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俗之间，可敬可悯——读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书信有感

广洽法师，是弘一法师最亲近的弟子之一。他与丰子恺在1937年至1975年的200通往来书信，记录了一僧一俗间的佛缘与世情，也侧写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并“漫画”了丰先生自己的后半生。
身处新加坡的广洽法师晚年不断给丰子恺寄钱寄物，丰子恺也持续寄画回赠给法师。按理，丰子恺居士应该供养广洽法师才合佛门之常规，但时代、空间、地域、个人等多种因素，让这层关系颠倒了，令人无奈。
从通信中，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方方面面，丰子恺的一生，勤勤恳恳，端端正正，念佛护生，功德无量。他多才多艺，可敬可佩，但也可叹可悯，令人感慨。

广洽法师（左）与丰子恺

海豚出版社2013年推出了《子恺书信》上中下三册。其中中册全本都是丰子恺致广洽法师的信札，共200通，时间跨度从第一封1937年3月24日到最后一封1975年4月12日，凡三十八个春秋。记录了一僧一俗间的佛缘与世情，也侧写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并“漫画”了丰先生自己的后半生。此外，书信里时不时跳出的南洋人物，更是令我倍感亲切。

丰子恺（1898-1975）

丰子恺（1898-1975），比广洽法师（1900-1994）年长两岁，“文革”结束前一年即1975年9月15日在上海谢世。广洽法师住娑婆世界九十四载，圆寂新加坡。广洽法师，是弘一法师最亲近的弟子之一，早在1931年，通过弘一法师的介绍，他与丰子恺居士结识。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法师南下新加坡弘法利生。上世纪五十年代龙山寺住持转逢老和尚示寂之后，洽师继任住持。洽师也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领导师，并创办弥陀学校。在南洋一带，广洽法师德高望重，法缘殊胜，皈依者甚多。老法师往生后，他生前的精舍薝蔔院改为“广洽纪念馆”。洽师酷爱艺术，敬重文化人，与许多艺术家结为佛友，收藏了大量近现代文人的书画作品，这些艺术珍品现都陈列在广洽纪念馆里。通读这批书信，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广洽法师不断给丰子恺寄钱寄物（手表、药、补品、食物、生活用品）。所寄钱款不外三种情况：一是用于《护生画集》（第三集）的出版、杭州虎跑弘一法师石塔的增筑费用等功德事项。丰先生公私分明，每一笔进账都记得清清楚楚，老派人做事真是一丝不苟，故法师信任丰居士，由他处置安排。二是丰子恺托广洽法师在南洋卖画所得的润笔。三是广洽法师所赠丰子恺本人及他子女之补贴。按理，丰子恺居士应该供养广洽法师才合佛门之常规，但时代、空间、地域、个人等多种因素，让这层关系颠倒了，令人无奈。

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札

当然，丰子恺自年轻时就受到弘一大师的教诲，信仰佛教，至老不变。对于这种局面，他当然惭愧不安，每次收到法师的寄款，他回信总是说：“屡次承汇，受之有愧”、“所惠太厚，使弟受之有愧”、“如此惠爱，令人歉愧，领谢领谢”。这一类语言，布满了整本书信集。

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札

丰子恺居士觉得愧疚，但同时他也主动开口索要一些当时在中国难以购买的东西，譬如打火机的“电石”（米粒般大小）、胡椒粉等等。他信中索要五六粒电石，法师豪迈，寄了千粒，丰子恺算了算，够用五十年。丰先生信中还写道：“所惜国内香烟好者极少，不能常得。有之，亦不甚美味。此可憾也。”（见1960年3月20日信）很快，法师就给他寄了三五牌香烟来了。他回信说：“三五牌十余年不吸矣，今日试吸，觉香味倍佳。”
我们不能离开特定的时空来谈这个问题，若当时国内物资供应充足，丰子恺自然不会这样做的。人，总有物欲之追求，越是缺乏越是渴望，丰子恺也不能免俗。再说，丰子恺和洽师的关系非比寻常，广洽法师曾说“子恺居士对衲情同手足”，正是因为这层僧俗之间的深厚友情，才使他放下顾忌，敢于开口索赠。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对于法师的不断惠赐，丰子恺也不是“白拿”，他也不断的寄画回赠给法师，尽他所能供养三宝。在1959年2月4日的信中，丰子恺写道：“一月廿六日寄上（航空挂号）佛像四帧，想可收到。弟多年不作佛像，然近来承嘱，并不技术荒疏。盖昔年为纪念弘师涅槃，曾在重庆画佛像千尊，分送信善，每尊一百零八笔，每笔念佛号一声。十余年不作，此技法并不生疏。”这段话，透露出1949年之后，新中国不鼓励画佛，丰子恺基本上不绘制佛教题材作品了，同时也告诉我们，他画佛像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即使十多年不碰，一上手仍旧熟练。丰子恺所绘佛像，常有题识“百零八笔成佛”之语。

