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无年款篆刻年代考
邹 涛
摘 要：赵之谦一生的篆刻作品至今所见超不过四百方，其中无明确年款或未录边款者占一多半。因此，考证、判定其创作年代，对赵之谦篆刻艺术研究极为重要。本文依据相关史料，直接、间接考证其中数十方篆刻作品，推断其创作年代，以构建赵之谦篆刻艺术的研究基础。
关键词：赵之谦 篆刻 无年款 考证
赵之谦（一八二九—一八八四）一生的篆刻作品我们所能见到的超不过四百方。小林斗庵编著《中国篆刻丛刊•赵之谦》两卷所收是目前为止较全的赵氏印谱。共集三百八十二方（两面印按两方计），其中有明确年款的一百一十余方，其他皆无明确年款，或未录边款。因此，至今有许多作品仍无法判定其创作年代，也使得我们很难理清其创作轨迹。厘定这些无年款印章的年代，对于赵之谦篆刻艺术研究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这是赵之谦篆刻艺术研究的重要基础。笔者因编辑《赵之谦年谱》而掌握了一些资料，以下就部分无明确年款的印章，考证如下：
溧阳缪星遹审定经籍书画金石文字印
（附原石 边款 印面）
1.5×1.5cm
1“溧阳缪星遹审定经籍书画金石文字印”，款云：“冷君为公逑作。”未署年款。缪星遹，名稚循，是赵之谦早年的恩师缪梓的公子。赵之谦二十二岁入缪梓幕，与缪公子同在缪府。戊午年（一八五八）十一月，赵之谦三十岁，为缪稚循刻“星遹手疏”白文印，款云：“稚循书来，属仿汉印。撝叔刻此，乃类《吴纪功碑》，负负。戊午十一月。”是年赵之谦自衢州（此前随缪梓在衢州常山一带与太平军作战）回绍兴老家，缪稚循来信求刻印。十一月九日，赵在致同僚好友胡子继信中谈及此事云：“稚循北上之事如何？渠有四屏，已为画就，无便寄，故迟迟。两印尚未刻。明春总寄可耳。”信中所提及的“两印”，其一即为“星遹手疏”。查印谱，另为缪稚循所刻者仅此“溧阳缪星遹审定经籍书画金石文字印”。从风格观亦与“星遹手疏”相合，皆为早期浙派印风。又，赵之谦三十一岁前边款多署冷君，此印正是。由此，我们可推定“溧阳缪星遹审定经籍书画金石文字印”便是信中所提到的“两印”中的另一方。
我欲不伤悲不得已（附原石 边款 印面）
2.6×2.6cm
君匋艺术院藏
2“我欲不伤悲不得已”，款云：“撝叔悼亡，乃刻此语。”未署年款。辛酉年（一八六一）冬，时避难温州的赵之谦应在福建为官的好友傅节子（以豫）所劝航海入闽。次年（三十四岁）的四月接家书知女儿蕙榛夭折，爱妻范璥病殁，悲痛欲绝，更号“悲盦”，刻“悲盦”一印记之。是印虽未署年款，但明言“悼亡”，故可知是同时期作品。同年九月二十一日为紫君画花卉蔬果十二帧中钤有此印，乃是确证。此外，“思悲翁”朱文印、“赵之谦·悲翁”两面印亦属同类印作。因更号为“悲盦”，故是年印章多署名“悲盦”。直至到北京后再改号“无闷”止，署“悲盦”款者绝大多数为这两年的作品。而其中为福建、温州友人所刻者如：“魏锡曾印”三种、“锡曾印信”“稼孙经眼”等为壬戌年所刻。
思悲翁（附原石 印面）
1.3×1.3cm
君匋艺术院藏
3“悲盦壬戌以后文字之记”“撝叔壬戌以后所见”“赵之谦同治纪元后作”“江弢叔壬戌以后所书”，因印文中明确有年号，故虽未在款中说明也可断定是壬戌年作品。
伯年（附边款）
1.8×1.8cm
佛生（附边款）
2.0×2.0cm
悌堂（附边款）
1.7×1.7cm
小人有母（附边款）
2.1×0.6cm
菩萨保（附边款）
1.0×1.0cm
4“伯年”“小人有母”“悌堂”“佛生”“菩萨保”，无年款。壬戌年（一八六二）春，赵之谦与魏稼孙在福州相识并结为至交。魏稼孙要为赵之谦集印谱，也许是印章数量不够，或者是魏有意想让赵多刻，是年的六月赵离开福建之前魏曾请赵刻印，之后赵回到温州，两人多有书信来往，并谈及求刻印章事。除魏稼孙外还有其公子魏性之、谭献、韩佛生、江弢叔等。是年致信魏稼孙云：
