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缨是近现代中国画大家黄胄（原名梁淦堂）的女儿，在“金毛狮，一张皮：梁缨个展”在苏州博物馆举办之际，梁缨近日接受了“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per.cn)的对话，就她与父亲黄胄的故事，海外留学经历对她的启发，以及父亲的艺术观念对她的影响。“我父亲是画画的人，有一种张力，永远闲不住。他认为绘画是几笔就勾勒出来的，并且是从生活中走来的。”她说。
梁缨与父亲黄胄
德国留学时期的梁缨
梁缨，1961年出生于北京，曾在广州美术学院学习国画，1980年代留学德国汉堡美术学院。梁缨通过旅行和对自身周围的观察，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当代意味的“新表现水墨”作品。
她是中国画艺术大家黄胄（原名梁淦堂）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黄胄刚从西藏回京，三年自然灾害还没过去。她与父母关系和谐，曾跟随父亲前往新疆写生，去过江南考察。在梁缨看来，自己的艺术风格与父亲黄胄不同，但这点不同也是深受父亲艺术观念的影响。
澎湃新闻：您出生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您与父亲黄胄也因此分分合合。可否谈谈那段时期，您和父亲的故事，父亲对您的艺术生涯带来了怎么样的影响？
梁缨：我出生于1961年，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出生的时候中印边境正打仗，父亲被派到西藏做一些政治宣传的工作。当时在北京一个鸡蛋一块钱，很贵。我奶奶是河北人，河北人最讲究孕妇吃鸡蛋，所以把家里的钱买来都用来买鸡蛋吃。父亲当时给我母亲寄了好多马肉干。
1965年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因为我父亲与邓拓的关系好，经常一起聚一聚，所以就先把我父亲给批判了，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是驴贩子。我们家就被抄了。1966年，我读了位于北京万寿寺的总政幼儿园，一星期回家一次。幼儿园老师就和别的小朋友说，“你们别和她玩，他们家被抄了，她属于黑崽子。”
后来，我在北京上小学，但转了好几次学。当时，父亲被叫去劳动改造了，不怎么能够回家了，所以我们都得跟着母亲郑闻慧。我母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住在出版社的宿舍，在一个大杂院里头，靠近公共卫生间的那种最不好的房子。大概是在1967年时，母亲要去团中央五七干校了，没法照顾我们，就把我们寄养在母亲单位的老工人家里。工人是个司机，家里有9个孩子，生活困难，但他们没有被批斗的顾虑，就接受了我和我二哥。那时候生活艰苦，吃的是棒子面，窝窝头和一些菜团子。
黄胄夫妇和女儿梁缨
那时候我们不能去看望父亲，但他每星期能有一天来看我们。父亲改造的地方是军事博物馆后面的一个桃园，每星期天可以回来看我们一天。他早上4点出发来到我们这，下午4点再回去。那个时候，父亲来看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在寄养的工人家庭没有什么吃的，父亲回来后还可以带我们外出吃点糖炒栗子，带我们坐公共汽车。“文革”后期，父亲也稍微自由了些，他告诉我，他看了三年的桃园：第一年看管得特别仔细，结果别人批斗他，说他偷桃；第二年，他觉得树上掉下来的桃子可惜，就捡起来吃了，人家也说他偷桃；第三年，他说树上哪个桃子好他就摘哪个吃。
1970年，五七干校开始接受子弟，母亲所在的团中央干校建立了五七小学，我们就到农村去跟着母亲。那也是一段幸福的时间。在那里有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报等，很多知识分子都在那里。可以跟别的小孩一起游泳、扎猛子、逮王八、赶水鸭、追马蜂、粘蜻蜓、抓蚂蚱……
