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德侯教授, 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和东亚艺术史学家之一。
2019年11月26日，中德学者汉字书法论坛在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举行。
这个论坛是配合在柏林视觉艺术中心举办的“汉字：沟通与审美”展览而进行的。柏林自由大学的顾安达教授是一位欧洲汉学家，他从《说文解字》谈起，比较锲刻文字、玛雅文字和中国汉字，并从金文、六书、形声、会意等角度讨论中国汉字。同行的崔希亮教授从汉字与中国书法的关系、不同书体与汉字书写谈了自己的看法。雷德侯教授作了“时间性：书写与历史”的重点发言。
雷德侯教授是慕尼黑人，高大的身材，黑色的外套，围着一条深红的围巾，一口流利的汉语格外有“中国味”，让我们对这位汉学家深有敬意。上世纪60年代，他在科隆、波恩、巴黎、台北、海德堡学习东亚、欧洲艺术和中国古典书法艺术。1969年，他又以清代的篆书为题，获得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博士，随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修学。上世纪70年代曾在柏林国立博物馆和东亚艺术博物馆工作，继而在科隆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专门研究中国艺术和书法。曾出版《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兰与石——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中国书画》《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等著作，是欧洲最有影响的汉学家和艺术史家之一。
雷德侯教授说，中国书法是世界艺术独一无二的一门艺术，其独特性在于书写的“时间性”和历史的“时间性”，而世界上的其他艺术看不出这一点。
雷德侯教授和我开玩笑说，毛笔是中国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他说，毛笔能表达中国书法独特的东西，一点一画的书写都体现了时间性。书法是人们沟通中国文化的媒介，首先要认识，才能够交流。有的艺术家往抽象方向走，缺少了交流的功能。20世纪初期，西方艺术和中国书法结合，但并不成功。他强调只有在中国书法内部变化，才是成功之路。唐朝书论有“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屋漏痕”“折钗股”等形象的比喻，体现了中国书法在笔法上的魅力。
雷德侯教授一再强调，中国书法创作要从中国历史中寻找规律才是正确的道路。汉字的抽象是在具象基础之上的，有可读性和笔法上的变化。如当代书家王冬龄的抽象作品，能看出用笔和中国古人有相通的地方，是有意义的。明代徐渭的作品从局部来看，也像抽象画。
“历史时间性”也是中国书法的独特之处。米芾和王献之相差七百年，但我们从米芾的作品中就能想到王献之的创作。董其昌学习倪瓒，也是一种历史的继承，有着时间性，这种古典风格的传承在欧洲艺术中是没有的。
雷德侯教授又以我们在柏林的展品为例进行分析。他认为我的作品充满了“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关联。隶书来源于两千年之前的汉代砖文，从创作的作品中看到我对历史的追溯，看到“现代”和“历史”的统一和联系。他还以我的“稿书”为例，说我的稿书也可以看出中国书法的“时间性”“连续性”和“差异性”。我的稿书用秃笔来写，有章草的笔意，是从汉代到西晋的笔法，和传世的《平复帖》的用笔方法一脉相承，但我用这种笔法写唐诗，既可以看到时间上的差异，又有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吴昌硕写《石鼓文》，在笔法上和字形上也有同一性，但相差千年，有着历史时间上的差异性。我是第一次听到欧洲汉学家对我作品的解读，视角是与中国的艺术评论家不一样的，充满了哲理和新奇。
雷德侯教授还认为，中国书法与空间的关系也很重要。“空间”是20世纪的新概念，其实在古代就已经存在，他列举了中国古代摩崖、刻石和墨迹的例子来说明，当代艺术家寻求在公共空间书写是有历史渊源的。又谈到，中国书法不用颜色，只有黑色，体现阴阳，十分巧妙。有人想改造中国书法，用多样的颜色来书写，但这不是书法。中国书法有时也有颜色，但这种颜色是纸张的底色，他说这次展览中我的红色对联作品就是这类代表。
和雷德侯教授见面时，还有幸见到法国艺术史学者李慧闻女士。李慧闻和我一见如故，因为我们都关注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的研究。第二天晚上，我们在柏林视觉艺术中心举办了汉字书法展，共展出言恭达教授、崔希亮教授、陈洪捷教授、德国艺术家施安笛、斯洛伐克艺术家石渝霖和我的作品60件。我一直陪着雷德侯教授和李慧闻女士参观展览，在此期间，他们还观摩了现场创作。我即兴书写了“且饮”两字的篆书，他们饶有兴致地看我用笔和落款。展厅中欢声笑语，中国书法给全世界艺术爱好者带来了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