所嘱刻印，已成其八。“鉴古堂”一印，弟适买得大寿山石一枚，仅为制三石，并跋缘起。惟不知兄能以四百钱之石相易否？能易果佳；不能，乃奉还。弟实不愿以重物累行囊也。外各印虽刻，而自出主意，与尊旨相合而不相合，嫂夫人名印则竟易尊号矣。盖弟能刻印而不肯刻，公等想出挟制之法，自是正兵之奇。然以祖父挟制可也，以妻子挟制则大不可也。寄来三十一石，弟定见“鉴古堂”“鹤庐”“小人有母”三印，是必要刻者。（“寿萱堂”三字似非弟所喜刻也。且何必一堂不已而益一堂，堂堂乎难与并为矣。）外弢叔一印（已刻），兄名字印等均已刻。如闲空，当再加一刻。性之昆弟之印，当自篆而与弟子钱次行刻之。（镜铭下一印即渠自刻。）佛生印九方，谭子印、“菩萨保”（择小者），“佛生”三印必刻之。（取大者已刻，因未拓款，俟后寄。）留一小者勒索作赂。又一寿山石（无兽头）留作弢叔赠周葵庵石。计各石除应刻者，佛生九印，刻三枚，留二枚，还四枚。兄石留小寿山石四枚，易大者一枚（允否酌示）。性之自买石留一枚。其“弢叔诗草”之薄片不刻，以四字有市气也。（此市气乃益甫所说，非寻常口头之市气也。）“鹤庐”用浑朴而不脆者，兰花石奉还。统计刻十八枚（连积之等在内）。易一枚，留六枚，还七枚，如此而已。念昔日乞《董美人志》而不可，今凭一纸之书，忽许刻如许多印，所以待兄者不薄矣。留石皆小而劣者，所以取兄者廉矣。佛生欲刻“七十二峰草堂”，寄来石其细已甚，殊无谓，异日为书一纸如何？
“亡妇事略”亦将刻（钱生为之）。印面钱生已刻，之外尚有可寄者，行时必检点分存。钱生承吹，生甚感。渠日内即为诸君刻印，兹先取已成者印以奉览。又弟近作数石，一并附去。汪伯年寄一石，与弟所得者无毫发差，敬受而藏之。天之作合非偶然，且两石皆未经人刻者，尤可喜也。伯年嘱刻印，只可刻其一。其嘱刻汪民、汪钱印，汪字相比最不合，如必欲刻，则刻名印。惟恐复书来而弟已行，此印留钱生作之何如？兄嘱刻“悌孙”二字，不如改“悌堂”二字，而手头又无石可刻，寄来一石为子余索去矣。佛生所赠者太小。此宗公案，亦付钱生何如？佛生已行，无以送之，甚惭。其尊人叔度先生当为刻一印，将来总寄……
从信中可知，“伯年”“小人有母”等印作于壬戌年。信中所提“谭子”者，即谭献（一八三二——一九〇一），字仲仪，又字仲修、中修、平定，号复堂。赵之谦为其刻有：“谭献”“谭平定”“仲仪”“杭州谭仪仲仪父”“复堂审定”“复堂所得金石”等印。据信函，也可推定此六方作于壬戌年。其他“如鉴古堂”等有年款，不复述。
杭州谭仪仲仪父
3.2×2.0cm
复堂审定
1.5×1.5cm
仆本恨人（附边款）
2.3×2.3cm
5“仆本恨人”，款云：“余刻小印曰‘穷鸟’，弢叔以三书索而有之。稼孙借之，弢叔与之，而失之，无以还弢叔。乃寄此石，属为重刻，因刻此四字，以了三人公案。穷鸟只是穷鸟，恨人不复恨人。见此穷恨，可以人不如鸟乎？稼孙、弢叔一笑。悲盦志。”此款所及，还有“穷鸟”三印（因其中一方碎于火，只剩两方）。其中一方有款，云：“穷鸟二字小印已三刻。一为江弢叔取去，而亦失之；一碎于火。刻此，手且伤而竟成之。悲盦。”“穷鸟”与“仆本恨人”皆署“悲盦”。后者用魏稼孙所寄石。壬戌夏，赵之谦自福州回温州后，魏稼孙曾寄印石求印。此印当是其中之一。癸亥年并无寄石求印之事，故可知是印刻于壬戌年。
会稽赵之谦字撝叔印（附原石 边款 印面）
2.4×2.4cm
君匋艺术院藏
