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浮世绘和桃花坞相遇，中国美术馆展中日木版画

清代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作为中日两国民族艺术的代表，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由于社会功能、艺术传统方面的差异，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并反映出不同的心理诉求和民族性格。
中国美术馆藏有丰富的清代木版年画和珍贵的日本浮世绘作品。澎湃新闻获悉，8月5日，“异域同绘——中国美术馆藏日本浮世绘和清代木版年画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此次展览作品精彩纷呈，日本浮世绘部分有“浮世绘第一人”菱川师宣，“浮世绘六大家”铃木春信、鸟居清长、喜多川歌麿、东洲斋写乐、葛饰北斋、歌川广重，“最后的浮世绘大师”小林清亲等重要画师的经典作品。清代木版年画部分选取了天津杨柳青、江苏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四川绵竹、河北武强、福建漳州等重要年画产地的代表性作品。
据中国美术馆介绍，此次展览共展出作品129套（138件），其中日本浮世绘75件、清代木版年画52套（61件）、明清时期中国画2件。同时分为“同源与流变”“形象与风格”“技艺与受众”“生产与发行”四个部分，从渊源、技术、发行及风格等方面探讨日本浮世绘和清代木版年画的异同，进而探究两者所反映的不同的审美趣味、心理诉求与民族精神。

鸟居清信《妇人与少年》纸本 51.5×27cm 18世纪初期中国美术馆藏

中国和日本同为汉字文化圈国家，在地理位置上一衣带水，在文化艺术上交融互鉴，绵延千年。历史上，中国唐代佛教美术、宋元水墨画对日本美术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明清时期，木版套色印刷技术臻于成熟，不仅促使中国木版年画至清代达到鼎盛，也推动了日本浮世绘的兴起与发展。中国清代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历史渊源深厚、制作工艺相近，又各具艺术风格与民族特色，在17至19世纪的东方世界里大放异彩、相映成趣，成为东方艺术宝库中的两颗璀璨明珠。

四川绵竹《紫薇高照》纸本 132×60cm 清代版中国美术馆藏

清代木版年画题材内容贴近百姓生活，色彩明艳活泼，地域风格多样。作为岁末除旧迎新、祈祥纳福的民间艺术形式，年画寄托着人们追求平安幸福、富贵吉祥的美好夙愿，描绘了人们心目中所向往的理想世界，承载着共同的民族记忆。浮世绘是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8）兴起的一种风俗版画，是市民文化发达的产物。“浮世绘”意为“虚浮世界的绘画”，蕴含人生如过眼云烟、及时入世行乐之意，内容上表现市井生活、人物百态和自然风景，具有肯定现世精神的积极意义。

歌川广重《东海道五十三次·庄野白雨》纸本 22×33.5cm 1833年中国美术馆藏

清代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作为中日两国民族艺术的代表，有许多相似之处。从历史背景来看，二者的兴盛得益于社会的稳定、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木版套印技术的成熟。在艺术进程上，二者几乎并行发展，都在17至19世纪经历了兴起、走向繁荣和逐渐式微的过程。在制作工艺上，均受到明代书籍版画的影响，以木版套印技术为主，具有可重复性印刷的特点。在题材内容上，反映平民阶层的世俗生活与思想情感，充满生活气息和民俗风情。在表现手法上，丰富明丽的色彩显示出民间艺术的用色特点，勾线填色的手法展现了东方艺术的平面装饰特征。

苏州桃花坞《连生贵子》纸本 54×30cm 清代中国美术馆藏

清代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由于社会功能、艺术传统方面的差异，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并反映出不同的心理诉求和民族性格。前者多选取农耕社会人们喜闻乐见的题材，内容积极向上，气氛热烈愉快，表达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心祈愿，反映了乐天知命、豁达开朗的民族性格；后者则多描绘青楼美人、歌舞伎、风景名胜，营造出华丽又略带感伤的唯美世界，折射出日本民众感叹人生短促、追求现世享乐、崇尚自然的深层心理，反映了日本民族细腻、敏感的性格特征和对生命欲求的开放态度。

