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一所当时国内罕见的、培养本科生的专科学校——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下简称“新上海美专”），在沪成立。此前，1912年，以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专”曾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美术专门学校。新老两代“上海美专”共同传承的，是发源自徐家汇“土山湾画馆”的美术教育因子。
2020年是“新上海美专”成立六十周年。梳理过往，可以读到历史中惊人的巧合：1965年，历经坎坷办学与校址搬迁的“新上海美专”，竟回到了它百年前的发源地“土山湾”，两段历史，在那一刻交汇。
本文分上、下两篇，梳理“土山湾”与两代“上海美专”的历程，这是上海乃至中国艺术史中的一段记忆，也镌刻着中西文化艺术的历史交融。上篇介绍“土山湾”与“老上海美专”的历程。
土山湾画馆：中国西洋画之摇篮
1943年，徐悲鸿在重庆撰文回顾中国的西画运动时，对“土山湾画馆”曾做过这样的评价：“至天主教之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其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在上海西南，黄浦江的两条支流肇嘉浜和李漎泾在此相交，其交汇处因有明末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科学家徐光启的墓地及徐氏后人结庐居住而被称作“徐家汇”。徐家汇南半里许，肇嘉浜又与蒲汇塘河交汇。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命上海知县开挖疏浚肇嘉浜、蒲汇塘、李漎泾等河道，挖出的污泥在河湾处堆积成山，此地因之而得名“土山湾”。
土山湾全景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门户开放”，原来因为清廷明令禁止传教的耶稣会迅速恢复公开活动。从1841年至1846年的五年间，有四批十九位耶稣会传教士到达上海，在浦东金家巷、横塘一带进行传教活动。1847年教会移至徐家汇，先后修建了天主堂、修道院、圣母院、徐汇公学、藏书楼、博物馆、天文台等，在徐家汇一线形成了方圆十几里的天主教社区，成为当时亚洲最密集、最多元化和最有影响力的教会重心。
二十世纪初土山湾孤儿院俯瞰图
1849年，江南一带发生水灾，天主教会在松江、青浦开展赈灾活动。为收容受灾孤儿，教会初在青浦开设孤儿院，后又搬迁到上海西乡的蔡家湾。为了培养孤儿的一技之长，教会在孤儿院里创建了成衣作、制鞋作、木工作和印刷作坊等。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蔡家湾孤儿院被付之一炬，孤儿们临时撤退到董家渡和徐家汇。为使孤儿们有个永久性的住所，天主教会购下了土山湾一带土地，推平土山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孤儿院南楼，安置从董家渡和徐家汇迁来的孤儿。自此土山故迹虽不复可寻，但“土山湾”这个地名却一直留传了下来。
二十世纪40年代之土山湾
如今我们走进上海土山湾博物馆，在大门上方名牌上可以看到其所标注的“土山湾”外文名称，既不是威妥玛氏译名，也不是普通话发音的译名，而是地地道道上海本地话发音的直译：“TOU-SE-WE”。
土山湾博物馆之名牌
1864年，教会在土山湾遗址上创设了孤儿工艺院，专收6至10岁的教外孤儿，“衣之食之，教以工艺美术”；孤儿略大、能自食其力后，“或留堂工作，或出外谋生，悉听自便”。在孤儿工艺院下面先后设有木工部、五金部、中西鞋作、印刷所、图画间、照相间等部门，由中外传教士传授技艺。
土山湾工艺所的学员在军训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一角
孤儿工艺院下属各部门中，以图画间最为著名，其名称以“土山湾画馆”为后人所熟知。徐悲鸿所谓“中国西洋画之摇篮”指的也即是此“画馆”。当年教区创建工艺厂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孤儿的就业问题，但却在不经意间造就了中国油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一件大事，就此揭开了以科学教育方法从西方引进一种全新绘画样式的序幕。
土山湾图画间
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在“土山湾画馆”建立之前，上海就已经有了“画馆”的雏形。1847年西班牙传教士范佐廷修士到上海，先后负责董家渡和徐家汇天主堂的设计和施工。范佐廷修士（Jean Ferrer 1817-1856年）的父亲是著名的西班牙宫廷雕刻家，他从小就随父学艺，父亲希望他继承自己的事业，便把他送到意大利深造。范佐廷在罗马看到米开朗基罗等历代雕刻名家的伟大作品，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决心把终身献给天主和艺术。到上海后，范佐廷于1851年在徐家汇设立了绘画雕刻工作室，次年又扩大了工作室，称作L’Ecole de Beaux-Arts（艺术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传授素描、雕刻等技艺，以协助自己绘制、雕刻教堂所需的圣像等设施。他还请来了意大利传教士马义谷神父（Nicolas Massa 1815-1876年）帮助教授油画艺术。