6“会稽赵之谦字撝叔印”，款云：“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壬戌年夏始，魏稼孙为赵之谦集印谱，并计划于次年拜访吴让之，为吴集印谱。癸亥夏秋之际，魏集成《二金蝶堂印谱》稿本，按计划赴泰州访吴。吴读过赵之谦印谱后写下一序：“撝叔赵君，自浙中避贼闽海，介其友稼孙君转海来江苏，访仆于泰州。见示所刻印稿二册，中有自刻名印，且题其侧曰：今日能此者，唯扬州吴熙再一人而已。见重若此，愧无以酬知，谨刻两方呈削正。……”由此可知是印在稿本之中。赵之谦自壬戌年冬航海赴京后直至第二年夏天魏稼孙离闽赴苏这半年间，书信往来很少，当没有为魏刻过章（当时书信往来多有不便）。由此可推论，是印蜕是壬戌年赴京前寄给魏稼孙的。也就是说此印刻于壬戌年，是为魏稼孙拜访吴让之时准备的“见面礼”！
钜鹿魏氏（附原石 边款 印面）
2.2×2.2cm
君匋艺术院藏
7“钜鹿魏氏”，款云：“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此意非我无能传，此理舍君谁可言。君知说法刻不可，我亦刻时心手左。未见字画先讥弹，责人岂料为己难。老辈风流忽衰歇，雕虫不为小技绝。浙皖两宗可数人，丁黄邓蒋巴胡陈（曼生）。扬州尚存吴熙载，穷客南中年老大。我昔赖君有印书，入都更得沈均初。石交多有嗜痂癖，偏我操刀竟不割。送君惟有说吾徒，行路难忘钱及朱。稼孙一笑，弟谦赠别。”无年款，但款中透露出两则信息，其一是指已经“入都”；二是明言此印是魏稼孙离京时刻以“赠别”。魏稼孙于癸亥八月到北京，“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款中详述云：“余与荄甫以癸亥入都，沈均初先一年至。其年八月，稼孙复自闽来。四人者，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刻此以志一时之乐。同治二年九月九日，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成，遂用之。”两印诗文内容相合。前文已述，魏稼孙夏秋之际到泰州见吴让之，一是请吴为《二金蝶堂印谱》写序，二是为吴集成《吴让之印存》，而后于八月到达北京，与已在京的赵之谦会面。在京期间魏稼孙与赵之谦编辑两部印谱的同时和胡澍（甘伯）、沈树镛（均初）四人“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魏此次北京之行，约住了三个月。十月，赵之谦致沈均初函云：“手示读悉。荄甫已于午后进城。稼孙傍晚始来，顷已回去。云廿八准行。（刘虎臣文竟未投，月内总无走法。稼孙另走，亦须出月耳。）明日或到尊处拓款，然错乱已极，恐又画饼。吴印谱取来，先奉上弟撰一序。兄处弟可另写，即以此三纸与稼孙，免彼劳心也。”赵之谦为吴印谱写序落款为“十月二十有三日”，据此可知，魏稼孙准备于十月廿八日离京，而赵以为总须出月，即十一月才能成行。具体行日不详，但当是十月底十一月初。赵之谦刻是印为赠，故可断定是印成于癸亥年。
仁和魏锡曾稼孙之印（附边款）
2.7×2.7cm
8“仁和魏锡曾稼孙之印”，款云：“悲盦为稼孙制”，并刻画像石图案及隶书铭。未署年款。赵之谦为魏稼孙刻印，主要集中在壬戌、癸亥两年，前后共二十三方。从有年款的印章观察，绝大多数署“悲盦”，只有一方甲子（一八六四）正月刻的“曾归锡曾”朱文印署“无闷”。赵之谦自癸亥冬改号“无闷”，甲子年印章也就多署“无闷”。署“悲盦”款的则绝大多数都是壬戌、癸亥两年所刻。而区别这两年的印章，主要通过边款文字的风格来判断。壬戌年款字虽已经呈现出了魏体风格，但还不是那么明显。这从有壬戌年款的诸多款字中可以看出，此时更近于唐楷，起笔处略偏魏体。癸亥款则更近于魏体碑刻，这与他入京后大量接触魏碑，并开始编纂《补环宇访碑录》和《六朝别字记》等书有极大关系。书风也从癸亥年开始出现本质性的转变，从颜体楷书转为魏书。是印隶书刻汉画像石图案铭文，再刻《始平公造像》风格的北魏楷书款。可以明显看出是已经转变了之后的魏体，这在壬戌年还不可能达到。画像石及铭文，也是其到京城后才大量接触到的，这些在福州和温州都难见到。由此可推定是印刻于癸亥年。
