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作的角度看《平复帖》的意义
——《平复帖》与出土文献的对比及其基因的追溯
邓序之
一、引言
魏晋时期是书风大盛、书法家有意识通过书法作品传递自我感情并形成书法赏鉴之风的重要时期，又是篆隶真行草书体大框架确立、书体变化逐步式微的时期。在这个阶段，文人既从民间书法中吸取养分推动书体演变，又形成了强大的书法审美力量影响民间，书法也开始规范法度，形成传承体系。作为我国现有最早的文人墨迹，《平复帖》在书法史中享有极高的地位，是这一时期唯一可信的文人书法墨迹遗存。《平复帖》传为西晋陆机所书（图1），是现存年代最早且真实可信的两晋名家法帖，又因历代收藏名家递藏，幸存于近代的硝烟战火中，从历史和文化意义上讲，被誉为“帖祖”算得上是名副其实。
从书体演变上来看，启功说：“《平复帖》字近章草,与汉晋木简中草书极相似。”韩树青认为：“它与‘二王’以来一般所谓的今草固然不同,但与旧题皇象写的《急就篇》和旧题索靖写的《月仪帖》一类的所谓章草也不同。”尽管众说纷纭，近期大多数研究《平复帖》书法的文献都将《平复帖》定位为章草向今草演变过程中的代表作品。
然而这样的定位是否准确？从书法艺术和技巧的角度来说，《平复帖》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能否通过分析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平复帖》？又是否能进一步解读《平复帖》创作背景及其在书体流变中的地位呢？本文从《平复帖》的用笔、结体和用墨出发，进行了特征归纳，提取出《平复帖》的“基因”，并进行追溯，将《平复帖》与同时代和较早时代的出土墨迹进行对比，试图重新审视《平复帖》在书体演变中的位置，还原《平复帖》的艺术创作理念。
二、《平复帖》的基因
《平复帖》用笔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点画含蓄却有力，所有的点画都比较短促圆浑，起笔有力，运笔沉着而有少许起伏，收笔果断，全帖无刻意夸张，以及过多修饰的点画。清代杨守敬评价《平复帖》：“系秃颖劲毫所书，无一笔姿媚气，亦无一笔粗犷气，所以为高。”二是用笔古朴却灵动，点画提按不明显，但筋骨丰满，转折处多为转笔，动感强烈，在回转后笔尖稍许向下出锋，个别地方采用侧锋，强化了动感；对比于传统章草中的波磔，《平复帖》中多向右下方出锋，加强了纵向的势，字间少映带，字与字间基本独立，但是却通过全篇气息一以贯之从而达到了气韵生动的效果。
总结起来，《平复帖》用笔的基因就是笔法中短促行笔，使转的应用加上对出锋的控制形成的古朴生动的面貌。这三者正好能够统一起来，因为笔画书写短促，相互间的连接能够简省为使转；使转的大量使用也能够加快书写速度，促使行笔短而有力；短促的行笔、连续的使转动作又为出锋时笔势的延伸、气息的贯通，造就了条件。
《平复帖》结体精炼，对字的笔画做了较多的减省，且有部分省略与典型章草不完全一致，这也是《平复帖》的释读上比较困难的原因，从目前识读的情况来看，“恐”、“虑”、“甚忧耳”、“前”、“后”、“闻”等字都做了极度的减省，从整篇来看，这几个极度简省的字周围的字比较密集或笔画较多，这样就形成了对比与错落，使得全篇十分协调却又富含动感。《平复帖》字型竖长，气息连贯，除了“此”“之”以外的每个单字明显采用纵长的结体，同时由使转的出锋与收笔的回锋，为竖长的字形添加上了纵势，与典型章草的横势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平复帖》墨色的枯湿浓淡变化明显，书写时“一蘸数行”，又由于采用秃笔所写，每一笔的后段出现了很多“飞白”的效果，由于笔法以使转为主，故提按和停顿处较少，同时飞白强化了线条动感，如“耳”、“能”、“体”、“迈”等字，从整体来看《平复帖》墨色协调均匀，没有十分夺目的块面，细看却又能感受到墨色自然的变化。
三、《平复帖》与出土文献的对比及其基因的追溯
