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获悉，知名文史大家周退密先生于2020年7月16日零点12分辞世，享年107岁。
周退密，原名昌枢，1914年生于浙江宁波。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早年曾任上海法商学院、大同大学教授，后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长期从事外语教学工作,参与《法汉辞典》的编写工作。1988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的收藏家、学者、书法家、诗人、文史专家，工诗词、擅翰墨，精碑帖，富收藏，大凡传统文人的雅嗜，他皆有造诣，郑逸梅先生曾称之为“海上寓公”。著有《周退密诗文集》（黄山书社出版，近100万字）、《墨池新咏》、《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与宋路霞合著)、《退密楼诗词》、《安亭草阁词》等。
周退密先生（1914-2020）
知名学者、华师大教授陈子善对澎湃新闻说，退老是上海仅存的几位文史大家，“尤其他那么高龄，他对中国文化如诗词、书法等的继承，一以贯之，有一种真正的追求在里面。作为前辈，他与施蛰存、郑逸梅交往极多，也非常关注被忽视的文化大家的遗产整理，如退老鼓励晚辈整理周越然先生遗著的整理，他也是上海藏书文化的重要研究传承者。”
上海文史馆副馆长沈飞德对澎湃新闻表示，周退密先生是目前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十位百岁馆员中最年长的一位，他在传统诗词的创作丶研究丶著述领域成就卓著，也是一位学养丰厚的书法家，在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德高望重，倍受大家尊敬的前辈长者。上海文史馆领导和同志在逢年过节，还有他生日时，总会登门看望，致以问候祝愿，他每次都对党和政府的关怀表示诚挚的感谢，“令人敬佩的是，他年过百岁后仍坚持诗词创作，挥毫题词，为这个时代留下了宝贵的文化珍品。”
据上海文史馆工作人员介绍，2019年周退密先生生日，文史馆工作人员曾专门捧着鲜花与蛋糕上门向周退密馆老贺寿，送上美好的生日祝福。周老当时端坐在安亭草阁靠窗的藤椅上，笑意盈盈，清晰地叫出来者的名字，俨然是看到了老朋友一样开心，“吃着蛋糕聊着他最爱的诗词，并拿出《退密诗历五续》、《退密诗历六续》《红豆词唱和集》探讨诗词之美，并在相赠的《捻须集》上不徐不急地题款“周退密求政，2019年9月2日于安亭草阁时年106岁”，”今年春节原也想去访问老人，但一则因为疫情，二则今年以后老人身体就不太好，一直在养病中。”
周退密隶书
周退密先生部分著作
周退密先生在诗词创作与书法等方面都有着极高的造诣。
学者韦泱撰文记有：“早几年，周老书法几乎是每天必写的。他有着扎实的童子功，数十年不辍。
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众多耆宿硕彦中，周老是一位学贯中西的长者。他的书法，功夫在字外，但字内苦功他也没少下。他家中原有不少碑帖，后来又从上海有正书局、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购回大量珂罗版石印碑帖。闻名沪上的这几家出版机构所出碑帖，十有八九被他搜集。博览群书，加上天资聪颖，使他对书法有着独到的见解和体验。解放后，他继续购进碑帖和拓本，从鉴赏、临摹到自成一体。他主要书写的是他本人的诗词作品，诗书盈香，相得益彰，从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体现了完整的书法形态，也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厚实功底。现在有人把书法当作纯艺术，甚至把一些不讲笔墨的涂鸦文字也当作艺术创新予以宣扬，未免失之偏颇。”
周退密题《郑逸梅遗印集》
澎湃新闻艺术主编顾村言回忆说，他多年前曾收到退密老赐赠的签名图书，也收藏过几通退老的诗稿，“尤其喜欢退密老晚年书法，多书其自作诗词，早年受欧字、苏字影响大，晚年喜藏碑帖，精于鉴别，真草篆隶，融于一炉，且完全自学养出，与当下书法界所谓的所谓专业书法家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其中有着真正的文脉与学养、人格，这才是真正的文人书法，可谓书如其人，人书俱老。”
周退密诗稿（局部）
书法家唐吟方说：“听退老讲掌故，间或亦参与制造新掌故。犹记我到上海安亭路诣退老，请他老人家题《五墨图》，题毕，退老持笔笑曰：二十年后又一古董。是沈尹默先生说的。”
周退密手迹
周退密无疑有着自己的养生之道，据介绍，他的晚年生活一直以静为主，养生之道即其人生观：“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早年养成的业余爱好，如碑帖收藏与鉴定，书法与诗词等等，都一一须臾不离。“慎言语，节饮食”，周老亦以为养生之道。他现在每天早餐饮一杯牛奶，佐两片面包，午、晚餐各食一小碗米饭，而菜肴却不讲究，粗细均可，多以蔬菜为主，每日食少许水果。
2019年，周退密先生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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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周退密自传