徐家汇的这所“艺术学校”，虽然规模很小，却是上海最早系统传授西洋美术的场所。范佐廷和马义谷可算是中国最早的西方艺术的播种者，马义谷更是成为在上海向中国学生传授西方油画艺术的第一位外国人。
范佐廷修士画像
1852年，刚满16岁的浦东少年陆伯都（1836-1880年）受江南教区郎怀仁主教的派遣，从浦东张家楼修道院来到徐家汇，成为范廷佐“艺术学校”的第一个学生。陆伯都勤奋好学，学习期满后即成为范廷佐的得力助手，曾经为多个大教堂的主祭坛和穹顶画过圣像。1856年年仅39岁的范廷佐修士英年早逝，马义谷神父继续负责学校的教学。1859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艾而梅神父（FaustinLaime 1825-1862年）调到徐家汇负责“艺术学校”。曾在意大利罗马学过七年美术、以后又在法国巴黎美术学校深造过的艾而梅，非常重视学生的基本功训练，主张所有课程都向欧洲的艺术院校靠拢，并对学校教学进行了大手笔的改革，为学生们设置了各种油画基础理论的课程，从而使学校的教学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1860年刘德斋进入“艺术学校”，师从马义谷、艾而梅两位神父及陆伯都学习西洋画。不久马义谷神父调往外地传教，1862年艾而梅神父病逝，陆伯都便继承其衣钵，挑起了收徒传艺的重任。
1864年，土山湾孤儿院附属美术工场（或称“土山湾美术工艺所）正式成立，陆伯都担任了美术工场图画间（即“土山湾画馆”）的第一任主任，为画馆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力，但由于他长期患病、身体虚弱，自1869年起就由他的学生兼助手刘德斋代理主持画馆的日常事务。1880年6月陆伯都因肺结核病恶化逝世，刘德斋便正式继任画馆主任，执掌馆务长达30余年，而这数十年正是土山湾画馆发展最辉煌的时期。
土山湾工艺所成立50周年合影（1914年）
刘德斋（1843-1912年）名必振，字德斋，号竹梧书屋侍者。他是江苏常熟古里村人，世代皆为天主教徒。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军进军江南，刘德斋随逃难的天主教徒来到上海，不久即进入徐汇公学（St. Ignatius College）学习。在徐汇公学他曾学习过中国画，特别擅长白描。1860年刘德斋从徐汇公学毕业后，就进入了“艺术学校”。在学习西洋画的同时，刘德斋着意保存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和意境，其所画的水彩风景画开创了中西绘画艺术交融的先河。
刘德斋在上海早期美术教学和中西画艺交流方面影响极大，但长期以来对其生平经历和人物形象却所知甚少。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土山湾研究专家张伟先生在研究中发现的一张历史旧照，终于使我们得以目睹刘德斋真容。照片旁的简略说明谓：“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4月，笔者注），刘相公七十寿，赐绘图学生及老学生同往百步桥设宴纪念摄影。刘相公后于是年依纳爵占礼日寿终。”百步桥位于龙华，当时有河道直通徐家汇，教会中人经常泛舟郊游。那天刘德斋正是在此地举行了七十大寿的生日宴会，照片中围绕四周的大多是刘修士的新老学生。这张合影非常难得地为后人保留了土山湾画馆的历史盛景。
刘德斋70寿辰德合影 中间坐者为刘德斋，最后一排右首第一人为徐咏青
土山湾画馆与“海上画派”
土山湾画馆和中国画家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被誉为“海上画派”领军人物的任伯年（1840-1895年）就是在土山湾画馆接触到西洋画的。
文博专家、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沈之瑜先生，在《关于任伯年的新史料》一文中写道：“任伯年平日注重写生，细心观察生活，深切地掌握了自然形象，所以不论花鸟人物有时信笔写来也颇为传神熟练。他有一个朋友叫刘德斋，是当时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土山湾所办图画馆的主任。两人往来很密。刘的西洋画素描基础很厚，对任伯年的写生素养有一定的影响，任（伯年）每当外出，必备一手折，见有可取之景物，即以铅笔勾录，这种铅笔速写的方法、习惯，与刘的交往不无关系。”
出自土山湾画馆的画家、雕塑家张充仁先生在《中国名画家与名画》中也提到：“他（任伯年）的人物画已经受到西洋画巨大影响。曾在上海徐家汇天主堂的‘土山湾画馆’跟修士学过素描，所以人物画极能传神……是中国人物画采用西洋画部分技法的第一人。”张伟先生在《遥望土山湾》一书中也有这样的叙述：“十九世纪中晚期，任伯年与刘必振（德斋）过从甚密，在其影响下，任伯年学习素描，据说也画过人体模特，任使用3B铅笔，也得自刘必振，任伯年因此而养成了铅笔速写的习惯。与此同时，刘必振也带领画馆的学生走访任伯年，学习中国画艺，并画有圣像白描，以中堂形式挂于教会场所。”任伯年与刘德斋对中西画艺的交融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任伯年稍后与刘德斋交往的还有“海上画派”的一代宗师吴昌硕。张充仁在《中国水彩画》一文中说：“他（刘德斋）的学生中有一位徐咏青是上海人，专攻水彩画，他是中国第一个自己的水彩画家……徐咏青与当时的中国画家任伯年、吴昌硕过往甚密，因而他的画受到中国画的巨大影响。徐咏清一点一划，中锋、偏锋用得比欧洲好。”刘德斋、任伯年、吴昌硕、徐咏青这几位中、西画家互相学习、切磋技艺，在上海画坛留下了一段佳话。
