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有画意，画里蕴文心”——“汪曾祺百年书画展”读后

一代文学大家汪曾祺第一次真正的书画展“岭上多白云——汪曾祺百年诞辰书画展”上月底已在浙江美术馆落幕，然而，这一展览引发的中国文人与书画的话题却一直在持续。
汪曾祺的字画，与他的散文和小说，是息息相通、互为表里的。汪曾祺的文字，纯正，干净。他自小习画，天份又高。他的画，从笔墨到线条到构图，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更难得的是，他的画作和他的文学作品一样，天然、通透、温暖、自在，充满着对人世间、对一草一木一蔬一花的温情。这是汪曾祺最动人的地方，也是寻常画家最缺失的。

浙江美术馆“汪曾祺书画展”现场

雨丝细密，空气湿重，连日的阴雨，让庚子年的秋日，直如梅雨季。
阴雨是烦人的，口里，则说着“晴湖不如雨湖”，仿佛喜欢这雨。那天一早，与顾村言、石建邦二兄，由上海虹桥登车，去西湖边。其实，我们要去看的，不是雨湖，是汪曾祺。
十多年前，顾村言曾写了两本汪味十足的书，唤作《人间有味》《人间优游》。有趣的是，这次汪曾祺书画展，分三个板块，曰“人间草木”“人间至味”“人间有戏”，可算巧合。十年前，汪曾祺九十诞辰时，顾村言在《东方早报》上撰写了万字长文，我读了，激赏，自说自话发了短信给他说好。这是我们订交之始。现在，他的文字早就有了自己的风格面貌，但对汪曾祺的喜爱，是不会变的。汪展开幕日，村言兄就在，还与策展人陈纬一起组织了“汪曾祺文与画”座谈会。我和建邦兄本来就要到杭州与出版社谈事，便在朋友圈里约着一起看展。村言兄看到，说要陪我们再看一次。这个待遇，不可不记也。
西湖之畔，与柳浪闻莺，隔着一条南山路，坐着浙江美术馆。这是很让上海人羡慕的。原先的上海美术馆，不但退出了核心地段，连“上海美术馆”这五个字，也没了。这样也好，我们就多了不少奔到周边看展的理由。
要讲汪曾祺的书画，还是先从他的文字说起。汪曾祺的文字，好在什么地方。我以为，是纯正。白话文写作，始于“五四”。从鲁迅到徐志摩等等，无论左右，皆受翻译腔影响深重，而且有的往往还要政治正确。自觉地游离于这二者之外，做得最出色的，是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1950年代以后，运动频仍，口号震天，这样的政治氛围，对写作者的影响几乎深入骨髓。所以，当八十年代初，汪曾祺冒出文坛，每一个读者都眼睛一亮：中文原来还可这么写！虽然汪曾祺总是说自己“非主流”“上不了杂志头条”，但他的意义，恰恰在此。汪曾祺告诉我们，用没有政治烙印，甚至没有时代痕迹的文字来写作，是可行的。也正因此，汪曾祺的读者，是穿越时代的，他不仅对六七十年出生的这一代人影响巨大，在九零后，甚至零零后中，也知音不少。

汪曾祺（1920-1997)

汪曾祺，《荷塘月色》

为这样一位文学大家办画展，自然要观照他的文字。展览的策划者之一、汪曾祺的外孙女齐方为每一幅画配上了一段汪曾祺的文字。于是，看画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读画”。文画对读，这是只有汪曾祺才能带给我们的奇妙体验——所谓“文中有画意，画里蕴文心”，再不只是一个空灵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享受。这个享受奇妙到什么程度，让我举两个关于花的例子。
例一，《紫藤》。文章摘录是：“叶三大都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季匋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叶三说：‘紫藤里有风。’‘唔！你怎么知道？’‘花是乱的。’‘对极了！’”于是，愚笨如我，也看到了汪曾祺画的紫藤里有风。

汪曾祺，《紫薇花对紫薇郎》，纸本设色，1988年

例二，《紫薇花对紫薇郎》。文章摘录是：“对于年轻的读者，需要做一点解释，‘紫薇花对紫薇郎’是什么意思。紫薇花亦作紫薇郎，唐代官名。白居易曾为中书侍郎，故自称紫薇郎。……‘紫薇花对紫薇郎’使人觉得有一点罗曼蒂克的联想，也可以。石涛和尚画过一幅紫薇花，题的就是白居易的这首诗。紫薇颜色很娇，画面很美，更易使人产生这是一首情诗的错觉。”于是，迟钝如我，也不由得把汪曾祺的这幅画当作一首情诗来读呢。

