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霍尔回顾展”正在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在因疫情关闭近日又重开，现延期至11月15日。作为一名在美国贫困的工人移民家庭成长起来的男孩，安迪·沃霍尔成为一名优秀艺术家的可能性可谓凤毛麟角，但他终究成为波普艺术的领袖。
本文试图探讨沃霍尔工人阶级出身对他艺术和观念产生的深远影响。艺术史学者认为，安迪·沃霍尔在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时，他“假装只关心泡泡糖、电视、电影和流行音乐唱片。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喜好和行为，投射出不同的阶级情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什么令沃霍尔的艺术如此切近现实？正是他生活中经常被粉饰的那一部分。”
沃霍尔一家，1946-1947。
从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到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富人和名人肖像是20世纪美国艺术中最知名的作品之一。
作为波普艺术运动的领袖，沃霍尔也因与名人交往而众人皆知。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鲍勃·迪伦（Bob Dylan）、格蕾丝·琼斯（Grace Jones）和大卫·鲍伊（David Bowie）都与他和他著名的“工厂”有关。在他涂成银色的工作室中（the silver-lined studio），各种性别和性别取向的创造者都参与其中。
但除了城市的魅力，沃霍尔的工人阶级出身对他的艺术和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事实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新近重新开放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展览中得到了探讨。
安迪·沃霍尔
作为一名艺术家，沃霍尔的成功常常归功于他将广告主题——苏打汽水瓶、布里洛盒子、名人脸——带入到艺术世界的能力。展览展出了他最著名的一些以消费品为特色的作品，包括《绿色可口可乐瓶》和《100个坎贝尔汤罐头》，这两幅画都是在1962年创作的。
《100个坎贝尔汤罐头》（100 Campbell's Soup Cans），1962年，安迪·沃霍尔。
但是，正如许多旨在激发购买欲望的广告一样，关于沃霍尔为什么选择描绘看似陈旧的题材，还有更多的故事。这次展览的新亮点即探讨了在贫困中度过的童年是如何塑造沃霍尔对周围被媒介包围的世界的印象。展览令人信服地表明，早就应该重估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留下的遗产。
该展览的联合策展人格雷戈尔·缪尔（Gregor Muir）在电话中说:“这个家伙从小喝的汤就是盐和胡椒加一点番茄酱。我不认为他是喝着奢侈的金宝汤长大的。”“我开始意识到沃霍尔的故事有多少是关于一个移民的故事。”
钢铁之根
安迪·沃霍尔（Andrew Warhola）1928年出生于钢铁生产城市匹兹堡一个贫穷的斯洛伐克移民家庭，沃霍尔在艺术界成功的机会很渺茫。就像他描绘的几个名人一样——梦露、阿里和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在成为超级明星之前，他忍受了多年动荡的生活。
艺术史学家安东尼·E·格鲁丁（Anthony E.Grudin）说，在沃霍尔的时代，一些人更容易成为艺术家，因为“更富有的白人直男学生”比其他人享有“深刻的优势”，他是2017年出版的《沃霍尔的工人阶级》（《Warhol’s Working Class》）一书的作者，该书深入探讨了泰特美术馆展览涉及的许多主题。
“想想富人，看看穷人。”
虽然沃霍尔有白人男性的优势，但格鲁丁指出，他“明显的酷儿风格和明显的‘种族’背景削弱了（这些优势）。”格鲁丁说，根据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的统计，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由体力劳动者抚养长大”的男性中，只有不到1%的人会成为“自雇专业人士”——而成为一名优秀艺术家的更是凤毛麟角。
毫无疑问，从很小的时候起，沃霍尔的建筑工人父亲和刺绣工人母亲就支持这位年轻艺术家的才华。他在卡内基技术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现为卡内基梅隆大学）主修图案设计，后来作为商业艺术家开创了成功的职业生涯，他搬到纽约，去掉了自己姓氏中的“A”，为蒂芙尼（Tiffany&Co.）和Mobilgas等公司设计广告。
但他把目光投向了艺术世界——为了引起轰动，他需要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
都是艺术
格鲁丁说，在沃霍尔之前，普通的物品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但对于艺术家来说，“任何东西都可能是艺术，对于任何人，关于任何东西。”而这个视觉世界与他的出生背景直接相连。消费品、小报照片和好莱坞面孔是一种“工人阶级编码的形象，经常被误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美国人’”。
20世纪50年代中期左右，广告商开始将品牌产品瞄准工薪阶层消费者，“向他们承诺进入一个流动性的社会，在那里，阶级固化过时了，社会地位就像一罐汤一样容易获得……”格鲁丁在《沃霍尔的工人阶级》（《Warhol’s Working Class》）中写道。
《玛丽莲·迪普蒂奇》（Marilyn Diptych），1962年，安迪·沃霍尔
在他的作品中再现这些令人向往的消费品，意味着艺术界之外的人们可以立即与沃霍尔的画产生联系。虽然沃霍尔并不是一个会为工人阶级运动发声的支持者，格鲁丁说，这是艺术家有意做的事情。
