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汇报展研讨会现场
为梳理和展示中国美术世界行、中青年美术家海外研修工程两大对外美术交流项目十多年来的现实成果，听取第十一批海外研修工程的总结汇报，引领中外美术交流互鉴向纵深发展，中国美术家协会于2020年9月24日在北京炎黄艺术馆成功举办了两大项目的成果汇报展，并于开幕式后举行研讨会暨成果汇报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王镛、郑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包林，中国美协综合材料绘画与美术作品保存修复艺术委员会主任胡伟，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殷会利；本批海外研修人员孙震生、陶锋、刘凡、邹轶泓、钱麒光、叶莹、孟丽、刘硕、刘琪，以及参展美术家代表王杨、李发鹤、耿红彦等人与会并发言。香港多位参展美术家也发来视频参与讨论。会议由中国美协分党组副书记、一级巡视员陶勤主持，中国美协外联处处长刘中、北京双年展办公室副主任吕岩峰列席会议。与会人员纷纷发言，汇报研修收获、抒发观展感想、畅谈创作经历，立足当前全球疫情的特殊语境，探讨中外美术交流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作用。
一、展现研修收获 践行人才培养
陶勤副书记主持会议
在开场白中，主持人陶勤特别介绍道，本次展览汇集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130多位美术家创作的130件作品。因受疫情影响，我会赴外展项目已全部推迟到明年举行，因此本展成为我会今年对外交流唯一重点工作，协会对展览给予高度重视和期望。外联处克服重重困难，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在国内外和港澳地区广泛征集作品，并组织专家评委进行评审，最大程度确保展览规模和艺术水平，已实属不易。特别是描绘中国乡村和香港主题的作品作为展览的新增亮点，围绕“脱贫攻坚”“香港今貌”等时事热点进行创作，体现出美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观照，也赋予了本次展览鲜明的时代性。
随后，本批9位海外研修人员依次向在场专家汇报了各自研修成果。孙震生是北京画院的专职画家，他选择的课题是明治时期由冈仓天心倡导革新的新日本画。他谈到，历经一百年的发展，新日本画的艺术家一方面执着于传统的表现手法，另一方面又借镜来自西方绘画的影响，旨在铺设别具一格的造型路子。孙震生以十位新日本画画家个案为线索，包括对横山大观、东山魁夷、高山辰雄等人代表的评鉴，分析画家们在协调传统、创新、自我三者关系时的思路和探索过程，最终使日本画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拥有了独特的绘画语言和表现形式。研修成果由此以新日本画的历史境遇反观中国工笔画艺术的演进路径。
陶锋的考察直接定位于西非的塞内加尔，他回溯到上世纪60年代，塞内加尔的桑戈尔总统提出的“黑人性”深刻地影响了艺术家们，其强化认同性的文化初衷、自觉自立的生存、独立画派的创立以及表现手法上的兼收并蓄等方面，直接对塞内加尔现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清晰地描述了塞内加尔现当代艺术中面具艺术、纺织艺术、装置与回收艺术、生活艺术等诸多形态及其特点。同时，对达喀尔艺术双年展的缘起以及演进展开了讨论。陶锋对塞内加尔以及西非其他国家的艺术家的引介尤为重要，并专门提及从格雷岛的民间艺术家作品中，可以窥见经营旅游对传统非洲艺术的影响和改造，显示出艺术创作和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
刘凡对墨西哥现当代艺术中的身份认同的研究，缘起于殖民的记忆和后殖民的压迫，叠加传统本土文化的日渐消失的思考之上。墨西哥作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颇为重要的拉美国家，其现当代艺术的发展状况并不为国人所知。刘凡围绕百余年来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所创作的壁画、油画、装置、摄影、新媒体等艺术形式，从身份认同的建构、身体的叙述以及空间的演变三个方面展开对墨西哥现当代艺术中的身份认同的认识。刘凡通过深入研究墨西哥现当代艺术以及背后所折射的社会变迁，指出了这种身份认同也经历了从单一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向多元化的身份认同的演进，表明墨西哥现当代艺术提供了一个非白人男性主流意识形态下异质化的文化图景。
同为创作人员的邹轶泓将研修切入点放在2019年维也纳当代艺术博览会，以此调研东欧地区绘画现状。东欧当代艺术是一个易被忽略的区域，主流学界基本上回避了这一地区的先锋倾向。尽管维也纳当代艺术博览会的历史不长，却是洞察东欧当代艺术的重要窗口，显示出特殊的取向和活力。其中既有具有前卫色彩的艺术，也有相对温和的作品，通过各国国家的画廊的策展介入，形成了个性十足的亮点。邹轶泓注意到，东欧艺术家普遍关注文化的自省与国际间的对话，以提升艺术的影响力。同时，借助传统与创新、东欧与西欧、媒介与跨越等观照角度，作者感受到了该地区艺术家的内在张力，而大量年轻艺术家的涌现，无疑是新的艺术活力的所在。