从19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进入人们的视野，不但为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素材，补充了大量空白，更新了人们的认知，也为文字学、书法研究、书法创作打开新的窗口。这些出土文献虽无法确定其作者，但是却有大量点划鲜活的墨迹，为《平复帖》的研究开辟了新视角。然而，也正是由于出土文献的繁杂多样，时间跨度极大，显然无法做到在文中一一比对。仅从汉代到魏晋这一时期的简牍数量就十分巨大，例如郴州苏仙桥吴简、走马楼三国吴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肩水金关汉简、额济纳汉简、居延汉简等，故笔者只能从简牍中挑选出有代表性且与平复贴联系较为紧密的草书墨迹来进行比对和分析。这些对比能够进一步对《平复帖》的技法源头进行推测，从而解读《平复帖》创作中更深刻的内涵，下文中将按照时间顺序由晚到早进行说明。
《平复帖》与同时期及稍晚墨迹的对比
西域出土的晋代墨迹
《平复帖》成书于公元300年左右，同时期的书迹较少，存量最大的当属于西域出土的晋代墨迹，此时纸已经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而且价格应该也比较便宜，所以在西北地区才能够发现数量可观的纸书墨迹，由于文献出土次数与出土数量众多，编号方法繁杂，材料编年成为一件较为困难的工作。
日本学者西川宁在著作中将这些材料分为三类：有纪年材料、有人名、地点记载的材料和无明显信息的材料，并依据相互间的联系对材料进行了编年，本文中将使用这些编年成果以确定材料年代并与《平复帖》进行比对。
（1）建兴十八年（330年）-永和二年（346）材料
这一时期草书的材料占比较大，从侧面可以推断草书在当时使用的较为频繁。此时，《平复帖》已经成书，但评价陆机的材料不多，书论涉及更多的是早期章草大家和“二王”。此时的残纸文书中风格与《平复帖》相近，从孔纸与橘纸残片中我们不难看到《平复帖》中短促用笔、纵向结体的特点，相较而言使转较少；在这些残纸中，已经可以明显找到今草的影子，甚至可以将孔纸与目前传为王羲之墨迹的帖进行对比，来还原王羲之真迹的用笔端倪。孔纸可能为两位书手所写，表现为原稿进行过添字修改，该残纸笔法中反映了较为成熟的今草，说明在《平复帖》成书后，《兰亭序》成书之前，西北民间书法中既存在很多类似《平复帖》的特点，又出现了妍媚的今草书风。
（2）元康六年（296年）-永嘉六年（312年）材料
《平复帖》书写时间与这个时期较近，这一时期现有的材料以原始楷书为主，草书较少，但是其中马纸两张残纸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在这两张残纸中，出现了与《平复帖》十分相似的风格，一是用笔短促，且有连续横画的连接，笔画减省程度较高；二是字形竖长，且每一行中字与字间呼应明显，气息一以贯之；三是在马纸中还能看出一次蘸墨连续书写的感觉。虽然这种风格在整个时段的材料中很少，比例也微乎其微，较《平复帖》来说多提按而少使转，但却能说明类似于《平复帖》的书风在这一时期变多了。
（3）魏景元四年（263年）-晋泰始六年（270年）材料
西北晋代墨迹最早阶段的材料都在陆机《平复帖》成书时间以前，出土墨迹中草书数量较多，比例不大。与这些墨迹相比，《平复帖》显然要更为内敛，线质要更为浑厚有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书迹中，大量短促的点笔和提按，显示着今草的初始形态。在孔纸的反面，我们既能够发现章草中波磔右上挑笔的隶意，又能发现与《平复帖》中相似，使转后侧锋向下的用笔。在沙纸中，不但有点画连接中明显的提按变化，还存在类似今草两字连绵的情况。
由于受到形状的限制，简牍每一行文字纵势得到了加强，比起残纸来说，这一时期简牍中的草书与《平复帖》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我们能够看到沙木中这种点画短促且相互映带的用笔方式，沙木中连续短横并带有右下出锋，还能够看到与《平复帖》中字的末笔收笔向右下方出锋或使转后带入下一字的现象。
走马楼三国吴简
