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徐珙隶书论略
谢春华
【内容提要】 徐珙为唐代大书法家徐浩的侄子，以隶书见长，因书法界历来对唐隶多有微词，对徐珙其人其书自然也关注甚少。在现存的唐代隶书碑刻中，徐珙的作品数量比较多、书写年代跨度长、书写水平高、保存完好，笔者从徐珙身世考辩入手，通过其铭石书法作品本体，来剖析其隶书艺术成就，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徐珙是唐代被埋没的一位功力深厚、富有创新精神的隶书大家，其仕途的低落、铭石书法活动的长期中断是导致其书名所掩的直接原因；第二、由于书法界长期以来对唐代隶书的偏见，以至于对新出土的徐珙铭石书法作品视而不见，除有少数学者、书家关注外，学习研究者无几，笔者以为，在书法创作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应重新审视唐隶，取其正大气象，去其楷法，融以篆籀，必能开拓当代隶书创作新格局。
【关键词】 徐珙 隶书 唐代隶书
关于《慕容相暨夫人唐氏墓志》（图一）[9]，在赵文成、赵君平编选的《新出土唐墓志百种》中有高清图版和志文，但书写年代界定在开元二十一年（733），有误，应在天宝元年（742），因为此墓为夫妻合葬，根据志文记载，墓主人慕容卒于“开元十九年”[10]，葬于“廿一年”[11]，其夫人唐氏卒于“开元廿九年”[12]，葬于“天宝元年”[13]。作者根据墓主人慕容的入葬时间来界定徐珙的书写时间，但在志文开头即有“大唐故朝散大夫上柱国行河内郡武德县令慕容府君兼夫人晋昌县君唐氏志文并序，洛阳县尉陈齐卿撰，东海徐珙书”[14]，可知该志应在唐氏入葬前，即夫妻合葬前所书，即使唐人在夫妻合葬时有直接在夫妻先故者墓志后二次追加后一位亡者之生平情况的现象，但在该墓志的文体表述上，显然不是二次追加、补志的，加之整块墓志书法浑然一体，没有跨度九年时间后那种书写风格、刻工风格的因素存在。
《李苕墓志》（图二）[15]为徐珙晚期作品，和早期作品《慕容相暨夫人唐氏墓志》相比，线条更为挺拔、爽利，书写自然、稳健，刻工也很精到，而早期作品线条稍嫌臃肿，刻工较为粗糙，如图三“崇”上部含糊不清，图四“传”右上部漏刻竖画。但从书写的习惯性和大的风格气息看，二者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在我们今天很难想象，一位书法家在39年的跨度中，居然书风无大变，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二：
1、由于唐代隶书家族式的传习特征相互影响。
试将徐珙在742年书丹的《慕容相暨夫人唐氏墓志》与徐浩在天宝三载（744）书丹的《嵩阳观记》作比较，以选字为例，如图五与图六的“大唐”、图七与图八的“尚书”、图九与图十的“道”， 从图中不难看出，二者之间在书写习惯、结字规律、用笔方向、提按动作上均相互影响，风格接近，如果说徐珙《慕容相暨夫人唐氏墓志》较徐浩《嵩阳观记》点画稍厚实一些，那也不影响二者的笔调统一，同时，我们也不能排除刻工、拓工的二次创造对墨迹原貌的影响。总之，徐氏家族的家学传承势必会影响到二者书风在不自觉中相互借鉴与渗透，这种情况可以拓展至整个唐代隶书家群体，笔者所搜集的五百八十余种唐代隶书碑帖资料中，以徐峤山、徐浩、徐珙为主体的徐氏隶书书家群，以韩择木、韩秀荣、韩秀实、韩秀弼父子四人为主体的韩氏隶书书家群和以李隆基、李琰为主体的李氏皇族隶书书家群等现象尤为突出。
2、由于唐代隶书的程式化与创新现象所使然。
在前述唐代隶书家族式传承影响的同时，各家族之间由于联姻、亲属、朋友关系还构成了隶书家族式传承的外延，这势必会影响至整个唐代隶书走向程式化，而形成一种范式的唐隶又反作用于社会各个层面包括各家族式的再学习、再传承，长此一来形成循环圈。这种程式化不自觉地形成了唐隶的特点，也成为其在汉隶基础上的再创造，这种程式化与创新现象体现在四个方面。