丰子恺为广洽法师贺寿画作

1960年8月19日信函中，丰子恺告诉洽师：“前日由邮（非航空）寄上屏一堂（四条），写清朝爱国诗人黄遵宪诗，想在此信到后可以寄达。黄曾为新加坡领事，此屏可装裱悬挂弥陀学校，藉以鼓励学生爱国。”黄遵宪在新加坡任职总领事三年（1891-1894），至今海南会馆还保存一对黄遵宪书写的楹联。丰先生书写黄遵宪的诗，赠与法师创办的弥陀学校，倒也恰到好处。

丰子恺绘广洽法师画像

书札中丰子恺提及多位南洋高僧及社会各界名流，如：妙灯长老、广净法师、宏船法师、竺摩法师、黄曼士、高文显、郑子瑜、黄奕欢、连士升、潘慧安、陈光别……他们多是托广洽法师向丰子恺购画或托法师代为求画。举一例来说，黄曼士是大收藏家，他和徐悲鸿的友情广为流传，在此不赘。黄曼士喜欢收藏扇子，室名百扇斋，号百扇老人。他托法师代购丰子恺的扇面一帧。
书信中，涉及陈光别居士的不少。陈光别信佛甚虔，1977至1999年担任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林长达22年，对居士林的稳步发展，贡献巨大。他是广洽法师的至交，经洽师引介，结识了丰子恺。1966年5月，陈光别抵上海，丰在功德林备素筵招待，丰告诉法师“虽相见只二三次，深知其人温良和蔼，可谓益友”。1971年10月，陈光别探访中国，本打算来上海看望丰子恺，后行程有变。丰给洽师写信汇报：“昨得陈光别先生由广州寄下包裹一个，内有法师所惠西洋参一包，又承光别先生惠赐燕窝一匣。……弟未得谋面，至深遗憾也。”他同时给儿子新枚去信道：“此人（陈光别）乃厦门大富人，在新加坡开‘陈光别百货公司’。昔年来沪，我在功德林设宴招待他。今则已无全席，我亦病中不招待了。我已写好一联送他：光天化日龙吟细，别院微风鹤梦长。此联当胜于饮食招待。”他把光别嵌入上下联首字，倒也用心了，丰子恺后来将此联寄给洽师，托法师转交陈居士。
在丰子恺的书信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小心翼翼，像他这样的旧式文人，在新时代的政治气候下，必须站稳立场，紧跟时代，歌功颂德，尤其和海外亲友通信，需正面宣传祖国建设。在1958年即中国大跃进年代丰子恺写的一封信里，道：“国内劳动热情甚高（儿童少年壮年皆参加，惟老者不预焉），粮食钢铁产量大增，富足可喜。”1964年10月23日信，又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成功，此后世界和平大有保障，此亦一大‘护生’功德，至可欣慰也。”

丰子恺《捷报》

1965年秋天，广洽法师终于去上海和丰子恺居士会晤。1948年底，他俩在厦门见过，“相别十六七年矣，能在沪再晤，幸何如之！”丰子恺还陪同洽师去杭州虎跑祭拜弘一法师塔墓；又去西湖蒋庄拜访马一浮老居士，三人合影纪念。这张照片至今还挂在薝蔔院里。之前，通过丰子恺的介绍，法师也和马一浮结交。这次三人得以相聚，因缘圆满。广洽法师回国的时机真是好，若迟一年回来，大概情况就不同了。