我名周昌枢，字季衡，退密是我的别号。1914年9月2日生于浙江鄞县湖西虹桥故居。父亲周慎甫，在汉口开过保和堂中药店，他淡于名利，不善经营，一卷在手怡然自得。他有中医开业执照，乐于为人义务诊病。父亲继娶宁波王氏，生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我是幼子，童年时代随母亲在家乡生活。家裡有两所父亲营造的住宅，都濒临月湖，环境幽美，得天独厚。现在两宅均不存在，其地已辟为环湖公园。
我们家里请过馆师，哥哥姐姐们都是先在家裡读书然后进学校。我出生晚，没有赶上。六岁那年直接进省立四中附小。高小毕业正好北伐胜利，一时政府更易，青黄不接，省校无法开学，我不得已进了私塾清芬馆。塾师是前清廪贡生黄次会先生，挺有名望。他摹仿孔夫子分科授徒的方法·每科都有教材以《四书集注》为德行教材；以《左传（句解）》、《战国策》为言语教材；以朱子《纲鉴（易知录）》为政事教材。以《史记（菁华录）》、《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为文学教材；四书、古文、唐诗都须背诵，《纲鉴》则由老师每次讲解三五行之后让学生自行阅读，从明代开始，由近及远，极有见地。1930年又在另一位老秀才孙仲闓处读了一年古文。第二年春季，我考入上海老西门石皮弄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攻读中医。一学期后退学回到宁波，拜名医陈君诒先生为师，边读医书边侍诊，一年又半已能独立为人治病。由于我大哥的鼓励，又于1932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院)预科，重新开始接受现代化教育。在陈君诒先生家裡，我结识了他的四女陈文菊，1935年我俩结婚，翌年春有了独子周元。又过两年，不幸母亲病逝，妻子奔丧回乡，直至1940年下半年，她好不容易携带儿子坐沙船，绕过敌寇的海上封锁线回上海，路上倍受惊吓。
1940年夏，我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那时国内正处在抗战敌我双方对峙状态，上海成为孤岛，百姓受尽敌伪政治上的凌辱，经济上的压迫，生活上的磨难，我感到前途渺茫、徬徨和苦闷，原拟赴法深造，也成泡影。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我到震旦法学院比较法学研究所读了两年国际司法，同时还在高中部当外国史教师。那年冬天我已从重庆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领到了律师甄别证书和律师证书，立即花了六十元银元加入上海律师公会(在复兴中路黄陂路口)，那时设在法租界的第二特区法院已被汪伪接收，只有设在公共租界的第一特区法院可以出庭。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公共租界，第一特区法院也被接收，有民族气节的律师已经没有活动馀地。通过同学关係到萨坡赛小学(现为卢湾区中心小学)当教务主任。一年之后，汪伪接收法租界，我就辞职，不与合作。当年下半年，到中法私立法商学院担任法学教授。这个学校原是著名的法政学院，因避免向汪伪立案才改了名。
震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生合影。（前排左二周退密）
与此同时，我进了中国通用化学公司当职员，后兼银行工作。在此以前我干的都是自由职业，到现在才放弃了自己的本行。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腾欢，在永泰银行吃过年夜饭之后，我决计辞去两处职务和震旦同学前辈、上海名律师费席珍合作，在他飞龙大楼的事务所挂牌子，开始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律师生涯。但是造化弄人，此路不通，曾几何时解放来临，把挂上去不久的律师招牌重新卸下，同日卸下的还有费席珍、王恆颐、王士宗三块招牌。
1948年秋季，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先生想请人教大一国文，我当然愿意。胡氏在天平路寓所接见了我，问了一些对大一国文设置的看法以及以后怎样去教会学生读通文言和用文言表达思想。这简直是一场口试，出乎我的意料。我急不择言，就把过去自己在私塾里学到的一套说了一通，胡氏频频表示放心。隔不多久寄来了副教授的聘书，结果在大同连续教了三年半。那时法币贬值，物价一日数涨，薪水以每课时六块银元计算，得之不无小补。
周退密中年时
1950年5月我加入教育工会，领到工会会员证，旁人羡慕，自己喜悦。与此同时，我堂哥周昌善(1898-1985)准备离沪去香港，行前他把全都房地产托我代为照顾。那时我还在大同授课，有多馀精力和时间，就答应了下来，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手续办理结束，把一应事宜移交给了他的胞妹周亦珍之后，我丢下了这个包袱。我决定应聘去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任教。1956年12月3日抵哈尔滨，迎接的是西语系主任宋元卿。在当时还不是人人想去的这个东北边远城市，我居然耽了八个年头。