丹麦是国际现代设计的重镇之一，钱麒光选择丹麦作为现代陶艺设计教学与创作现状的研修对象，有着很强的针对性。作者实地调研了与丹麦陶瓷艺术、设计相关的博物馆、画廊、艺术社群等，深入到丹麦皇家美术学院、陶艺研究中心等艺术与教育机构，了解丹麦现代陶艺的教学运作与陶艺创作的美学基础。同时，钱麒光着重研究了丹麦“工作室陶瓷”这一独特的陶瓷设计与生产的机制及其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最终得出结论：悠久的手工艺传统与创新精神是丹麦陶瓷艺术的价值核心。同时，博物馆、画廊以及博览会等作为重要的文化推广渠道，一定程度上也为丹麦现代陶艺获取国际声誉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因此，亟需加强中国与丹麦陶艺艺术家之间的未来互动。
在美术馆工作的叶莹出于职业习惯，对澳大利亚中国艺术品收藏与展览给予重点关注。鉴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澳大利亚形成了与欧美有所区别的收藏格局，而对中国艺术品的兴趣与研究则又有相对独特的取向与延伸，例如在公共性、教育性、娱乐性等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无论是“文化解读”还是“价值认同”，如何从个人的收藏转为公共的展陈等，其背后都有深刻的历史性逻辑。更重要的是，就对当地的影响力来看，澳大利亚的中国当代艺术比在其他欧美国家都要活跃，澳大利亚也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窗口。作者特别注意到那种注重“古今对话”的策展路线，这为今天的策展实践提供了一种提升展品文化能量和启迪意味的不俗思路。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展陈个案讨论，也具有作为参照体系的意义。
画家孟丽将目光投向了历史和文化均有着极为特殊的底色的亚美尼亚以及相伴相生的民族艺术。作者沿着重要的时间节点，首先梳理了苏联时期亚美尼亚的美术创作，指出苏联时期亚美尼亚油画总体呈现学院派特征。之后，亚美尼亚经历大地震、战争以及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美术生态随之发生变化。随着苏俄体系的淡出，具有自觉意识的艺术家，无论在国外还是在本土，都作出了创造性的回应，从而也就共同开启了一条趋于多元化的艺术之路。孟丽总结道，亚美尼亚是一个拥有融合特征的民族，一个多语言的国度，一个东西方文化的聚合之地，所以他们完全有能力兼收并蓄，接受多样的艺术风格。当国家政治社会环境变化，本土艺术家追随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发展，积极地探索着只属于他们的、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绘画语言。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标志之一，当汉字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化情境里加以变换和创造时的情形，是中外文化交流值得研究的课题。刘硕通过调研韩国对汉字设计的应用方式后指出，首先是儒学在韩国文化中的地位支持了汉字的存在与流布，其次是汉字在现实生活的使用程度。并且，韩文字体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镜了汉字的构成。由此，作者进一步地讨论了韩国汉字字体多样化的设计，并总结出了韩国汉字设计的特点：多元混搭、遵循文化的共性与差异、全球本地化“思维全球化，行动本地化”、美学与美感并重。当然，韩国的汉字设计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耦合了鲜明的韩国风格。之于我们而言，如何梳理信息传播与艺术审美双重身份的汉字文化，已经成为当下需深入探索的文化问题了。
刘琪对柬埔寨当代美术抱有浓厚的兴趣，她这次涉足的正是这一国内研究相对缺乏的领域。刘琪一方面遍访柬埔寨的古物遗址，调研博物馆、美术馆、画廊、学校、研究所、图书馆等，另一方面走访了数十位的文化官员、东南亚史学研究专家、教授、外国驻柬艺术家、知名策展人、民艺家、传承人等，力图还原出柬埔寨当代艺术的真实生态。在历史跨度上，刘琪梳理了柬埔寨当代美术的历史背景，旨在突出柬埔寨当代艺术的特殊境遇以及发展的曲折。她最后指出，吴哥文化对柬埔寨当代美术的影响从未消逝，而是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新审视当代的“融合”和“启示”，在基于本土意识和逻辑思考中塑造“当代柬埔寨精神”。刘琪站在“一带一路”的维度上，期待未来中柬艺术家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王镛教授点评
在全部研修人员汇报结束后，专家评委对研修成果进行了一一点评。王镛指出，陶锋的对塞内加尔的当代艺术和达喀尔的艺术双年展梳理的脉络比较清晰，尤其关注塞内加尔的民间艺术家。他的成果能对达喀尔和西非艺术做比较系统的介绍，可以说在国内当代艺术研究当中拓宽了一个新的领域，并建议继续深入下去；王镛肯定了孙震生文中对日本画大家个案的分析，认为其对作品分析都很到位，发挥了画家创作的体验，并建议对新日本画发轫的思想基础进行更加深入的阐述；对于刘凡的墨西哥现当代艺术研究，王镛认为突破了以往基本停留在墨西哥壁画三杰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当代墨西哥绘画中强调身体叙述和空间问题，对于了解墨西哥当代艺术，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当代艺术都颇有启发；刘琪的柬埔寨艺术研究视野较为开阔，不仅谈到吴哥艺术，也论及当下发展，使整篇成果对柬埔寨当代艺术研究走向深入。