丰子恺画《弘一法师像》

这次洽师返国，还将印光大师的雕像带去。这尊印祖雕像，说来话长，1939年，新加坡来了一位奥地利雕刻家和画家卡尔·杜迪希。杜迪希在新加坡逗留的时间只有一年多，结交了郁达夫、广洽法师、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也完成了不少艺术品。郁达夫有两篇文章《介绍雕刻家杜迪希（Karl Duldig）》和《印光法师塑像小记》写到这位雕塑家。从郁达夫后一篇文章可知，广洽法师请杜迪希塑了一尊印光法师雕像，雕像完成后，先送至郁达夫处，郁达夫又送到了广洽法师那里。看了郁的文章，我一直惦记着这尊雕像的下落，读了丰信，才知洽师在1965年就将此宝物携带回故国，信中丰子恺建议“印光大师雕像供养在苏州灵岩山最妥”。最后印祖雕像是否安置在灵岩山，“文革”中是否保留下来，均不得知，不过，至少有了一个线索可寻。
随着1966年的到来，丰子恺行事愈加谨慎，他曾翻译日本人汤次了荣的《大乘起信论新释》，译稿寄给洽师，1973在星洲出版。他给法师的信里说：“此稿系弟廿余年前旧译，今法师在海外出版，望不署我姓名，而写‘无名氏’。发行范围亦请局限于宗教界，并勿在报刊上宣传。再者：国内不需要此种宣传唯心之书，故出版后请勿寄来。专此奉告。”请勿寄来四字下面还加了点，以示着重。信里丰子恺说《大乘起信论新释》是他二十多年前旧译，这是打了个“方便妄语”，因为“文革”期间，不少寺庙被毁，佛教也成了封建迷信，不准宣传。说是旧译，免得惹上政治麻烦。实际上是他新近翻译的。1971年6月27日给幼子新枚去信曰“昨日我忽然想起一件工作，是极有意义的，佛教中有一部重要著作，叫《大乘起信论》，是马鸣（印度人）菩萨所著。日本人详加注解，使人便于理解。我当年读此书受感动，因而信奉佛教。……今拟每日早晨译若干。全用繁体字。将来交广洽法师用匿名出版，对佛法实有极大的功德。”接下来在给新枚的信中多次提到翻译此书的情况，而且总是叫儿子“此信看后毁弃”，可见译大乘一事，他是偷偷做的，不让外人知道。1971年7月22日在给新枚的家书里又说：“早上研习哲学（已成五分之一，已给朱幼兰拿去看），真能自得其乐。”这里的哲学，就是指《大乘起信论新释》，后来丰子恺不写书名，就用“哲学”暗指《大乘起信论新释》，也是家书里的隐语。朱幼兰是丰子恺的佛友、书法家，两人私交甚笃。
还有一件事，更能反映出丰子恺的紧张心态。护生画第五集1966年在新加坡出版，其中有一张，编辑错把一幅1946年的旧画《月子弯弯……》收进来，丰子恺看到画册后，很是恐慌，连忙写信告诉法师：“不料尊处编刊人不小心，误将此旧画配在跋诗上，实甚不妥（弟将犯诋毁新中国之罪）。”丰子恺建议将此画切去，或在此画上加盖一枚1946印章。大家都知道1966年意味着什么，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丰子恺能不提心吊胆，所以信中用了“弟将犯诋毁新中国之罪”这样的词句。1960年，在老市长陈毅的指定下，丰子恺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文革”发生，他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挨斗，抄家抄走了很多东西（包括6000元人民币存款），房屋也被占。不过，在给洽师的信里，丰先生只字不提所受之苦之冤，顶多说说“革命运动大约夏季以前总可以结束。结束以后，弟决心辞职，或受撤职处分。”他就这样天天盼望着有个结果，盼望着退还钱物。一直到1972年底才结案，1972年12月30日他在给新枚的信中写道：“今日（十二月卅日）画院工宣队来人，告知我，我已于上周五解放，作为自由职业者，内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