展览现场

此次展览作品精彩纷呈，日本浮世绘部分有“浮世绘第一人”菱川师宣，“浮世绘六大家”铃木春信、鸟居清长、喜多川歌麿、东洲斋写乐、葛饰北斋、歌川广重，“最后的浮世绘大师”小林清亲等重要画师的经典作品。清代木版年画部分选取了天津杨柳青、江苏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四川绵竹、河北武强、福建漳州等重要年画产地的代表性作品。

鸟居清长《三女出行》纸本 39×26cm 18世纪后期中国美术馆藏

第一部分“同源与流变”以4件明代书籍版画开篇，揭示中国清代木版年画与日本浮世绘的关联。此部分通过丰富的作品和文献展示了中国明代书籍版画和仕女画、清代姑苏版画等对日本浮世绘的重要影响，以及清代木版年画与浮世绘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影响。第一部分集中展示了多件经典作品，如浮世绘部分有葛饰北斋《富岳三十六景·凯风快晴》、喜多川歌麿《歌撰恋之部·物思恋》、歌川广重《木曾海道六十九次·宫之越》、东洲斋写乐《三世大谷鬼次之奴江户兵卫》等，年画有江苏桃花坞《一团和气》、天津杨柳青《游园惊梦》、山东高密《博古花卉四条屏》、北京《唱堂会》等。

葛饰北斋《富岳三十六景·凯风快晴》纸本 25×38cm 1831年中国美术馆藏

喜多川歌麿《歌撰恋之部·物思恋》纸本 36.5×24.5cm 1793-1794年中国美术馆藏

东洲斋写乐《三世大谷鬼次之奴江户兵卫》纸本 38.5×24cm 1794年中国美术馆藏

《一团和气》纸本 50×50cm 清代中国美术馆藏

山东高密《博古花卉四条屏》纸本 93×24cm×4 清代中国美术馆藏

歌川丰国《役者舞台之姿绘》纸本 37×26cm 1795年中国美术馆藏

第二部分“形象与风格”分为美人、戏剧、风景3个板块，展示了日本浮世绘与清代木版年画在题材选择和形象塑造方面的异同。浮世绘注重描绘现实生活中个体的行为活动，突出画师的主观表达与情感抒发；木版年画中的形象经过理想化的描绘与加工，寄托着人们渴求圆满的心愿。此部分还通过色彩与构图2个板块对比分析2种艺术形式的差异，使观众感受到浮世绘与年画在形象与风格、文化内涵与心理诉求等方面的不同。

铃木春信《萩》纸本 31×18cm 18世纪后期中国美术馆藏

第三部分“技艺与受众”分别梳理了浮世绘与年画在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多种技术形式，如浮世绘中的丹绘、红摺绘、锦绘、浮绘、蓝摺绘等，年画中的多色套印、版印手绘、漏版刷印、墨拓等，体现出两者制作工艺的不断进步和完善。由于浮世绘与年画具有可重复印刷的特性，低廉的价格使其能够进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具有可贵的平民属性。

陕西凤翔《女十忙》纸本 35×26cm×2 清代版中国美术馆藏

四川夹江《女将门神》纸本 35×35cm 清代中国美术馆藏

第四部分“生产与发行”分别呈现了浮世绘与年画在出版方面的特点。浮世绘由民间出版商组织生产和发行，出版商在作品主题策划、画师培养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此部分以江户时期的重要出版商茑屋重三郎为例，展示了他与东洲斋写乐、喜多川歌麿等画师的合作。清代木版年画的生产由个体画店组织，一般采取前店后坊的经营模式，由作坊中画师、刻工、印刷工、彩绘工协作完成，再以画店作为经营主体对外销售。“齐健隆”“戴廉增”“王荣兴”“颜锦华”等都是清代著名的年画画店。

山东平度《空城计》纸本 36×50cm 清代版中国美术馆藏

需特别指出的是，此次展览中展出的浮世绘全部是版画家李平凡于2004年向中国美术馆捐赠的作品，这些作品构成了中国美术馆国际艺术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这批浮世绘作品的学术梳理和深入研究，挖掘其与同时代的中国清代木版年画的联系与差异，并将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集结成展、回馈观众，切实发挥藏品的社会价值和中国美术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