王镛还特别谈到，海外研修工程经过多年发展，关注重点已经从前些年的西欧、北美逐渐转向如今的东欧、非洲、亚洲等诸国，称得上是项目的一个重要学术转向。通过不断地研修积累，我们正逐渐找回东西方艺术的平衡点，建立起全面的人类文化艺术体系，以“人类文化中心”为目标，把全人类的文化成果介绍给国内一代又一代青年学者，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郑工教授点评
郑工颇为感慨地说，以往在文化和美术领域经常讲“中西”，而现在讲的是“中外”，意味着我们的视野更加宽广、多元了。我们看待外来文化逐渐有了自身的眼光和立场，并且可以用一种自信、开放的心态与外部世界进行平等对话，这种感受在参观展览时十分明显。其次，过去海外研修项目大多侧重理论研究，并给创作人员在外语考核、理论报告方面放宽一定要求，而本批研修人员在写作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在深入思考方面也很突出，推动研修项目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他特别提到，研修成果立足中国美术视野，在思考过程中有一种异中求同的共通性，并不约而同地关注美术研究中的一些经典问题，比如怎样处理传统和现当代之间关系等。带着这种问题投入研修交流，便可使本项目具有了较强的针对性。随后，他着重点评了部分研修创作，指出作品都同样注重现场写生，擅于在调研学习中捕捉问题和信息，并融入自己对于创作对象的思考。
包林教授点评
包林同意王镛对于研修工程转向的判断，认为目前研修课题涉及的地域分布基本处于合理、平衡的状态。在论及研修成果时，包林从艺术史学的高度，总结出多篇成果指涉的其实是现代性、现代艺术和本土之间的矛盾。在早年的日本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本都处于这种“双规制”状态，包括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同样面临在工业文明构架下本土重构的问题。使用这套话语体系，可以真正脱离所谓的后殖民话语，构建起中国美术家审读世界的自信眼光。他提到叶莹的关于澳大利亚收藏中国艺术品的调研报告，引申出“中国现代主义的周期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周期”这一话题，从而得出结论：我们的历史和艺术都没有终结。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会形成新的选择标准，而不是澳大利亚收藏机构的选择标准，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价值。对于钱麒光从丹麦归来后创作的陶艺作品，他也表示感受到和日本陶艺之间的某种关联，体会出浑厚的质感及反差。
胡伟教授点评
胡伟对孙震生的研修成果予以肯定。他评价道，孙震生从美术创作人员角度，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走访了十几个城市的几十家美术馆，以观摩的方式匆匆走过日本画百年，获得了真实和宝贵的观感。其研修报告紧扣主题，从百年日本画的发展脉络、题材风格和技法表现几个方面展开议论，对很多作品评析都很生动地反映一个画家的实感和对课题的思考，实属难能可贵。他建议孙震生可以将成果继续深入下去，对日本画的研究从三个方面继续予以关注：一是百年日本画，二是“二战后”的日本画，三是当代日本画。三者概念不尽相同，它们之间既有比较，又有相互借鉴、拓展。最后，胡伟带给孙震生自己几十年前在东京艺术大学时参与编辑的一本有关百年日本画史的著作，勉励孙震生利用创作人员的优势，进一步在日本画的材料、技法方面进行深研，这也是当前国内美术界亟需完善的领域。
殷会利教授点评
殷会利坦率地说道，过去曾参与多届海外研修工程的评审工作，整个过程于自己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因为所涉课题之丰富，已经超出对很多国家的了解，自己也是通过海外研修这个窗口获取了很多知识、信息，引起自身思考,这也说明项目本身具有较高的含金量。随着工程的发展，研修覆盖面愈发广泛，持续不断的资助也体现出国家对美术事业的高度重视。中国美协准确抓住这样一个时代背景，积极推动项目实施。这些年来积攒的研修成果长篇累牍，对于当前国家文化发展、艺术振兴是非常重要的史料资源。此外，他还大致将研修成果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对原有接触较多的国家的深度研究，另一类是对以往较少甚至从未接触过的国家的研究。他非常赞成将项目设置得具有较强针对性，以便使不同学术背景的研修人员更加有的放矢，也为自身研究提供更大的空间。最后，他也对刘硕的字体设计提出了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二、众说中外交流 展现美丽乡村
王杨的参展作品以巴黎卢浮宫各国观众为主题，在论及美术交流时也颇有见地。她首先感叹今年的疫情甚至超越了意识形态差异，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守望相助，促进了不同国家和背景的人们相互理解尊重，共谋生存发展之道，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论及艺术交流本身时，她认为交流必然包含着艺术与人类关系，以及我们与世界关系。人类在定义艺术、丰富艺术的同时，艺术也在定义着我们，丰富着我们的世界。她还明确指出，艺术交流的根本动力是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源于历史积淀和国家强盛。今日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美术也必须走出去，对世界产生更大影响力。我们应当具备这种文化自信和自觉意识，以艺术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华文化，展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同时也要积极借鉴吸收外来文化，这既是艺术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代中国美术家的责任担当。
