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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刘开渠，很多人首先会想起由他主持并与同时代优秀雕塑家一起设计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想起他雕刻的马克思、孙中山、蔡元培等一系列名人雕塑。作为雕塑大师，刘开渠先生为中国现代雕塑事业的发展倾尽了毕生精力，然回顾其艺术道路，将其置于整个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变革之中，他作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中国美术馆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的成就更不容忽视。
6月12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刘开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借由展览，人们得以进一步深入了解刘开渠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尤其在刘开渠从艺100周年的今天，在美术界仍面临诸多创作问题亟待解决的当下，来共同回望这样一位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进步、社会发展紧紧相连的杰出艺术家的一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开渠”
刘开渠艺术活动的发端恰逢现代美术在中国的萌芽。他从学习绘画专业，到留学法国钻研雕塑，都走在了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前沿。
刘开渠于1920年考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1921年升入大学部。1925年为孙中山追悼会现场画巨幅遗像，次年在中央公园举办个人画展，展出人像、风景、写生等作品。他在学生时代便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拥护者。1928年初，受蔡元培之命，刘开渠与林风眠等赴杭州西湖为国立艺术院选址并参与筹建。同年，经蔡元培推荐，赴法国留学，进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专攻雕塑，师从朴舍教授。也是这段时间，他结识了雕塑家马约尔、布德尔，并与马克思曾外孙龙格同窗成为挚友。1933年回国后，刘开渠担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雕塑系主任。据女儿刘米娜回忆，刘开渠回国后去拜访蔡元培先生，恰逢鲁迅先生也在场，当鲁迅得知他留法学习雕塑时大加赞赏：“过去中国人只做泥菩萨，现在该是轮到做人像了。”这句话不仅为刘开渠指明了雕塑创作的方向，也奠定了中国现代雕塑的现实主义之路。
的确，中国古代雕塑的传统是塑佛像、塑俑子，而不塑现实人物，尽管有时会以现实人物为参照，但并不塑造某个具体的人。因此，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鲜有真实指向的人物塑像。而正是以刘开渠为代表的一批现代雕塑家，通过对西方雕塑的深入学习，又以民族传统为依托，不断尝试将西方古典写实手法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最终促成了中国雕塑的现代性转型，创立了现代中国雕塑的写实风范。因此，刘开渠也被誉为中国现代写实雕塑的拓荒者。“雕塑大业，百年开渠，肇始于其人其学。中华文化固存悠远的雕塑传统，却主要是留驻在宗教与墓葬的陪臣奇兽之上。正是刘开渠先生和李金发先生等一代先驱，负履欧陆，将西方写实雕塑引入中国，引入国美。诚如鲁迅先生所慨然言之：自此不塑死人塑活人，揭开中国雕塑塑造今人、塑造活人、塑造活生生的时代生活的历史新篇章。”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说。
为民族立碑 建立时代新审美
刘开渠留法归国后的时期，虽然中国雕塑家的作品增添了许多，但中国普通百姓仍不理解雕塑在社会中应处于何种地位、能起到怎样的功用。在这种情况下，尊崇蔡元培“艺术为人生、为美化社会、为国家”精神导向的刘开渠，开始塑造民族英雄形象，以激发国人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认同感。在这一阶段，他创作的《孙中山先生像》以及一系列关于抗战题材的纪念碑雕塑，如《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王铭章将军骑马铜像》等，影响极为广泛。“这些作品将塑造人物和建造纪念碑联系在一起，以直观、现实的人物形象立碑，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它们突破了中国古代纪念碑的象征性手法，为中国现代雕塑建立新的审美标准，开启了一条新路径。”中国美术馆馆长、雕塑家吴为山如此评价。
纵观这一时期中国雕塑家的经典作品、展览活动及获奖情况，刘开渠在中国境内的影响力和作品数量都超过了绝大多数同期活动的雕塑家。如果说这些作品初步奠定了刘开渠在中国现代雕塑史上的崇高地位，那么，1953年奉周恩来之命，进京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创作与兴建工作，无疑进一步确认了他作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领导者之一。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为争取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和无名英雄立碑，是共和国首个大型公共艺术工程。刘开渠主持创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碑上的每个人物都是高度凝练的艺术化、理想化的形象，不突出个性而是反映共性：农民和工人的质朴，妇女和儿童的可爱，老人的稳重慈祥……这些人物脸上的期待、喜悦、幸福、舒缓的表情与冲锋战士面部紧张的神色形成了对比，让观者感受到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更深化了人民英雄值得敬爱、值得牢记的意义。