1927年吴昌硕在缶龛前留影 图片来源：吴昌硕纪念馆官网
“土山湾画馆的诞生，意味着中国最早的传授西洋美术的学校在19世纪中期已经出现，而学校中的新老学生，也成为第一批系统掌握西方绘画技术的中国人，上海的第一代西画家，如周湘、张聿光、徐咏青、张充仁等均在那里学习过”。其中，徐咏青是刘德斋最欣赏的学生。
徐咏青（1880-1953年）原籍松江，自幼失怙沦为孤儿，由土山湾孤儿院收养。1893年十三岁的徐咏青正式进画馆师从刘德斋学画，习艺整整五年。在学期间，徐咏青在画馆的各科考试中，几乎每项都考第一，深得刘德斋青睐。1898年毕业后，因其绘画成绩出色，得以与他的油画老师王安德一起，成为画馆中有资格对外承接订单的少数画家之一。徐咏青的水彩画在当时的海上画坛独领风骚，被誉为“中国水彩第一人。”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1897年创办于上海。以张元济、夏瑞芳为首的出版家艰苦创业，为出版社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十分重视书刊的设计装桢，特地设立了图画部，并延请了当时在上海画坛享有盛名的徐咏青来图画部主持工作。
徐咏青在商务印书馆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是突出了工商美术这个中心；其二就是开办“绘人友”（练习生）美术班，播洒“土山湾”西洋画教育的种子，培养了上海工商美术界乃至上海画坛许多举足轻重的人才。1913年，徐咏青招收了第一批图画部练习生，其中学员何逸梅和凌树人学成之后，继徐咏青之后继续主持“绘人友”美术班，也培养了不少工商美术骨干。杭稚英、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李咏森等，都曾是“绘人友”的学员。据鲁迅美术学院教授、画家杭鸣时回忆，在他父亲杭稚英的书房里，一直摆放有一只装有徐咏青亲笔签名照的镜框，父亲非常珍惜这张照片。可见徐咏青与杭稚英深厚的师生之情。杭稚英、金梅生、金雪尘后来都在月份牌画界叱姹风云；戈湘岚在上世纪20年代设计的“马利牌”颜料商标一直沿用至今，1956年又被聘为上海中国画院首任画师；李咏森离开“绘人友”后又就读于苏州美专，1924年毕业后先后应聘担任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图案系教授和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沪校副校长。
周湘、张聿光也是从“土山湾”走出的西画家和美术教育家。
周湘（1870-1933年）出生于嘉定西南黄渡镇（今属上海市嘉定区）的书香门第，自幼喜爱绘事，曾师从山水画家杨伯润、人物画家钱慧安，以及胡震、吴大徵、王秋言等文人名士学习诗、书、画和篆刻，后又到“土山湾画馆”习西洋画。嗣后，周湘曾旅欧十载，考察和学习西洋美术的基本技法和创作要领。回国后，自1910年8月起，相继创办了中西图画函授学堂、上海油画院和背景画传习所，以“土山湾”学艺及旅欧游学所得，倾力传授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西洋画技法，培育绘画新人。见诸于近代中国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的许多大家，诸如刘季芳（海粟）、乌始光、陈抱一、丁慕琴（丁悚）、汪亚尘，以及张眉孙、王师子、杨清磐、丁健行等都出自他的门下。
第一代“上海美专”，承续 “土山湾”因子
1912年，周湘的学生乌始光、刘季芳等人一起集资创办上海美术院（后历经多次改名，至1930年正式定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简称上海美专），并由刘季芳起草了办学宣言：（图11）
“第一，要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蕰奥；
第二，要在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艺术能够救济现代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
第三，我们没有什么学问，却自信有这样研究和宣传的诚心。”
图11 早期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外景
在创办上海美术院时，刘季芳首次使用了自己的新名字：刘海粟。从此，刘海粟的名字与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美术专门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一起，载入了中国美术史。
青年时代的刘海粟
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专）承续了“土山湾”的美术教育因子。