哈尔滨旧有东方巴黎之称，教堂是这裡的特色。据说过去全盛时代有教堂七十所，建筑风格各异。在我们住过的南岗大直街的一个十宇路口,就有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三个教堂，早晚钟楼上还不时地传来悠扬清脆的钟声，使人悠然神往。
除千姿百态的教堂外，同样显得古色古香的是这裡外文旧书市。一个波兰籍的旧书商曾经告诉我说，凡是世界上不同语种的书籍他都卖过。过去的哈尔滨充满著诸色人等和异国情调，这裡有政治流亡者，有国际冒险家，也有一般的旅游观光者，各种文字的书籍跟著人的踪迹而来。我在上海就是一个淘旧书癖者，来此不久就开始我的猎奇，我曾经看到过的有一部古版俄文莎翁全集，它有极其精美的木刻插图，装订考究，就是一部值得收藏的珍本。我为了编写法语读物，凡是看到有用的法语书籍就尽量买下，这些书有帝俄时代出版的，也有东欧和西欧国家出版的，从这裡可以看出过去法语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买到波特莱尔的《恶之华》，比加尔的《童谣》、彩色插图的《唐吉诃德》以及屠格涅夫等几个俄国作家用法文写的剧本和小说。这些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是否有经济价值我就不问了，能够满足我癖好的就是一本有价值的书。
1964年5月我从黑龙江大学西语系奉调至上海外国语学院，秋季学年开始就在新办的留学生出国预备部工作，学员尽属全国教学科研机构保送来的优秀干部，因对法语尚係初学，所以应付裕如。每星期上课十八节，从无怨言那年我们夫妻正好五十岁，媳妇莫经莲生第一个孩子周京，我们夫妻就决定把她留在身边。这时儿子周元正好从山西洪洞县完成“四清”来沪省亲，他说这是“三喜临门”，可是好景不常，等著我们的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捲整个上外，由西班牙语系同学掀起的八· 一一斗鬼会开场了。那天主要揪斗对象是该系学术权威浦云南，突然，他们把全校八十三位教师和干部一股脑儿列为陪斗对象。从此之后，校无宁日。全校学生整日整夜地处于狂热的浪潮中，教师们提心吊胆地生活在恐怖之中，现在事过境迁，我不想再加描述了。
1968年，孙儿周越在北京诞生。1972年我终于从靠边和打杂的环境中被重新起用，调到法汉辞典组参加编写。全组有六十馀人，有出版社的编审以及从各单位借调来的各科专家。因为我是法语教师懂得语音语法，又因为原先是读法律的，所以有关那几方面的条目要我多负些责任。出版社傅欣说，你以一个读法语的人参加编写一部法汉词典，这是一个莫大的幸福。我十分欣赏他这句话，并受到鼓舞。我自思一生对社会没有什麽贡献，这次参加编写词典是一个奉献机会。所以在长达八年岁月中，我始终努力工作。我参加编写与校对，对条目的国际音标注释反复看了三遍。当1979年这本四百万字的《法汉词典》清样出现在自己面前时，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和欢慰。这是一本积九年之久的岁月和数十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填补了过去法语工具书的空白，可以说是来之非易。1982年，《法汉词典》在上海出版。
词典工作结束之后，我调回预备部给两位青年教师上课，暑假后，我被借至上海第二医学院，给医师和教师上了一学年法语课。1980年暑假之后，校内新成立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我在那裡工作了一年，和王坚良同志合写了一篇关于比较文学的论文，刊登在上外学报上。当年冬天我退休回家，年六十八岁。
从退休到现在已经八年，这八年中是我一生中悲喜交集，丰富多采的时期。1983年9月6日我妻子因车祸去世，使我深深地陷入了黯淡的痛苦之中。我们结缡四十七年，患难与共。她为人明敏果断，治家勤俭，教子有方,是一位难得的贤妻良母。在痛定思痛之余，我勉力振作自己。当年12月我应老友柳北野之邀，去镇江参加了江南诗词学会，当选为理事。上海诗词学会成立，我又当选为理事，同年在广州游览了不少名胜，瞻仰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买到一方肇庆出产的绿色端砚。1985年又应儿子全家邀请去香港观光。
我还爱好书法和诗词。过去老家就有不少碑帖，以后又从上海有正书局、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买回大量珂罗版、石印的碑帖，凡是他们出版的碑帖，我几乎十有八九了。解放后，我乐此不疲，又购进了不少碑帖拓本，收藏价值增加，实用价值已经不多了。近年瑞金街道开办了老年书画班，把我叫去发挥余热担任书法指导。不久，卢湾老年大学又请我去当书法教师直到目前。
我与当代诗人陈声聪老先生等有诗交，参加过五老会，意思是星期五上午的老人碰头会。来与会者九点左右次第扣开诗坛盟主声老家门而入，来则清茶一杯娓娓而谈，也有各出所藏或自己的作品来此同赏的。先后刊印过的同人诗词唱和集，有《能兴集》、《夙诺集》、《和陶九日闲居诗》、《松蜕唱和词》等。
1986年秋，我承陈声聪和郑逸梅联名推荐我入上海市文史馆。1988年初，我与施蓓芳女士再携连理。同年7月我被批准为馆员，离声老去世不过半年光景，天不慭遗一老，使之无法看到我的入馆，真是遗憾。我在挽联中曾经有“步兵青睐，山公啓事”的句子，就是指的这件事情。
1989年 周退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