(1)笔法中楷书用笔的不自觉渗入。这种现象可上溯到隋代（如图十一）→南北朝（如图十二）→两晋（如图十三）→魏、三国（如图十四），可见自汉以来，以楷入隶的现象与生俱来，而在楷书高度成熟与滥觞的唐代，就更不言而喻了。唐代的隶书碑刻数量之多，超过了除汉以外其它朝代之上，故书法界有相当一批学者习惯于把以楷入隶的用笔笼统地归结为唐隶之特点，或由此认为是在汉隶基础上的创新，或由此认定唐隶格调不高等等。
(2)厚实的笔道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种风格，源自于唐代“以肥为美”理念的影响，加之以唐明皇李隆基为代表的隶书，厚实的笔道，丰润的线条，充满无穷的视觉张力，具有正大气象的盛唐时风。李隆基本人的特殊地位和对隶书的钟爱，势必会影响中唐隶书家的追风与沾染，而同时代的徐珙自然也不例外。
(3)字法中篆书的局部甚至整体结构的穿插。这既是对隶书的丰富也是破坏，正所谓“不破不立”，当然，处理得好则是丰富而高古，处理不好则是造作而生硬。这种篆隶的结合法源于隶变阶段，上承自秦汉，下延续至宋、元、明、清诸家。
(4)章法上多以方形界格为基础，竖有行横有列，字字居中，撑满整篇，犹如千军万马布阵待发，密密匝匝，肃静森严。这种界格法自汉代以来庙堂之碑刻比比皆是，只是到了唐代，由于字形逐渐由扁变方，挤压了字间距，无形中增强了整体篇章的紧密程度。
由徐珙书丹的《崔祐甫墓志》，780年11月23日入窆。墓主人崔祐甫乃中唐名相，721年出生，根据墓志载“年廿五乡贡进士高第”[16]，在746年25岁时中进士，比徐珙晚两三年，二者年龄基本相仿，徐珙或稍长。李阳冰篆盖“有唐相国赠太傅崔公墓志铭”[17]12字，邵说撰铭，徐珙署“前河南府颖阳县丞”[18]，李阳冰署“国子丞”[19]，邵说署“史部侍郎”[20]。此墓志无论从墓主人的身份、撰铭者的地位，还是从篆盖者李阳冰在书法史上的影响力，均可谓众星捧月，而时已卸任颖阳县丞的徐珙，在唐朝官吏部中仅位居八品，尚在七品县令之下。如此大的地位悬殊，如此重要的宰相级别墓志书写，却定为徐珙，除了徐珙可能与墓主人崔祐甫为同窗、至交、姻亲等关系外（崔氏家族前后请徐珙书写了四块墓志），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徐珙本身的隶书艺术水准、艺术成就在当朝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无法还原历史，但至少可以肯定徐珙的隶书在当时具有与李阳冰篆书相媲美的实力。
如图十五《崔祐甫墓志》，在一米见方的墓石上，容纳了1500余字，密密匝匝，乍一看就像一个千军万马的方阵，森严肃穆，一些随文意、段落留出来的空白自然成为了整体篇章中的“字眼”，使之透气，也构成了整个篇章疏密对比，真有“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之感。每个隶书2.5cm见方，点画精到，结构严谨，在平整中又不乏变化，如图十六的“印”，左部以篆书入隶，处理成斜势，与右部的平直形成鲜明对比，一静一动，颇有情趣；图十七的“惴”，左部竖心旁和右下部的“而”皆作篆法，“而”的四个竖画作上下长短变化，横向左右对称、竖式下呈半圆，“而”上的“山”以斜取势，与“而”的平稳又形成一组对比；图十八的“临”，三个“口”本在右下部，却将其中一个“口”挪移到左下部并与上部“臣”右边轮廓线对齐，使左边留白并与上部“臣”左边轮廓线形成错落，整个字在规整中又有微妙变化；图十九的“黜”，将左下部的四点放到“黑”和“出”的下面，第二、第三点处理成竖画，第一、第四点以中间两竖左右对称，四点的末端呈半圆形外轮廓线，“出”的上下两个部件“山”上小下大，呈地包天之势，“里”的下面两横稍缩，上部“田”稍右倾，与上小下大的“出”正好完美咬合；图二十的“岁”，上部的“止”之右竖呈斜势，与直立的左竖形成动静对比，下部的“少”两点将行书连带笔法导入，增强了书写性；图二十一的“和”，借鉴说文小篆的字法，将“口”放在左边，这种处理确实是大胆的创新书写，在整个汉隶、唐隶中极为少见，但这又符合六书的造字原则，也未尝不可。