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琦，生于元大德二年（1298）七月八日，卒于明洪武二年（1369）六月，字伯温， 自号玉雪坡、玉雪坡翁、玉雪坡真逸、坚白先生等，饶州鄱阳人。有关他的生平事迹，主要见明代宋濂《元故资政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侍御史周府君墓铭》，其本传见诸《元史》卷一八七、《新元史》卷二一一，又有小传见诸《书史会要》卷七、《元诗选•初集》等文献。
鄱阳周氏，世为兴家。祖籍汝南管城（今属河南）。北宋末年，伯琦先祖周泰“与宗人益国文忠公必大之父从高宗南徙”至江西庐陵，后又徙至饶州鄱阳板桥里。故鄱阳周氏以周泰为始迁祖。宋末元初，家国动荡，间有迁移，但周氏最终还是在 鄱阳落脚繁衍，历久不衰。
其父周应极，武宗至大间，仁宗为皇太子时，曾召见，献《皇元颂》。受任翰林待制。后为皇太子说书。仁宗即位，迁集贤待制，终池州路同知总管府事。周应极的忠孝著于当时。他于大德十一年（1307）事上于春宫，蒙诏于至大元年迎 养老母于京师，并建堂奉母，时集贤大学士郭贯名其堂曰“致乐”，称其忠孝两全。先后又有张养浩、赵孟頫、袁桷、张之翰、马祖常、虞集、揭傒斯、杜本、范梈、吴存等十二家为 “致乐堂”撰文赋诗，可谓尽得一朝风雅。
楷书《朱德润墓志铭》(局部) ，纸本。纵34.9厘米，横270.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伯琦自幼入国学为上舍生，以荫补南海簿，三转为翰林修撰，元顺帝至正元年，改奎章阁为宣文阁，伯琦任授经郎。后历任翰林直学士、监察御史、浙西肃政廉访使。招谕张士诚，被张扣留达十余年。张士诚既灭，伯琦乃得归故乡，不久卒于家中。其仪观温雅，博学工文章，所著有《六书正讹》、《说文字原》及诗文稿若干卷。比较有意思的是元代的刻书字体多是名家手写的，清代叶德辉《书林清话》载：元椠周伯琦《六书正讹》五卷，每叶八行，篆文约占小字六格，小字双行，每行二十字，篆文圆劲，楷书遒丽，盖以伯温手书上版者。
《宫学国史二箴卷》（局部），纸本。纵26厘米，横 284.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史》本传称：“伯琦博学工文章，尤以篆隶真草擅名当时。”其书学理念在当时也是颇为先进的。他曾言到：“夫篆、籀， 实字之原；隶、真、草，其流派也。体虽不同，凡下笔当务方圜雄劲，则风神完足，而结缔 之工拙不足计也。临池积久，必自有得。”这种以篆籀笔意来写今体，临习不汲汲于点画， 追求方圆雄劲的审美要求，以达到神完气足境界的书法思想的确高出时人一筹，这种书学理念放到今天也还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周伯琦《笔说》，纵27.1厘米，横35.1厘米，有乌丝栏界格
周伯琦之篆书在当时有“本朝之冠”的美誉。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一书中称“伯琦篆师徐铉、张有，行笔结构殊有隶体。”明代杨士奇认为“其作字结构，盖出泰山李斯旧碑。”伯琦虽师法前人，但不拘于古法，在结体和笔法上参以石鼓文，笔兼方圆，使转变化亦多，整体风格于规整圆熟中见生拙萧散之致，有别于稳妥匀称一类的平庸之作。
王志安临作（没有界格）
元代的行、楷书整体上还是以晋唐为法，虽欠“意”，却法度谨严，且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复古派更具“典雅、秀逸的书卷之气”。周伯琦作为元代中晚期赵派书家群的一员，其行、楷书同样受到赵氏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面貌。他认识赵孟頫时，赵氏已步入晚年，因此他取法更多的应该是赵氏晚年典雅苍劲的书风。但其行、楷书更多的是得益于王羲之、智永、及六朝书法。王羲之《兰亭序》、智永《千字文》对他影响最大。如在《朱德润墓志铭》中，可以看到他的楷书有篆隶的字法，也有不少的篆隶用笔，而通篇有可以看出六朝遗意，字多取横势，用笔偶露方折，整体上苍劲古拙，气息颇显高古。其行楷书《通犀饮卮诗》，通篇字体较扁， 运笔融入篆书圆转柔劲之笔法，书风古朴秀润。
略以老周笔意创作，增加了一些对比变化
就其传世作品而论，最接近赵氏书风的是他作 于1362 年的《笔说》，也就是我们这期选临的法帖。有别于他不少取势扁方的书帖，这件作品结体方长，整体气息古朴秀润，含蓄蕴极，甚至还有些许颜体的敦厚，虽近于楷书，然笔意流动、神完气足。
“一时篆籀今谁解，白发江南玉雪坡”，周伯琦作为元代字学、书学的大家应当引起重视。
《笔说》释文：
字书以纪事纪言，而圣贤之心学在焉。世代既殊，书体各异，然非笔无以著之，其为用大矣，善书必得善笔，然后称手，吴兴自松雪公以法书名天下，而造笔者多精巧，陆氏其尤也，陆氏以精艺自食其力有功于翰墨，则无能而素食者得无愧乎，陆氏业三世，而艺愈精见称于士大夫间，其孙奉是卷谒，余目提笔识其后。至正壬寅冬至前九日玉雪坡真逸周伯温书。
陆继善有河北鼠毫笔，曾随侍赵孟頫，得习双钩填廓之法。其双钩唐人摹兰亭序有诸多当时名人题跋，周伯琦此件也是题跋之一，言及书写工具的选择，“善书必得善笔，然后称手”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一个意思，“善书者不择笔”还是要辩证地看待，只可惜没见过赵子昂所用精巧之笔，有点小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