汪曾祺，《水仙》，纸本设色

如果说，为画配文，再精再妙，总也是出自齐方的主观感受。那么，不妨让我们再收拢眼光，来看一看汪曾祺自己题在画上的字句。身为一个作家，汪曾祺在写作时，自然会字斟句酌，而他在“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的画作上写字，要随性、自在得多。题得最多的，是写记忆中的花花草草，且容我多抄几则：“后园有紫藤一架，无人管理。任其恣意攀盘，而极旺茂。花盛时，仰卧架下使人醺然有醉意。”“昔在伊犁见伊犁河边长蓼花，甚喜。喜伊犁亦有蓼花，喜伊犁有水也。我到伊犁在一九八二年，距今十年矣。”“盈江县委招待所有香樟树，热带兰多寄生于枝杈之间，虎头兰乃最常见者。一年之后，汪曾祺忆写于北京。”“故园有金银花一株，自我记事从不开花，小时不知此为何种植物。一年夏，忽开繁花无数，令人惊骇，亦不见其主何灾祥。此后每年开花，但花稍稀少耳。一九八四年六月偶忆往事，提笔写此。”“昆明杨梅色如炽炭，名火炭梅，味极甜浓，雨季常有。苗族女孩叫卖声音娇柔。”除了汪曾祺，还有谁会这样题画？最著名的，是那幅只有聊聊几笔的《晴蜓荷花》，题“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条，等水开，作此。”连署名也没有。最好玩的，是《种菊不安篱，任它姿意长》，题完诗后，署日期，竟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不是七日就是八日”，签罢“汪曾祺”后，意犹未尽，还加了一句“时女儿汪明在旁瞎出主意。”汪明在座谈会上回忆说：“其实在家里，他没有地位，他的画在家里也从来没有地位。”也是因为“从来没有地位”，才会有这份随意到极点的自在。当然，一派安祥、温和的汪曾祺，内心里也是有着狂狷意气的。两幅不多见的人物画题字令我们看得一凛。一幅质问：“甚么？”一幅则干脆痛骂：“狗矢！”请注意，前面引的那些花鸟画上的句子的标点，是策展人加的。而这两幅上的问号和惊叹号，则是汪曾祺亲自按在画上的。对此，汪曾祺的女儿汪朝回忆道，这些画在什么情形之下画的，不太清楚。他肯定有愤愤不平的时候。他不高兴喝了酒，拿起电话就跟好朋友林斤澜又说又骂。

汪曾祺，《蜻蜓荷花》，1984年

汪曾祺画作

摘了这么多题画字句，想表明，汪曾祺的字画，与他的散文和小说，是息息相通、互为表里的。汪曾祺自小习画，天分又高。他的画，从笔墨到线条到构图，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更难得的是，他的画作和他的文学作品一样，天然、通透、温暖、自在，充满着对人世间、对一草一木一蔬一花的温情。这是汪曾祺最动人的地方，也是寻常画家最缺失的。

浙江美术馆三楼，“秋蕊香——齐白石黄宾虹花鸟画展”现场

在汪曾祺展的楼下，同时办着《秋蕊香——齐白石黄宾虹花鸟画展》，看了汪画看齐黄，这种观展体验，真是百年一遇。我在朋友圈的这样一句感慨，被村言兄拿去作了文章题目。与汪曾祺相比，齐黄的画，是寻常可见的。但这个展中白石老人的课徒稿和宾翁不落款的花鸟画，都极难得一见。齐黄对展，更是天才的想法。美术馆应该怎样办展？我想，道理与艺术创作是一样的：自己要有想象力，还要给观者留足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如果只是把画挂在墙上，那与拍卖会有什么两样？浙江美术馆的“楼上读汪，楼下齐黄”，堪称范本。

齐白石《草虫秋海棠》,68×33.5cm,北京画院藏.

黄宾虹，《芙蓉》，68.5×33.2cm，1953年，浙江省博物馆藏

走出美术馆，建邦兄带我走过南山路，来到钱王祠，这里有苏东坡的《表忠观碑》石刻。此为明嘉靖年刻，四石八面，现存其三。我来西湖几十次，竟不知有此碑，自然佩服建邦兄见识多广。现场有几块残石，这是今年钱王祠整修时发现的，经考证这正是来自此碑佚失的那一块，建邦兄也未曾见过。对他而言，也是意外收获。看着苏字，我们自然聊到正在北京故宫举办的苏东坡大展。一南一北，从苏到汪，同时展陈，意味深长。古代文人中，若是拿文章、诗词、书法、绘画分别打分，总分最高的，是东坡无疑了；当代文人中，若是拿散文、小说、书法、绘画分别打分，总分最高的，大抵是汪曾祺罢？从苏东坡到汪曾祺，文人画的千年历程，这个话题太值得回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