这些看似不经意其实很考究的创造性书写，一改我们以前对唐隶平板无味、千篇一律的看法。这些精到的小字隶书，从尺寸上虽不如汉隶碑刻的字径大，但却有大字气象；从笔法上虽不如汉隶篆籀笔意的纯正，但这却是唐代楷书走向巅峰时代日常习惯性书写的不自觉流露；从章法上虽减少了字距，使字距、行距基本均等，但就整件作品风格而言，仍能继承汉隶之整觞，延续汉隶之大气。
两块墓志皆在778年4月9日入窆，系夫妻合葬，根据《王媛墓志》第二行“初夫人之终也，以开元九年（721）十月二十二日权窆于邙山”[21]和《崔暟墓志》第二行“初安平公之薨也，以神龙元年（705）十有一月廿四日假葬于邙山”[22]可知此合葬墓志为崔暟过世73年、崔暟妻王媛过世57年后崔氏家族重修坟莹而记之。另据志文所载，崔暟及夫人王媛子嗣有崔沔，孙子有崔祐甫等，两块墓志皆为“嫡孙陇西县君李氏介孙中书舍人祐甫奉”，即时任中书舍人的嫡孙崔祐甫主持修造、奉祀。
其中《王媛墓志》见署“颖阳县丞徐珙书”[23]，可知徐珙此时尚在任颖阳县丞，而在书丹《崔祐甫墓志》时已卸任。《崔暟墓志》并无徐珙署名，但从以下几点可初步断定为徐珙所书：
如图二十二《王媛墓志》、图二十三《王媛墓志》（阴）和图二十四《崔暟墓志》、图二十五《崔暟墓志》（阴），《王媛墓志》字的大小高3cm、宽3.5cm左右；《崔暟墓志》字的大小高3.3cm、宽3.7cm左右。从界格上看《崔暟墓志》字径设计大些，但由于书写时《崔暟墓志》字形压紧，整体篇章反倒显得比《王媛墓志》疏朗、秀丽些，与前述的《崔祐甫墓志》、《慕容相暨夫人唐氏墓志》最接近，而《王媛墓志》线条相对更为挺拔、遒劲，通篇气息与徐珙书丹的《李苕墓志》、《徐惲夫人姚氏墓志》（下节单独评述）更为接近。这些似与不似，在同一个书家不同的作品中稍有差异并不意外，也并不影响《崔暟墓志》系徐珙书丹的可能，因为该墓志在很多书写习惯和风格把握上均与徐珙系列作品相吻合。
如图二十六、图二十七、图二十八的“祐甫”均选自三块墓志，而书写习惯完全一样，风格也同出一辙。这样的现象有很多，可佐证《崔暟墓志》为徐珙所书。同时，透过墓盖的篆书风格，我们既能窥见徐珙的篆书水准，也能再次佐证《崔暟墓志》当为徐珙所书
如图二十九、图三十、图三十一，从图中可以看出，徐珙篆盖的“唐安平郡夫人王氏墓”9字与李阳冰篆盖的“有唐相国赠太傅崔公墓志铭”12字相比较，均从秦篆、汉篆出，方圆结合，刚柔并济，难分仲尼。若从风格上讲，徐珙的线条稍粗壮些，结字略显方正，李阳冰的线条流畅些，结字略显修长，各有千秋。《崔暟墓志》盖篆 “有唐卫尉少卿安平男崔公墓”12字与《王媛墓志》盖篆比较，从“崔”字上部“山”的折画、“唐”字中部“口”的上端、“卫”字中部上下折笔处理方法，可以看出与二者在细微的方、折、圆、转变换中的同一性，这是一种书写习惯的自然流露，虽风格上不完全一致，但这可以是出自一人之手的两种风格展示，从另一个侧面，也显现了徐珙作品的创造力与多样性。
徐珙书丹的《徐惲夫人姚氏墓志》（见图三十二）大历十三年（778）7月入窆。《崔沔墓志》（见图三十三）778年4月入窆，朱关田先生所著《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第133页（参见图三十四）中所用的此墓志图版有误，误载了徐珙《王媛墓志》（局部），或是图版正确而《王媛墓志》误为《崔沔暨妻王方大志》，当是样书校勘之憾。根据现存碑刻资料，《崔沔墓志》是隶书，《崔沔妻王方大志》是楷书，且两块墓志也是分开的，没有整合在一起，不存在《崔沔暨妻王方大志》一说。