有“海上新美术先驱”之誉的画家张聿光（1885-1968年），早在1899年前后就到“土山湾画馆”学习。其间曾到徐家汇天主堂观摩画馆学员徐咏青的铅笔画、油画，是一位致力于传播西洋画的先行者。张光宇、谢之光等画家早年都曾在“新舞台”师从张聿光学习背景画，艺术家吴大羽也曾于1918年拜他为师。张聿光在“土山湾”练就了扎实的西画基础，1905年就在宁波益智堂担任了图画教师；两年后回到上海，就任上海青年会学堂的图画教员和美术专科主任，中国早期西洋画开拓者之一的陈抱一就是这个时期张聿光的弟子。1914年7月张聿光又应聘到上海图画美术院担任教务并教授西洋画，不久又被聘为该院院长。
青年时代的张聿光
及至此时，上海图画美术院的正规管理机制确立，即张聿光任院长，刘海粟任副院长，丁悚为教务长。同年，又把已经离开商务印书馆的徐咏青聘请来校教授西洋画。徐咏青和张聿光这两位西洋画先驱，珠联璧合，成为上海图画美术院的主要教学力量，把“土山湾”的“种子”播洒到这座美术学府，使之生根、发芽、开花。
上海美专永福堂校址大门
初创时期上海图画美术院，担纲教学的师资，除了徐咏青、张聿光这两位“土山湾画馆”的“嫡传弟子”，自创办人乌始光、刘海粟起，教务长丁悚、西画教授陈抱一、汪亚尘、张眉孙、王师子等，无不出自于周湘以传承“土山湾”绘画教学理念为宗旨的“背景画传习所”。其中，汪亚尘离开“传习所”后，1916年曾留学日本，1921年从东京美术学校西画系毕业，回国后便被聘为图画美术院（当时已改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教授兼教务主任。
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及至改名后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得到了不少海归艺术家的青睐，留法画家江小鹣（江新）、张弦、庞薰琹、周碧初，留日画家关良、丰子恺等，都曾先后来校执掌教鞭。
1913年上海图画美术院首批12名考生中，不乏后来中国美术界的“大咖”级人物，如徐悲鸿、朱屺瞻、王济远等。除徐悲鸿在校学习半年后悄然离去以后又与刘海粟发生龃龉外，朱屺瞻毕业后两度东渡日本学习油画，归国后又曾回到母校任教；王济远毕业后即留校，曾任校西洋画研究所主任，还一度出任副校长。
也有不少早年在“绘人友”、背景画传习所及“新舞台”师从过徐咏青、周湘、张聿光的“土山湾”“再传弟子”，如戈湘岚1919年被上海图画美术院以考试第一名成绩录取西画系；杨清磐、谢之光等也重入学校深造，毕业后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名噪一时。“土山湾”与我国第一所现代美术学府——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专）的历史，在此处交汇。
上海美专因其先进的教学理念，在上海画坛声誉日隆，吸引了众多美术学子的目光，成为中国西洋画又一个“摇篮”。
“上海美专”的更迭
纵览上海美专的办学历史，为数众多驰名中国画坛的优秀画家盖出于此。
画家郑慕康（1901-1982年），世人皆知他曾师从在上海画坛有“三吴一冯”（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冯超然）之美誉的画家冯超然，其绘画深得明代曾鲸晕染法神髓，所作仕女，像貌古雅秀丽，仪态端庄，是上海著名的中国画工笔人物画家。然而，2019年5月在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新兴艺术策源地——海派美术教育文献展》中展示的数十幅郑慕康早年的油画、水粉画肖像习作，却大大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原来，郑慕康早在1918年就考入了上海图画美术院，他以人物肖像画为主攻方向，学得了一手写真捉形的西洋绘画能力。故而在后来的工笔绘画中，能做到中西融合，将西洋画的明暗法、透视法与传统工笔人物糅合为一，从而把中国工笔人物画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倪贻德（1901-1970年）于1919年考入上海图画美术院，1922年毕业后便留校任教。1923年参加“创造社”进行文学创作，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成为后起之秀。1932年秋，他又和庞薰琴等组织美术团体“决澜社”。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郭沫若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度任郭沫若领导下的第三厅美术科长，是我国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
潘玉良《自画像》
旅法艺术家潘玉良（1895-1977年）也是1919年进入上海图画美术院学习的，她的人生经历曾被拍成电影《画魂》，演员巩俐在电影中完美地演绎了潘玉良传奇的一生。
画家陈盛铎（1904-1987年）于1922年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到日本川端画学校读研究生。回国后曾执教于国立杭州艺专，任法籍教授科罗多助教。又在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担任西画教授，历时十余年。后来还在上海开办过私人画室——新美术研究所，1952年起任同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室教授，也是一位资深的美术教育家。
