多，关于世界，关于工作，关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孩子。 我想一起聊天，一起笑，吃饭和跳舞。 分享金钱应该是蛋糕上的一枚小樱桃，而更大的蛋糕则是我们在过程中自然结成的亲如家人的关系。”
以上都是艺术家们写给这个项目的情书。
三年前，十位生活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艺术家们决定做一个为期三个月的艺术社会实验——“共用钱包”， 成员由具有不同生活方式、财富水平和家庭条件的艺术家和文化从业者组成。 参与者产生的每笔收入都在一个银行帐户中共享， 而成员的所有日常开销都从该帐户来支付，例如房租，食物，衣物，水电，交通等。如此的设定已经触动大家的很多神经，而“共用钱包”还不记账不算账，没有任何既定的规则来未雨绸缪，成员们从来不决定如何分配这个资金，也不决定如何处理储蓄或大笔支出。所有成员有绝对的自由来使用“共用钱包”里的任何金额。他们唯一仰赖的原则，便是相互的信任和对这个小团体的责任心。而参与者除了这十位艺术家还间接包括三位伴侣和六个孩子。
十位生活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艺术家们的艺术社会实验“共用钱包”。
项目的初衷是为了反思我们当前和金钱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对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带来的影响：为什么我们认为个人收入一定是个人能力的体现？这个社会对收入的划分也受制于不同的因素，例如国籍、种族、性别或年龄。在艺术领域，它也有更多时运的成分，这几个月我可能没有很大的项目，但下个阶段又突然有很好的机会，但这并不代表我的能力高下。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工作着、生活着，我们能否以自己信任的朋友为一个小团体，来试图打破这样的固定模式，从而找到一种更温暖的与金钱的多元关系。
“共用钱包”没有既定的规则
金钱，它影响着我们做出许多选择，甚至会左右我们的人际关系。但是，即使在亲密的家庭圈或朋友之间，它也很少是被自由讨论的话题，还常常是冲突的根源。虽说中国有句俗话“亲兄弟，明算账”，但在现实里，我们常常碍于情面而避而不谈，围绕着金钱还是有诸多忌讳，我自己和周围同龄的朋友也会因为如何分摊费用而在亲密关系里产生隔阂甚至不愉快。在西方国家，AA制更普遍，哪怕在小家庭里，收入和支出依然高度个人化，我见过同学的父母去旅行不带上孩子，同学觉得再正常不过，因为这是父母的消费。但同时经济收入和消费水平仍然属于个人隐私，触及金钱的话题依旧敏感。在这样的大语境里，“共用钱包”的艺术家们决定打破金钱与个人这种一对一的关系，变成一种集体的互帮互助；同时打破这种不能言说的禁忌，让个人在集体里没有委屈或牺牲感，大家都可以开诚布公地沟通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十位艺术家约定每周五会面一小时，面对面地讨论事宜，并坦诚地沟通自己在这一周的经历。有时，一个成员在超市排队结账，突然发现卡里没有余额了，于是大家在群聊里炸开了锅，谁能立即打一笔款到公共账户里救急，但即使是这时候的恐慌，也是十个人共同分担的。有时，大家会敞开心扉分享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有些成员当月贡献的收入太少，他们会被内疚感深深束缚，但数月颗粒无收后，终于有一笔收入能为“共用钱包”转入数千欧元的巨款，大家又欢天喜地地庆祝，这时的喜悦也是十个人共享的。
每周五的成员会面
“共用钱包”最初的设想只是一个为期三个月的短期实验，毕竟所有人都无法预判这个项目会如何进行下去，可不知不觉，这个实验已经持续了近三年了。参与的艺术家们说，“共用钱包”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新常态，无法想象自己回到之前孤立的、充满紧缩感甚至恐惧感的金钱观。
新的转变包括，当十个人同去酒吧聚会，谁来买单再不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去其他成员家做客，冰箱里所有的瓜果蔬菜都是用“共用钱包”的资金买的，共享食物的时候会觉得更加自在，但同时他们会更注意到金钱背后的劳动，虽然资金是共用的，但这些食物是他人花时间和精力去超市挑选的、搬运回来的，这些隐形劳动虽然没有被市场标价，但他们现在能注意到这些价值并表达感激。
在她的情书里, Tiziana写道：
“最初，我记得自己是多么震惊，当我听到这个提议并没有更具体的条款的时候。它甚至让我觉得我在浪费精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意识到，尽管价值体现于金钱，但它最终是关乎人的。
我刚加入时，带着购买公寓的强烈意愿。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的主要目标都是确保我的老年有保障。仅此而已。一个人到了45岁，单身也没有孩子，很容易透过个人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未来。