刘铨福（附边款）
1.7×1.7cm
9“刘铨福”，款云：“吉罗庵刻印，为浙四家逸平品。因仿其意，呈子重先生，悲盦。”赵之谦早年编纂过《补环宇访碑录》，稿大多散失，入都后经友人温元长劝而于癸亥年起重编，先后助者有沈均初、顾湘舟、胡甘伯、缪稚循、曹葛民、魏稼孙、温元长、樊文彬、潘祖荫、方可中及刘铨福。或是刘求印，或是为表示感谢，赵之谦为刘铨福（子重）刻印三方，其中”大兴刘铨福家世守印”款为“癸亥八月”。此印及“子重”署“悲盦”，未及年款，前文已述，署“悲盦”款的大多为壬戌、癸亥年之作。赵与刘相识在京，自然是癸亥年事，又“刘铨福”与“大兴刘铨福家世守印”两印风格一致。款也属癸亥年格调，故此推论为癸亥年作。三印当属同期作品。
寿如金石佳且好兮
（附原石 边款 印面）
3.1×3.1cm
君匋艺术院藏
10“寿如金石佳且好兮”，款云：“沈均初所赠石，刻汉镜铭寄次行温州。此蒙游戏三昧，然自具面目，非丁、蒋以下所能。不善学之，便堕恶趣。悲翁并志。”赵之谦癸亥年初抵京，弟子钱次行（钱松之子）没有同往，留在温州好友陈子余处，由陈代教其读书，打算在北京落稳脚跟后再带其出来。这些曾致魏稼孙函中谈及。前文印款诗中“行路难忘钱及朱”之“钱”，即指钱次行。当时想起这位弟子，便为他刻了几方印。其中“钱式之印”款云：“悲盦自京师刻寄次行。癸亥十月雪中。”“寿如金石佳且好兮”一印虽未刻年款，但当是同时所刻。赵之谦与钱次行之间无什么书信来往，因此赵多次在致魏稼孙信中问及钱式。两年后钱式去世（年仅十八），赵之谦也并不知晓。乙丑（一八六五）科落榜后，赵之谦于秋季返回浙江老家。到达杭州始知此消息。在致沈均初函中说道：“钱次行竟不幸而夭。前年寄银及印石无从收归。叔盖家仅存一孀，居弟妇，嗣后无人，可叹也。”信中谈及“印石”者，便是此指。可知是印作于癸亥年。
大慈悲父（附原石 边款 印面）
1.7×1.7cm
君匋艺术院藏
11“大慈悲父”，隶书款云：“南无阿弥陀佛。写铜佛记之印。”无年款名款。甲子年初，赵之谦致魏稼孙函云：“……《铜佛记》已可成书。但不知闽中故家如陈功甫、陈颂南诸家曾有收藏否？望与仲修商，借拓寄来，补入为要……”约是年夏又致函魏稼孙云：“腊尽得小钱李铜佛像三尊，咸通间阳文造像砖亦得。虽快意而囊中空无有矣。乐安公主、秦江、王成三像为荄甫得。（笔者案，赵之谦于癸亥十二月二日为胡荄甫刻《乐安七佛之堪》并书额）武容双观音像（建德元年）、乌容女残像为子重得。统计彼所藏佳者殆尽。今年又出一皇甫和（无年月）马方为周云牧得。所不得者独一《程显忠》（元象二年，此像极精），又一武平、一开皇为遂生得。共送伊钱二百余千。各家度岁，室中皆对古佛矣。可喜否……”从这两通信可知，癸亥年底赵之谦、胡澍、刘子重、朱遂生等皆曾购得佛像。因此“各家度岁，室中皆对古佛”。为此，赵之谦于甲子年初撰成《铜佛记》，此印便是书成时所用印。故可知印刻于是年初。
石阙生口中（附边款）
1.3×1.3cm
12“石阙生口中”，款云：“悲盦居士补访碑录成，刻以寓言。”《补环宇访碑录》重编于癸亥春，成于甲子正月。赵之谦作自序一则，落款为“同治三年甲子正月”。此书由沈均初出资刻书，沈于甲子四月作跋文一则记其缘由。此印款称“补访碑录成，刻以寓言”，则表明此印作于甲子正月，或稍后。
灵寿花馆读碑记（附原石 印面）
2.2×2.2cm
君匋艺术院藏
沈均初校金石刻之印（附原石 边款 印面）
1.2×1.2cm
君匋艺术院藏
已为朱志复有（附边款）