由于时代的需要，刘开渠还创作了一批颇能表现人物庄严气质和突出个性的领袖作品，《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全）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周恩来选集》封面上所使用的领袖浮雕肖像，皆为刘开渠创作。可以想象，当这些领袖浮雕肖像随着领袖选集而进入千家万户时，刘开渠用美术作品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多么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他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亲手为重新崛起的中华民族立碑的艺术家，是最值得中国人去认识、了解、研究和记住的中国艺术家。”中国美术馆研究部负责人邵晓峰说。
在吴为山看来，刘开渠的雕塑艺术，记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映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文化，凸显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其生命轨迹始终与时代脉搏同跃动，与国家命运共呼吸，与人民需求心相通。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温这些经典作品，对当下美术界探索艺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多方位雕塑中国现代美术事业
长期以来，刘开渠所遵循的文艺思想和路线，与党所倡导的大众文艺方向高度吻合。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全身心地投入管理与创作，带着他的理想和追求，默默耕耘、无怨无悔地与中国美术相伴了约80个春秋。
其间，他还积极推动中国城市雕塑、公共空间艺术的发展。1981年，刘开渠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用雕塑来美化城市和园林的设想。同年他还在全国政协会议的发言中提出，雕塑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1982年，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成立，刘开渠担任组长，由原建设部、原文化部和中国美协共同领导。同时，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成立，刘开渠担任主任。在刘开渠的不懈努力下，雕塑艺术被列入国家城市文化建设项目，拥有了更丰饶的社会文化土壤和更坚实的社会资源支持，获得了长足发展。今天，全国各地多样的城市雕塑，已成为美化环境、陶冶情操、提升人民群众时代审美的重要景观。
刘开渠还是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奠基者和创业者。他自1963年起一直担任中国美术馆馆长，历时30年，对美术馆建设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带领全馆职工制定收藏、研究、陈列、展览和对外交流规划；多次向上级提出维修主楼、急需修建画库的建议和关于美术馆土地使用范围的提案；主持召开了首届“全国部分省市美术馆专业工作会议”，在会上颁布了我国第一个《美术馆工作暂行条例》 。他在逝世前7天还不顾疲劳，满怀热情地参加了“中国美术馆建馆30周年馆藏精品特展”开幕式和座谈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萦念着美术馆事业的发展，谆谆嘱托一定要加紧把画库建成。这样兢兢业业与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也感染着之后历代美术馆人。“他们那代人，做事从不为自己谋私利，全身心都在想着怎样将事业做得更好，怎样通过艺术感化大众，树立国民正确的精神导向，提高国民素质。”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安远远说。
在致力于艺术创作、推动中国城市雕塑、美术馆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刘开渠始终没有中断对艺术教育和美育普及工作的关注。他为现代美术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60年，为中国现代雕塑教学体系的完善与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刘米娜回忆道：“先父刚上任时，雕塑系的学生很少，从第一届到第三届毕业的学生加起来只有8人，当时中国人对雕塑的认识还只是刻图章、塑菩萨之类，认为学雕塑是没有出路的。先父回国后做的第一件雕塑作品，是为郁达夫的文友之母做的浮雕头像，浮雕背后是郁达夫的铭文题记。当浮雕作品送给友人后，被作为陪葬品埋进了墓里，这就是当时雕塑家的悲哀。先父深深地意识到宣传雕塑、培养雕塑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雕塑的教学、创作、宣传与研究中，几十年始终如一，发表了150余篇文章，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刘开渠的学生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王朝闻、姚继勋、张祖武、曾新泉、王丙召、朱培均、卢鸿基、邹佩珠等，他们将刘开渠的艺术思想、创作方法及艺术精神带到了全国各地，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刘开渠丰富的人生经历在多方面体现出重要意义。刘开渠曾言：“我愿以我走过的全部道路证明一句话，人生是可以雕塑的。”他不仅雕塑了自己传奇不朽的艺术人生，更全方位雕塑了中国现代美术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