通过共用钱包，我学会了对自己的野心和观点更加真诚和灵活。尽管保障老年生活对我仍是重要的，但自从我加入这个项目以来，紧迫感已经改变了。我想用开心的钱来买这些东西，用能带来满意感的工作赚到的钱。
所谓的保障和安全感，不是应该在决定投资前，首先感觉我们谋生的方式是顺应心声的吗？如果没有，那么我的老年房屋会散发出什么样的气氛呢？”
“共用钱包”的成员并不生活在一起， 然而，“共用钱包”却将成员的价值观、需求、行动和生活紧密相连。
作为项目发起人之一的艺术家Adva Zakai，原本住在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社区，“基布兹”在希伯来语里就是“集体”的意思，这个有百年历史的社区制度是一个集体的生活方式，有点像我们之前的人民公社，只不过基布兹社区里不使用金钱，大家共同劳动，劳动所得用于维护集体，而集体同时也照顾所有成员的需求。尽管理念听上去很美好，但前二十年都生活在基布兹社区里的Adva，也观察到了这个制度的不足。在基布兹社区，所有个人额外的需求，都要经过集体的讨论和裁定，个人并没有最终的决断权。譬如有年轻人想出国留学，组织为什么应该花费比其他人更多的资源去资助你？你需要在所有人面前去辩护，而最终组织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来裁定你的要求是否可以被满足。个人的喜好和愿望被放在集体的利益中权衡，表面看似公平，但越来越多的牺牲感在慢慢地累积。如今很多年轻成员都纷纷离开了基布兹社区。
1936年的基布兹社区（图片来自以色列政府媒体办公室）
艺术家Adva Zakai
Adva把她在基布兹生活的经验带到“共用钱包”的讨论中，提出成员们在决定使用金钱的时候不应该有牺牲感，还是按照自己原先的生活习惯，有的成员习惯每年出国旅行两次，那便还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有的成员从不高消费，但是喜欢买很多书，项目提倡成员们在这种消费时不要有任何内疚感。可既然是一锅集体的钱，也没有任何记账，大家都开始对自己的消费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又需要多少？
事实证明，所有成员的消费行为在自我审视后都减少了，尽管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是以前的十倍之多。这种经过审视之后的消费决定，更多地流露出一种珍惜，而不是无止境的欲望，惜人惜物，并珍惜当下。
对金钱的态度其实是一个我们如何去赋予价值的问题。 成员里的一对夫妻在参与了“共用钱包”之后，决定放弃自己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大房子，他们发觉自己一家三口生活在这个空间，不如把空间捐出来给艺术家作工作室用来得更有价值，由此，居住空间的大小回归到一种真实的需求，而不是一种奢侈。而他们一家也搬去了另一个区域的公共居住社区(Co-living Community)，以一种全新的、更贴近自己价值观的方式生活。
夫妻成员Anna Rispoli和Christophe Meierhans分享自己的经历
Elisa在情书里写道，“对我而言，‘共用钱包’就像是一个交叉路口，或者是两条开放的电缆相遇并产生电力的地方，就像是火花。 我们走在反思与实践的交汇处，即便有再多的阅读和见解，最终还是要实践，还是要行动，从而使某个想法真正地活起来。‘共用钱包’以一种深深联结的方式让个人和集体交汇在一起，于是在这个让我们深陷匮乏感的社会里，有了一个泛着微光的地方，在那里，个人自由渐渐倾向于个人在社会上所发挥的责任。”
在与Adva采访的最后，她提到今年经历的新冠肺炎大流行，“我们一开始只是想去探索新的金钱观，却未曾想，这个项目让我们各自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加舒适。特别是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期间，我们这些自由职业者居然没有收到很大的冲击，危机被十个人分摊下来，就并没有那么可怕了。而隔离的孤立状态，也因为团体的存在而得到一丝慰藉。” 我能感受到，一种新的集体和家人关系已然诞生了。
“共用钱包”的成员们
当今的世界每天都在骤变，没有任何未来是清晰的，也许，在我们面临可能的崩溃时，金钱和存款都没那么重要了，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许更珍贵。
“共用钱包”是一个艺术项目，同时也想为社会提供一种新的经济或社交原型。在这里，艺术并不是一件挂在墙上的商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Adva在采访中说道：“在当今世界做一个艺术家，是能够真正带来变化的，我对把艺术实践在生活中，以及实践它的人们都非常的感兴趣。”
也许艺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力量，便是带领我们去重新想象可能的未来，并身体力行地实践它。
以上的摘录均来自于参与艺术家们写给“共用钱包”的情书，这些情书是在项目进入第三年之际，参与者们想要真情实感地去表达他们对“共用钱包”的体会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