2.1×1.7cm
受福富昌镜室（附边款）
1.9×1.9cm
13“积习未尽”，款云：“空诸所有，而不知止。积习未尽，告大弟子。无闷铭。”赵之谦与荄甫于癸亥入都后与沈均初相见。是年八月，魏稼孙复自闽来。四人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一时遣兴于金石，搜罗碑拓，考订编纂，忘却悲伤。为此，于癸亥年底刻“无闷”（款云：“癸亥居都下，刻以自嬉”），并于甲子年正式以“无闷”为号。他刻“不见是而无闷”款云：“悲盦居士甲子以后更号‘无闷’，刻此记之。”经查核《赵之谦印谱》，也证明癸亥年虽刻有“无闷”一印，但并无在边款上出现使用例，而甲子年一年所刻印章，绝大多数署“无闷”款。乙丑年春有礼部试，或因为准备考试，年初未见有刻印例。之后，又因“得而复失”，直至八月中旬出都返乡，心情一直不佳，故也未见有刻。此后的印中，多署“撝叔”等，再也未使用过“无闷”款。由此可以推论，署“无闷”款者，皆为甲子年作品。是印语出自《补环宇访碑录序》，云：“阳湖孙先生纂《环宇访碑录》二十年，为书十二卷，目七千八百四十有九。书成之岁，当嘉庆壬戌。之谦后先生四十一年始求补录，亦十九年矣。今计所得及一千八百二十有三，盖四无一焉。旧稿再易，辛酉难后已弃去，剩碑目四五纸。断阙讹羼，略具年月，积习未尽，恒以自随……”序作于甲子正月，也可旁证，此印当作于序成之际，亦即甲子年初。是年署“无闷”而无年款者还有：“宝董室”朱文、“均初藏宝”朱文、“沈氏吉金乐石”朱文、“沈均初校金石刻之印”朱文、“郑斋”朱文、“之谦”朱文连珠、“沈树镛”白文、“灵寿华馆读碑记”白文、“张少原”白文、“已为朱志复有”朱文、“受福富昌镜室”“朱志复”白文等。
曹籀（附原石 边款 印面）
1.4×1.4cm
私人藏
日载东纪（附边款）
4.9×1.5cm
14“曹籀”白文、“日载东纪”朱文（款：“孝经中黄谶宋书符瑞志引之。撝叔为葛民先生制印。”）。曹籀（一八〇〇—一八七九），字葛民，号石屋等。自言为龚自珍定盦畏友，龚曾撰《纵难送曹生》一文以赠。曹曾为龚定盦刻书并为传播其思想尽力。赵亦是龚思想的信奉者，喜爱龚的诗文，作品中多有所录，因而与曹为忘年交。赵到杭州常客住曹家，为曹作书画颇多。丙寅五月，赵为曹录写《纵难送曹生》一文长卷，文后钤有“曹籀”白文、“日载东纪”两印。由此可以推想此二印当作于同时期或稍前，且款字风格与此前后所刻相同，亦是佐证。
孙憙之印（附边款）
1.7×1.7cm
15“孙憙之印”白文，款云；“同名汉印，为欢伯摹。撝叔。”无年款。己巳年（一八六九）冬，赵之谦刻“孙憙私印”，有年款，与此印极相似。“印”字几乎完全一样。这表明属同一时期作品，且款字风格相同。为孙憙所刻同风格印章及款者，还有”孙憙”“宋井斋”两印。另为其所刻“孙憙之印”“孙氏欢伯”，因无款，风格也不同，待考。孙欢伯，名憙，署宋井斋，阳湖（今江苏武进县）人，著有《宋井斋诗文集》。赵之谦与之交往颇早，为之作书画篆刻亦多。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二月致欢伯函颇值得一读，兹录于下：“……承询书学，弟所得者不出包倦翁、张宛邻两家家法，所悟则有出两家之法之外者。已撰《说柁》一篇，俟稿本写定，再定后奉览。处此时势，而尚议此，亦不识时务之一端……尊书近大苏，何不求其佳者学之。学必师古人，目前无足学也。弟体原包氏、张氏，而心慕手追在郑文公。此汉以后第一人也。幸求而得之。取包氏、张氏之说，以为引进之阶，日写三百篆书以为报效之地，必能知所言之非过也。然而骂声达墙外矣……”由此可知赵于书学之取舍，亦可知两人深厚的过从。
说心堂
1.8×1.8cm
龙自然室（附印面）
2.7×2.7cm