1972年落实政策后，大家都回城了，我也回到北京上学。由于母亲在农村还有些收尾工作，我跟着父亲，住在军博的一个宿舍里。1973年，周恩来要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准备改革开放。于是，很多画家被邀请到外交部招待所（以前的六国饭店）画一批作品作为礼品。我当时一放学就跑到外交部招待所去住，看着他们画画。由于“文革”时期，我父亲赶过黎车、卖过豆腐、扛过大包，所以当时身体不是太好了，但创作热情依旧高涨。在外交部招待所，李可染、李苦禅、黄永玉、吴作人等就住在我们旁边。他们在那一边聊天，一边生活。我还小，这些老画家们不带我玩，但我至少能观察他们都在干什么。大家都为前途在担忧，李可染家的儿子当时是在内蒙古插队，想回来；李苦禅的孩子也在通关系，希望回到北京。
在外交部招待所没待过一年，就遇上了批邓小平的回头路。中国美术馆做了一个黑画展，其中就有我父亲的作品。我父亲画的是我给他讲的在干校放牛的故事。当时我去的干校位于河南信阳，那里有很多水牛。父亲画了水牛在水里玩，描绘了一个小孩戴着红领巾，天上还有鸟。别人批评他，说他讽刺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画面中小孩看鸟朝西边飞，暗示向往西方。我记得李苦禅画了8朵荷花，别人就说他是污蔑8个样板戏。后来李苦禅说，“我都背不出8个样板戏有什么。”黄永玉画的是一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李可染的山水被批为黑山黑水。“文革”时期，我父亲画了一张《赶集图》中，描绘一位美丽的姑娘，骑着毛驴，手中抱着孩子。后面有一个维吾尔族大爷背着地毯去自由市场上去卖。这张画被批为要走回头路。
1977年，我父亲住医院了。他很有毅力，住院期间也在画画。当时倪志福还是一位机工劳动模范，给我爸爸做了一个画架，让他可以在医院里坐着画画。我父亲人缘非常好，那时候很多人求画。
那时候荣宝斋写了为我父亲平反的信，希望他的作品能在荣宝斋卖。记得荣宝斋里的人写的非常有意思，将“黄胄”同志误写为“黄胃”同志。后来我爸见到荣宝斋经理时说，“我在你们荣宝斋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1979年，他可以出院了。出院后，他想去新疆写生。我和他一起去写生画画，从乌鲁木齐一直到喀什，总共待了半年。那是我父亲第五次去新疆，也是我第一次去新疆。
很早之前，美院就想让我父亲去教书，但总政的主任不放人，认为他是部队的青年才子。其实我父亲自己也不想去美院，认为那里文人气太重，他更愿意待在部队里。因为在部队有很好的条件是可以去写生，符合自己的创作环境。他是一个注重生活的画家，他需要去写生去。
黄胄画作
黄胄画作
澎湃新闻：生活在那个年代里，什么激发你去学画？你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的？
梁缨：在我初三的时候，我父亲说，如果都要去插队，那就不得不学一门手艺，要是有了特长，日子就可能会好过点。那时候我就开始写大字，学习笔墨，临了些我父亲的收藏，包括陈老莲、任伯年、龚贤等人的作品。1977年恢复高考，我开始跟着母亲学素描，画速写。
1977年美院没有招生，我就报考了工艺美院，但没录取。当时考题是画松竹梅的图案。我当时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图案，就花了松竹梅交上去，不符合考题。落榜后，就和父亲去了新疆，在那写生。
1979年梁缨与其母亲陪同黄胄在新疆写生时与柯尔克孜族同胞合影。
1979年左右，梁缨和朱屺瞻、应野平、丁井文与夫人郑学文等老画家在避暑山庄合影。
新疆回来后，我父亲觉得我应该去上学，想让我去浙江美院。我父亲去了轻工业部的工艺美术公司做一个总顾问，我和他一起到江南，他陪我来到浙江美院，想看看教学环境。看完后他觉得浙江美院环境太好了，年轻人还是应该往边疆跑，等老了再来江南。那个时候可以画画了，围在我父亲身边的人也多，父亲也不希望我待在身边，所以我就去广州求学了。
80年代留学热，我们广州美院的好多同学都出国了，很多人去了美国，我不想和他们一样，选择了德国。我父亲的学生曾跟我讲到德国的名家，如珂勒惠支等人描绘生活的作品，给人的冲击力特别震撼。去德国前申请材料也是几经波折，期间也去了不少地方写生。在广州美院读书期间，我和高年级的学生去了广西苗寨，待了40多天。1983年，我在桂林写生，42度的高温天气热得难以入睡。后来，我和杨之光的女儿杨红一起去到当地的榕湖饭店。之前有文章写到这段故事：
