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肆虐华中，乃至影响全国，友人约写一篇与防疫有关的读碑文章。传统金石学习惯将元代以后的碑版摒弃在外，明清石刻中有关卫生防疫的材料为数不少，尚有待医学社会史的专家深入发掘。局限于识见，我只能围绕“疫”字稍作申说。
《说文》云：“疫，民皆疾也。”《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所谓五疫，“即五运疫疠之气”。因此，“疫”约略可以和现代医学的“传染病”概念相当。
古代治疗水平低下，当疫疠流行之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但总不能束手待毙，于是《诸病源候论》提出两项措施：“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法术是道仙家的专门，《抱朴子内篇·杂应》有仙人入瘟疫秘禁法，文繁不录。宋代有《天童护命妙经》出世，通行本是大观三年（1109）太上老君降授茅山道士梁悟真者，旦夕持诵，则“百鬼不能侵，邪魔不敢害，可以破庙除邪，可以治病消灾”。又有老君所授消灾治病灵符二十四枚，依法篆写，或佩带或吞服，皆可以驱邪治病。友人曾以此经的焦山刻石拓本索跋，因戏言得此佩之，可以入瘟疫保无虞矣。
服药则是医家的事，《肘后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用大黄、芒硝、巴豆等泻药作成蜜丸，专门提到，“家人视病者亦可先服取利，则不相染易也”，这就是标准的预防用药了。洛阳龙门药方洞的药方石刻是医药刻石中年代较早者，敦煌所出《救急单验药方卷》是其蓝本，据卷子序言说，著作者希望将搜集的这些验方“刊之岩石，传以救病，庶往来君子，录之备急”。龙门药方有两首“疗温疫方”，一方用于治疗，一方用于预防，因为涉及的药物太过突兀，略过不提，别拈宋代养气汤方碑为例。
桂林南溪山刘仙岩有宣和四年（1122）吕渭刻《广南摄生论》之养气汤方，方后述缘起云：“皇祐至和间，刘君锡以事窜岭南，至桂州遇刘仲远先生口授此方。仲远是时已百余岁，君锡服此汤，间关岭表数年，竟免岚瘴之患。后还襄阳，寿至九旬。尝云闻之仲远曰：凌晨盥栉讫，未得议饮食，且先服此汤，可保一日无事。旦旦如此，即终身无疾病矣。”
刘仲远也是道家者流，传说为张伯端点化成仙，《悟真篇》中有一首赠白龙洞刘道人歌即为刘仲远作。刘克庄曾游刘仙岩，有诗记事云：“绝顶来寻炼药踪，老仙端的是吾宗。寄声月白风清夜，定许相期第几峰。”遗憾石刻稍残，处方的三味药物仅甘草完整，所幸原方亦见《鸡峰普济方》卷12，方云：“香附子（圆实者去尽黑皮，微炒，秤肆两）、姜黄（汤洗浸壹宿，用水淘去灰，以尽为度，焙干。秤贰两）、甘草（壹两，炙）。右三味同捣罗成细末，每服壹大钱，入盐点空心服。” 这份刘仲远传授的养气汤乃是避山岚瘴气的预防处方，或因刘仲远神仙身份，后人亦作养生之用，如《是斋百一选方》引此，径称作“不老方”矣。
防疫在民，更在于官。乾元二年（759）李阳冰作缙云县令，久旱不雨，乃祷于城隍，及期大雨，合境告足，于是率众迁庙于山巅，“以答神休”。这是由地方官主持的“禜祭”，即“禳风雨雪霜水旱疠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城隍庙记中专门说到，李阳冰曾与神强行约定，“五日不雨，将焚其庙”。由此看来，处理水旱疾疫之事，需要霹雳手段啊。（原标题为“读碑说疫”）
供稿：2020《书法报》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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