上海博物馆藏
16“龙自然室”朱文和“说心堂”朱文，无款。赵之谦辛未年（一八七一）初第三次入都，并于是年春第四次应礼部试，仍未考中。榜发后，遂呈请分发。为了顺利被“分发”，赵之谦向朋友借款以凑足“捐数”，买官去江西。办手续过程中，自然少不了要位居高官的潘祖荫的种种关照。本来潘对赵的学识是非常认可的，在以往的家宴中“恒置诸宾席之首”，因此潘也很重用赵。因榜后赵之谦本无具体事务，潘多让其为自己搜罗宋元版古书籍以及考订金石文字，也请其刻制印章等等。直至壬申三月底出京，赵一直为潘奔跑于琉璃厂等各家书肆古董店。此际，赵致潘的书札极多。台北故宫和国家图书馆各藏有致潘书札数十通，皆为此际信札，且绝大多数为搜罗情况汇报之类的内容，也谈及为潘刻章及书写联额等事。在致潘函中有云：“‘龙自然室’印先缴上，两额当遣丁去取。未初，准入城访书，傍晚再报。”又作注云：“用印不妨手重，垫纸亦不碍厚，以深故也。”“‘说心堂’印呈上。泥潦不克趋谒。未识阁帖释文已取得否。秦宜亭有洪更生联，句为：‘郭林宗有书五千卷，郑康成饮酒三百杯’，天然汉学居楹帖也。惜其蒙弱，迟日当书以呈教也。”由此可知，“龙自然室”和“说心堂”皆刻于辛未年。出都前，赵为潘刻印颇多，其中大部分刻于是年。”宋本”“元本”两方连珠印，因是年有用例，故也推定为是年刻。此外，”面城堂”“如愿”，从款字与称谓观当亦属是年所作。
稼孙所拓（附原石 边款 印面）
0.8×0.8cm
君匋艺术院藏
17“王懿荣”白文，无年款。为王懿荣刻印还有“福山王氏正叔藏书”，款署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七二）。从款字观，两方几乎相同。故可推为同期之作。赵之谦约在同治八年（四十一岁，王懿荣二十四岁）在京与王相识。赵致魏稼孙函云：“都中新交王莲生，山东福山人，大访碑刻。弟出都时，渠方遣人至海畔，觅《杨举祠碑》，不知得否，未见信。”“《小琅环笔记》俟入都后再寄”云云。书札署“二月四日嘉兴舟中作”。赵之谦于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四月归故里，同治十年初再次入都，“二月四日”在嘉兴者，惟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是也。据此可推想信札写于同治九年（书风亦合）二月四日。“都中新交”，也就是指同治八年四月归故里之前。赵于同治十年第三次入都后，与王懿荣常有来往。潘祖荫招饮，亦多同席，赵致潘祖荫信中亦有提及：“因王莲生不来，不曾进城往谒”等。此印刻于离京赴江西任前，用作留别。
赐兰堂（附印面）
7.3×4.5cm
上海博物馆藏
18“赐兰堂”朱文，无年款。潘祖荫于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三月廿九日、十月初八日两次得慈禧画兰，因名“赐兰堂”，并致书赵刻印。赵刻后作款云：“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此为潘大司寇纪皇太后特颁天藻，以志殊荣，敬勒斯石。之谦。”因潘得赐有具体年月，故知此印亦为光绪八年之作。赵之谦自壬申年（一八七二）离京赴江西任后即“誓不操刀”，不再刻章。十年后，潘祖荫命刻，才有了十年间唯一所刻，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方章。
根据推论，再结合有年款的一百多方章，我们便能清楚的理出赵之谦刻印的历程。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赵之谦刻印的高峰期是壬戌年到甲子年的三年间（三十四——三十六岁）。