“没有介绍信，也没有外汇券，两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姑娘就这么闯进榕湖饭店找经理。报上了父亲的名号，经理有些半信半疑，但仍要梁缨口头允诺了黄胄的一幅画，这才让她们顺利入住。梁缨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次年便去往德国深造。1984年，她收到母亲的长信告知，恰好第二年黄胄去桂林，知晓了女儿在榕湖饭店的君子一言，果真给对方画了一幅。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榕湖饭店经营不善，便送拍了这幅黄胄的《套马图》。”
澎湃新闻：留学德国后，西方艺术的熏陶对你的艺术生涯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梁缨：我觉得变化挺大的。中国画有太多的章法，而海外则给予你自由自在的创作。我曾经画的“日记系列”在德国假期间开始创作的，用了在国内买的类似原书纸的包装纸作为媒介。这一系列也让我坚定了艺术道路，从自己和周围出发，而不是国内曾经关注的宏大叙事。
我在德国是版画系，后来我也将版画的色彩运用到宣纸上，也用到了丙烯等颜料。1996年后，我在北京买了一套房作为画室，两边跑。90年代，父亲病比较重，也希望我回国。
梁缨，《金毛狮，一张皮》，纸本设色，2019
澎湃新闻：父亲如何看待你在西方所形成的艺术观念？你们的艺术理念有何异同？
梁缨：他从来不管我。他觉得我画得挺好的——但是，我觉得他说我画得好是有一种讽刺的意义。他认为绘画是几笔就勾勒出来的，并且是从生活中走来的。因为我父亲所在的时期必须有一个主题，根据主题去写生，根据主题来塑造形象。但我们后来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被规定宏大的题材，相对更自由。我和他说，我画的也是周围生活，并不违背你的观点。
我在德国还拍过纪录片，他看到后说，“你这样还拍成纪录片？”我父亲很喜欢我，所以也从不说我什么。年轻时，我临过他画的那些少数民族，但从绘画来说，他不希望一个人画的作品像另一个人，所以他也不主张他的学生作品像他。这点也是我父亲鼓励我的原因。
澎湃新闻：炎黄艺术馆是黄胄先生创建的我国第一座民办公助的大型艺术馆，里面存放了黄胄先生的收藏盒作品。可否谈一谈他的收藏？
梁缨：1966年之前，我父亲有很多收藏，有几十件，包括有龚贤、陈老莲等人的作品，也有宋元绘画。其中，有一张佚名的《粉鹰图》，他认为是宋代的，目前在炎黄美术馆。
“文革”时期，父亲怕这些东西被抄家，就委托故宫博物院保存。“文革”之后，故宫退回来大部分收藏。目前炎黄博物馆的藏品都是我父亲的作品及收藏。可以说，我们一家人都在为黄老服务。
去年，母亲郑闻慧90岁了。我为母亲，以及周令钊、邓澍、侯一民、李化吉、常沙娜策划了展览“志同懿寿——贺六老寿暨作品联展”。其中，有我母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设计的书。母亲曾经作为美术编辑去征我父亲的稿子。有一本小儿书《奇怪的房东》是我母亲请程十发画封面，我父亲画内页，我母亲负责正文汇编的。
梁缨和母亲郑闻慧 2016年
1984年梁缨在日本“黄胄展览”开幕式上接待黄胄友人。
澎湃新闻：在您眼里，父亲黄胄是怎么样的人？
梁缨：我父亲是画画的人，有一种张力，永远闲不住。大家称他是美术界的大侠，他很爱帮助别人，看不惯有些知识分子只窝在家里不顾别人。
80年代，刘海粟住在上海的小屋子里，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我父亲希望帮助刘海粟，以中国画研究院的名义给当时的市领导写了信，希望帮助解决上海的老画家的居住问题，生活问题。
澎湃新闻：这次展览呈现了你近几年的作品，你觉得和早期作品相比，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梁缨：我现在都是用宣纸作画，因为父亲留下了好多宣纸。现在，我创作很直接，很随意，没那么多条条框框。
梁缨，《仙路振缨》，纸本设色，2019
展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