李发鹤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中国与世界携手共同抗击疫情的主题。在谈到创作背景时，他对国内抗疫过程中涌现的无数英雄故事感到十分激动难忘。14亿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在迅速控制住国内疫情之后，又在国际疫情暴发的危急时刻毅然向多国派出国际援助医疗队。中国的医护工作者们逆行而上，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伸出奉献友谊之手，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合作支援，为挽救生命而奋战，赢得了国际赞誉。并且，中国在自身医疗物资有限的情况下仍然抽调大批物资支援国外。作品中，航班、列车、轮船等各类交通工具满载着援助物资，日夜兼程运往世界各地。患难见真情，中国的行动体现出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很好地诠释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所谓大爱无疆，人类的命运需要人类共同呵护。
耿红彦的作品极富传统青绿山水的韵味，同时笔墨意趣也有着很强的现代感。她对待传统中国画的态度明确：深刻挖掘中国画中的经典元素和价值体系，并积极借鉴吸收；不仅如此，还要有发展与变化，否则会沦为“匠气”。她在发言中，也在始终围绕继承水墨传统和当代创新发展进行思考，立足“民族的即是世界的”高远立意，通过组合嫁接，使传统中国画展现新的意义和形式，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比如她在《露从今夜白》的创作中，尝试对不同画种的基础元素进行组合、移植，有意融入了青绿山水、纱帘、马匹等传统形象，建构起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搭建了一个视野开阔、意蕴丰富的乡间美景图。通过作品，表达出自己对传统中国画的理解和感悟，让绘画持续不断地呈现出创新与变革意识，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
三、香港画家“云”参会 传递爱国爱港情怀
现场播放香港美术家参会视频
会议期间，现场播放了部分香港美术家录制的发言视频。香港中联办对本次展览给予了大力支持，组织当地美术家完成“香港画家画香港”板块创作，展示在港区国安法的护佑下，香港将重现生机。由于疫情影响，本次参展的大部分香港美术家无法来京出席研讨会。他们借助视频对各自参展作品进行介绍，同时也表达了对内地美术家的亲切问候。朱达诚在内地陕北采风期间，被声势壮观的腰鼓表演深深震撼，遂创作腰鼓造型雕塑《欢庆》，以此表达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沈平谈到，自己是在内地接受的美术教育，在港生活已逾四十年，对香港有很深的感情，因此创作《雨夜铜锣湾》，并号召香港画家都来热情描绘香港的美好明天；马达为的作品《根深叶茂》用榕树的茂盛形象预示香港的繁荣，并希望香港为祖国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林天行的《海上生辉》用俯视的独特视角表现港珠澳大桥的恢宏壮观，表现香港与内地联动，焕发出前进、向上的前进活力；赵志军的现代水墨《香港2020》表现了维多利亚港灯火辉煌的夜景。他提及近两年，香港画家们不畏困难，坚持创作，体现爱国爱港、赞扬抗疫的美好情感。他坚信只要有祖国作为后盾，香港永远是璀璨的东方明珠；廖井梅的油画《天星小轮》描绘了香港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祝福香港明天更美好。
与会嘉宾、海外研修人员及参展美术家代表出席研讨会
陶勤最后总结道，通过与会嘉宾的发言，她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美术所肩负的“交流互鉴”“培根铸魂”的神圣使命。“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从不再“挨打”、消除“挨饿”到不被“挨骂”，文化自信的力量将始终伴随着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最终强起来的整个过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美协的对外美术交流工作要继续团结和调动广大美术家，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将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断用优秀的艺术交流成果彰显中国美术的精神、价值和力量。她还提到，第九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第一次策委会已于近期召开，标志着筹备工作正式启动。她勉励中外艺术家们积极参与到第九届北京双年展中来，用精彩的艺术创作唤起人们面对病魔的信心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