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非西方文化背景的艺术家羡慕“观念”艺术，一味地去模仿。我也曾经尝试过，但没有成功。之后在生活的体验和杂乱的阅读中，我认为人类的智慧不外乎是追求“真理”和“真相”。“理”是大脑中的理解；“相”是人之五感对世界的感知。两者相互丈量的过程产生的智慧，再通过表达和记录衍生出文化和艺术。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丈量”世界的倾向。来自古希腊的西方现代文化是用人也就是“理”作为丈量世界的尺度，所以用人的观念画世界；来自易经的中国文化是用世界，也就是“相”来丈量人，所以用世界中的事物来画人的观念。
太极图、八卦，以及“道”都是用“相”描述“理”，即具象化的秩序。太极图和八卦表示来自阴阳理论的宇宙和万物组成秩序，而“道”则是自然秩序具象的“字”；西方文化中的哲学和现代科学追求的是用秩序，通常以数学公式的方式描述和预测事物的状态，也就是用“理”描述“相”。
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文化把“理”从“相”中抽离出来，成为抽象；中国文化把“相”从“理”中抽离出来，称为意象。
“理”和“相”都是人感知和理解世界产生的思维方式，两者本是一体。在任何文化的初期，“理”和“相”都模糊地混在一起，文化的进步过程是将两者逐渐分离的过程，最后分离成更加精准的丈量标准和被丈量的事物。所以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才有“理”和“相”的概念。
西方文化的智慧核心被称为“哲学”，当“哲学”概念在民国时期刚进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传统智慧被“翻译”成西方的“哲学”，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写道：“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之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其叙述便是用源于西方的现代学科规范对中国的学问进行梳理和“翻译”，也可以看做是用西方哲学对中国学问进行丈量。
西方的哲学可以“翻译”中国的学问，同样，中国的学问也可以“翻译”西方的哲学。从中学时我在英国学习艺术，学习中我逐渐理解，当代艺术的核心是延续的艺术史，任何当代艺术家都要以传承和延续艺术史作为前提，这其中的观念是隐藏在艺术教育之中的。艺术的表达来自于对世界的观察和理解，而观察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来自于一个文化“丈量”世界的方法。在学习素描基础的时候，我最先学的不是用笔画画，而是学习如何把世界看成是由几何形状组成的，也就是用几何丈量我观察到的世界。几何便是素描的“理”，而这个“理”最终生成了我们在纸上画出来的“相”，这就是西方绘画基础中的文化。
当代艺术是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的一部分。现代文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进步，进步的根源是产生更多的新知识。所以当代艺术的创作鼓励人们朝着创造从未有过的形象方向发展，即用“理”丈量“相”。
“理”和“相”不仅可以相互丈量，而且还“相生”。“理”可以生“相”，找到一种原理，可以用这个原理制造出事物。物质文明需要对“真理”定义，定义了“真理”就可以得到物质的创造。高明潞在《西方艺术史观念——再现与艺术史转向》中提到：“不论是‘看’还是‘思’中的真实问题，都是西方艺术理论的核心，但是中国古代艺术并不如此。中国虽然有‘形似’和‘神似’的说法，但主要是关于还原境界的讨论。”西方艺术是西方文化的产物，高明潞谈到的“真实的问题”是指“相”，对“相”的再现，而来源于对“理”的定义，定义了“理”就可以产生真实的“相”，所以西方艺术是在追求如何借助“真理”“再现”“真相”，而其发展需要借助光学物理到心理学对原理的解释。中国古代艺术之所以没有“相”的真实，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定义的是“相”，其产生的艺术表现的是“理”，也就是“境界”，“境界”是理解的程度。
用“理”丈量“相”的文化，通过定义“理”，可以制造“相”。定义出的“理”便是科学，科学是对现实秩序的探索，人类是无法制造的，所以用科学的“理”丈量“相”得到的结论只能是一种；同样，用“相”丈量“理”的文化，通过定义“相”，也可以制造“理”。制造出来的“理”，是充满想象的人的精神世界，所以用“相”丈量“理”，得到的结论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现代艺术的研究最终走向了科学的心理学甚至关于色彩感知的神经学，而现代设计最终走向了依靠准确数据的效率化。精准的科学“算法”逐渐统治了物质的世界，虽然人类社会都在进步，但是却朝着一个同样的方向进步。后现代主义对此做出了反思，但在同样以“理”丈量“相”的框架中，得不到另一种方案。
西方文化的思路在认识物质世界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在对个人精神世界的构建方面还存在先天的不足，因为按照其思路，所有文化在最终只能以同样的科学作为认识世界和表达世界的方式，即使其本身的传统文化也被科学所颠覆。科学是建构人类物质文明的基础，虽然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只生活在物质之中。
在全球一体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提出的当下，中国的文化将如何发挥自己的特点，参与到建立人类共有的当代文明之中，如何创作中国自己的原创性的观念艺术，以及如何以中国的观念做当代艺术，是个永远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