壬戌年赵在福建遇魏稼孙。魏为其集印谱，促使他集中大量刻印，直到两年后《二金蝶堂印谱》完成。期间，赵从福州回到温州，继而赴京赶考，遇沈均初，加上老友胡澍，四人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他们有共同的爱好。使他在这三年中为魏稼孙、沈均初、胡澍等好友及学生刻下了一百多方精品，加上七十余方自用印，计刻了两百多方。（为魏稼孙刻二十多方，胡澍近二十方，沈均初三十余方，自用印七十余方）占传世赵之谦印章的一半多。客观上讲，是为补足《二金蝶堂印谱》，加上魏稼孙催促，胡澍、沈均初等篆刻爱好者及好友的请求，不得不刻；而从主观上讲，他是真心喜欢篆刻，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有意识地要与古人比高低，开新风。这些在他的边款和书信中都有体现。然而，作为封建底层知识分子他毕竟是把科考看得更重，把为官封爵、光宗耀祖作为人生目的和一生的追求。便是为了能够“光宗耀祖”。这是那个时代所决定的，也是封建社会文人的必然归宿，命运如此，世道如此，赵之谦也不能例外。当魏稼孙编迄《二金蝶堂印谱》，赵题“稼孙多事”四篆书，并自序云：“稼孙竭半载心力，为我集印稿、钞诗、搜散弃文字，比于掩骼埋胔，意则厚矣。然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书四字儆之。”初看，以为戏言，或以为是故弄玄虚，甚至以为是得便宜卖乖，而当我们了解他一生的情况后，就会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能表达其心绪的一幕，读来很有一种凄凉感。
汉学居（附原石 边款 印面）
4.6×4.5cm
上海博物馆藏
十年赶考，四次礼部试均告失败之后，四十四岁的赵之谦心灰意冷，转求实务，呈请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最终满足了一个穷知识分子为“光宗耀祖”而当官的最低愿望——去当一名七品芝麻官。名义上是委任，实际上是买官。为此而筹借的资金，到死也没能还清。科考的失败，完全有理由令他对这几年沉醉于金石作出反思。虽然这只是猜测，但客观上，我们再也没能看到赵之谦在此之后有如上三年间于篆刻艺术的“勇猛精进”了。我们也没能找到此后署“无闷”的作品，这也可以说明一切。
四十四岁后，本该是他印风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但是他不但没有好好发挥，反而彻底放弃了篆刻。我们不能不为他感到惋惜，毕竟他是在盛年息刀的，他完全有能力做得更好。这是赵之谦的一生的憾事，也是篆刻史上的一件憾事。将赵之谦放进篆刻史，可以肯定他代表清代篆刻的巅峰。这是客观事实。然而于这位伟人自身，却是所求非所愿，从某种意义上说，欲是所求非所愿。
《中国书法》杂志2020年03期本文排版内页（部分）
本专辑所刊图版力求全面展现赵之谦各个时期的篆刻精品，君匋艺术院、上海博物馆、上海书画出版社诸位同仁克服疫情影响，向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非常珍贵的资料，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忱！
监制：赵际芳
编辑：张 莉 葛复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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