该年7月入窆的《徐惲夫人姚氏墓志》见署“河南府颖阳县丞”，徐珙此时尚在任。可知徐珙卸任颖阳县丞的时间当在建中元年780年7至11月份下旬。该墓志与《王媛墓志》、《李苕墓志》风格最为接近，书写上比其他碑刻作品更为自由，字的大小错落，似有“大字展令大，小字促令小”之审美追求，这也许是徐珙在有意突破唐隶大小匀称、规整肃穆之风气。如果说《王媛墓志》与《崔暟墓志》书写时徐珙在有意拉开风格和极尽变化外，此作品却故意在强化一种字形的定式，或是习惯性书写的定型，并任其并列展示，如图三十五的“光光”、图三十六“苍苍”，几乎可以重叠，是书写习惯和技法高度成熟的表现。
《崔沔墓志》现藏开封市博物馆，墓主人与大书法家李邕乃同窗好友，系名相崔祐甫之父，此墓志也由李邕撰、崔祐甫补叙、徐珙书丹。崔沔过世后在大历元年（766）左右加授“仆射之赠”，而李邕已在天宝六载（747）被害，可知墓志中后面记载“左仆射”及崔沔与夫人王方大合葬等信息当为徐珙书丹时所添加，此时距崔沔过世已39年。结合前述崔暟及妻王瑗合葬情况，此两辈崔氏夫妇均在同一时间迁葬在同一地点，说明期间“安史之乱”等动荡复杂的社会环境影响了崔祐甫实现重修祖坟的时间，这也佐证了徐珙在这一阶段逃避战乱，无暇书丹的可能。
以上对徐珙隶书做了本体剖析，这样一位书写水准一流的隶书大家为什么在唐代书法评论中却只字未提？如唐代吕总在《续书评》中专评唐代书法家，其中篆书一人，即李阳冰；八分书名列五人[24]，即梁升卿、卢藏用、张庭脩（珪）、韩择木、史惟则，只字未提徐珙。从现存墓志隶书的艺术水准看，笔者觉得徐珙不在五人之下，作为唐人的书法评论，多少带有作者本人的审美色彩，但这同时也提示我们，在当时整个唐代社会背景下，可能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徐珙的名气从客观上就没有这五人大，至少有两点可以论证。
一、官职地位的悬殊。虽进士出身，但徐珙在仕途上一直没有起色，八品颖阳县丞官衔伴随着他的一生。根据现存史料可知，他在大历十三年（778）在出任县丞后又卸任，在这之前也没有做过比县丞更大的官衔，如果有，按唐代墓志署名之惯例，定会在姓名之前表述。在明清以前，书法家的官职地位决定其在书法史上的知名度似乎已成惯例，作为县丞的徐珙，与同时代的上述五位身居要职、官位显赫的书家没法相提并论。
二、30年的书法封闭。天宝三载（744）至大历十三（778）这漫长的34年间，徐珙没有一件书法作品留存或者文献记载下来，这对我们今天研究徐珙，也是个不解之谜，在前面，笔者曾以“安史之乱”等社会动因来佐证其中断铭石书法活动的成因，但这也不能排除徐珙在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三个时期因朋党之争、政治迫害、个性使然、无心官场、隐居山林等种种因素影响其仕途低落的可能。
笔者试以简表形式，呈观上述五位与徐珙同时代的书法家从事铭石书法活动时间、作品数量（不完全统计）和时任官职情况。
综合以上论述，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徐珙是唐代被埋没的一位功力深厚、富有创新精神的隶书大家，其仕途的低落、铭石书法活动的长期中断是导致其书名所掩的直接原因。
第二、由于书法界长期以来对唐代隶书颇有微词，以至于对新出土的徐珙铭石书法作品视而不见，除了如朱关田等少数学者、书家关注外，学习研究者无几，笔者以为，重新审视唐隶，取其正大气象，去其楷书笔法，融以篆籀，得其厚重，必能开拓当代隶书创作新格局。
本文引自《恩施州书法文献》书学文献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