他“追求一种真正普遍、平等的艺术，可以用任何手段和方式（无论多么普通或机械），向任何人（无论多么弱势）复制任何东西（无论多么低劣或‘粗俗’）”，艺术家推广的媒介证明了这一点:丝网印刷是一种廉价、易得的艺术形式。
缪尔声称，尽管沃霍尔是波普艺术的先驱之一，但他并不喜欢这个术语，因为它起源于英国艺术界。缪尔在展览目录中写道，相较而言他更喜欢“Commonism”这个合成词，将“普通”和“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指的是艺术的民主化。
同时对富裕阶层来说，沃霍尔的作品为他们提供了“文化贫民窟”的机会。格鲁丁说，“在文化上，这相当于穿蓝色牛仔裤来掩饰权力……拥抱工人阶级的声音，假装这是‘美国’的声音。”
《绿色的可口可乐瓶》（Green Coca-Cola Bottles），1962年，安迪·沃霍尔
沃霍尔本人似乎体现了渴望与富裕之间的张力。虽然他有文盲的名声，但事实上他可以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而且曾经订阅歌剧。格鲁丁指出，在他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时，他“假装只关心泡泡糖、电视、电影和流行音乐唱片。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喜好和行为，投射出不同的阶级情感。”
就连沃霍尔有时的穿着，西装外套和牛仔裤（他声称这种装束已经流行开来），也表明了高、低两个阶层世界的融合。
为什么被遗忘？
但是，如果沃霍尔的作品和人物角色充满了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引用，为什么他生活的这一方面很少被突出？
“掩盖几乎是沃霍尔职业生涯的一步棋，”缪尔说，他指的是这位艺术家编造故事和逃避真相的名声。“我想他一生中都不太愿意谈论这件事。”
不过，尽管缪尔认为沃霍尔故意隐瞒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格鲁丁却不这么认为。“尽管他经常在自己的出生背景上撒谎——他出生在哪一年，他的父亲是做什么的，他在哪里出生——但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假装自己的背景比实际情况更优越。”
“当然，他是一个攀高枝者，但当他谈到自己的背景时，他很清楚……他的父亲是个工人，死于工作的艰辛，他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他的母亲挨家挨户地卖罐装艺术品。”格鲁丁继续说。
他还引用沃霍尔在卡内基理工学院的同学贝蒂·阿什·道格拉斯（Betty Asche Douglas）的话说:“安迪的农民血统就像一枚荣誉勋章。”
“将沃霍尔的背景掩盖起来的真正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正如缪尔所言，在商业世界中，这并不被视为卖点。”
1975年的《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Iris)）是沃霍尔为变性女性画的几幅肖像画之一。
他说，媒体也“敏锐地意识到它是如何包装安迪的”，他提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采访，在采访中，沃霍尔对同性恋身份的任何提及都在付印之前被删除了。他补充说，多年来，沃霍尔作为“无性机器人”的形象深入人心。
同时，格鲁丁表示，美国人越来越被鼓励不要以任何批判性的方式谈论或思考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广告商可以通过说服人们购买正确的产品来帮助他们获得成功，从而获得更多好处。将“阶级”视为脏话的影响至今仍在继续。
格鲁丁说:“美国人讨厌谈论阶级，这令人震惊。”“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舒服的话题，一个经常被审查（和）视为过时的话题。”
粉饰沃霍尔
汉堡王在2019年超级碗（ Super Bowl ）中场休息时的广告中，沃霍尔吃着汉堡，旁边是#像安迪一样吃。但他作为全美偶像的形象并不容易让人接受。
事实上，泰特美术馆“安迪·沃霍尔”的展览促使参观者了解沃霍尔的作品，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贫穷的孩子，而是在他酷儿和移民多重身份的交叉点上，以及他一生对死亡和宗教的迷恋如何影响了他的作品。
他的混合媒介《死亡与灾难》系列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小报照片为特色——从自杀到种族骚乱——而他对变性女性的私密照片则记录了生活在边缘的人们。他1986年的巨幅画作《六十幅最后的晚餐》（Sixty Last Suppers）描绘的是耶稣和他的门徒，暗示了沃霍尔在鲁塞尼亚希腊天主教会（Rousenian Greek Catholic Church）的成长经历，甚至在他搬到纽约后，沃霍尔仍定期参加弥撒。
《自画像》（Self Portrait），1986年，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缪尔认为，沃霍尔被把控的形象才刚刚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他的生活和工作更细微的看法。他说:“我们可以开始以新的方式谈论沃霍尔，而这些方式当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是不是颇有些讽刺意味？令沃霍尔的艺术如此切近现实的，也是他生活中经常被粉饰的一部分——事实上，他是在利用自己的渴望和欲望的经历。格鲁丁说，“当然，这是一种深刻的讽刺，我认为粉饰是一种很好的描述方式。”
《安迪·沃霍尔》回顾展将在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展出至2020年11月15日。
（本文编译自C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