2015年1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百年华彩——中国水彩艺术研究展》上，画家阳太阳（1909-2009年）是列入“大家风采”专馆的七位水彩画家之一。阳太阳1929年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与杨秋人、蔡若虹同时受业于刘海粟、王济远、潘思同等名师。毕业后在上海曾与庞薰琴、倪贻德等人一起创办“决澜社”，提倡新绘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州美术学院院长、广西艺术学院院长、中国美协理事、广西美协副主席、广西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一位具有综合艺术成就的美术家和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艺术教育家。
将军外交家、曾任新中国文化部长的黄镇，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也都曾是上海美专的学子。
“白鹅画会”创办人 自右起陈秋草、潘思同、都雪鸥、方雪鸪
创办于1925年的“白鹅画会”（初名“白鹅绘画补习学校”）是上海最早的业余美术传授机构。其创办人陈秋草、潘思同、方雪鸪都出自上海美专。（图15）陈秋草（1906-1988年）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美术展览馆首任馆长。潘思同（1903-1980年）是我国早期水彩画家，在《百年华彩——中国水彩艺术研究展》上，也是名列“大家风采”专馆的七位水彩画家之一。潘思同1929至1931年间，曾被聘为上海美专西画系素描、水彩画教授。
在短短的几年中，《白鹅画会》的办学规模由小到大，从开始时三个老师教四个学生，发展到七八十名学生，前后学员多达2000余人。美术界知名人士江丰（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费新我（现代书画家，杰出的左笔书法家）、程及（旅美水彩画家）、张雪父（画家、工艺美术设计家、美术教育家）、沈之瑜等都曾是“白鹅”的学员。
沈之瑜（原名茹茄，1916-1990年）以“白鹅画会”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上海美专新制十六届西画系，与王式廓、赵清阁成了同班同学，师从倪贻德教授。这段时间，他白天在上海美专读书，晚上还在“白鹅画会”进修并担任助教。1935年，沈之瑜从上海美专毕业后，与钱辛稻等几个热爱绘画、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建过“线上画会”，得到了前辈画家陈抱一的鼓励和支持。1937年，沈之瑜应刘海粟校长之邀重回上海美专，担任西画、雕塑两系主任刘狮先生的助教，主教西画系和高级绘画科的基础课程。董希文、赵延年、程十发、郑为、孟光、张敦仁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1940年，沈之瑜离开“孤岛”上海，投身抗日救亡。在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从事新闻、文教及军队文艺工作。1949年5月受命参加接管上海，任市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主任。以后又被陈毅市长亲自任命为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1958年后担任了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馆长。
作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国际大都市上海，长期以来一直是各路文化精英云集之处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思想上的自由与兼容并包，使上海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也成为众多艺术学子仰慕向往的圣地。
上海有培养音乐人才的高等学府——上海音乐学院；也有培养戏剧人才的高等学府——上海戏剧学院；在美术教育上，上海曾经拥有上海美专、新华艺专、苏州美专沪校等享誉全国的著名院校。其中，新华艺专在1941年因拒绝向汪伪政府登记和申报师生名单，被迫停办，直至1944年最后一班毕业宣告结束。而唯一幸存的上海美专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中，被指令与苏州美专及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迁往无锡组建了“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的高等美术教育一度归零。从上海在全国所处的重要地位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撼。1958年，上海市领导决定筹建一所新的高等美术院校——“上海美术学院”。
（本文原题为：《“土山湾”与两代“上海美专”的历史交汇》，图片除吴昌硕、潘玉良自画像，由作者提供，文章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下篇将介绍“新上海美专”的诞生及其与“土山湾”的交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