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于现湖南长沙，最早纪年为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最晚为嘉禾六年237年，大部分属于嘉禾年间（232年-238年），为吴长沙郡档案文书。该批竹简基本为隶书及早期的楷书，也有及少量的行书和草书。木牍左边部分为草书，从笔触来看，点画的提按较《平复帖》更为明显，且存在和《平复帖》很类似的回笔动作，但是点画的力度和使转的使用显然不及《平复帖》；从结体来看，字的纵势已经比较明显；从内容来看，这一行应是上级对于下级文书的批示，而文书采用的是早期楷书，反映吴国应该有一批官员在应用草书。这些线索说明在此时的吴国草书中，章草与今草已经有所交融，且被官方使用。
《平复帖》与汉代简犊的对比
长沙东牌楼简牍
长沙东牌楼简牍最早为建宁四年（171年）-最晚为中平三年（186年），出土数量虽然不多，但草书比例很大，且很多用笔与章草有明显不同。东牌楼简正面内容看，该简牍是使用秃笔所做，说明东汉时的日常书写有用秃笔的情况，这就不难理解《平复帖》为什么作为日常书写使用秃笔。前面提到过，《平复帖》中大量的使转应用十分精熟，这种笔法在东牌楼简牍中体现的十分明显。
《平复帖》中的短促用笔和连续使转，也能够在东牌楼汉简中找到端倪，简牍中正面第二列文字，连续数次的使转十分明显；简牍背面的书法，用笔短促精炼，末尾的横画同《平复帖》一样向右下短促收笔，同时也有相当的笔画减省，《平复帖》不同的是，点画的提按强烈，用墨也基本处于无意识状态；简牍的用笔方式有所差异，使转较少且长横尚有隶意，但是竖长的字形使得他在在这方面更接近《平复帖》。
尚德街东汉简牍
该批简牍有纪年内容的只有两枚，均为东汉灵帝年号熹平二年（173年）-光和四年（181年），综合出土器物情况，可以判断简牍时间为东汉晚期至三国吴早期。尚德街东汉简牍与东牌楼汉简时间较为一致，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两者与《平复帖》有诸多相似，但是整体而言，尚德街简牍的草书中带有的章草隶意要更为强烈，横画较《平复帖》更加舒展，简牍中可以看到这一特点。正反面书风不一致的情况则说明这些材料可能被重新使用过。
尚德街简牍中有比例可观的点划短促，字势纵向的墨迹，如从使转应用的角度上看，简牍两面的书法使转强烈，并有明显的转后侧锋用笔，与《平复帖》中使转的用笔十分相似，但是整体的章法，字与字间的呼应，与《平复帖》又相差甚远，从这一点来说，正面的墨迹在章法上控制的更加精到，与《平复帖》更为相似。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东汉简最早为永元二年（90年）-永初六年（112年），出土量总共6862枚。从目前出版发行的图版来看基本为隶书，也有及少量的隶草、草书和早期楷书，但后期材料刊布后很可能会有所变化。
五一广场东汉简要较东牌楼、尚德街汉简早，但我们从其中的草书简牍中已经能看到相当多的今草成分，虽然字形较《平复帖》而言张扬很多，但是线条的质量和运笔的方法都能有所体现。说明早在东汉早期，长沙所处的地域就已经有今草的写法萌生了。
敦煌马圈湾汉简
敦煌马圈湾汉简集中记录了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至王莽地皇三年（22年）前后近一百年里西北边塞的方方面面。
马圈湾汉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草书、隶草占的比例较高，可以证明该地域草书使用十分普及。从风格来看，这批汉简中大多数属于隶草或章草的范畴，在这些简牍中，使转的笔法极为成熟，反映了当时章草影响之大，如图但某些时候会出现结体和用笔上的变化。从马圈湾汉简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章草兴盛时期的西北，通用文书中今草的成分较少，陆机能从中继承的更多是章草范畴的技法。
居延简
居延简时间跨度大，若简牍中没有明确的纪年或者人名地名佐证，确定年代较为困难。永元器物簿成书于东汉永元五年至七年(93年—95年)，是出土汉简中为数不多的完整编联的文书。由于隶书在居延汉简中数量较多，所以这份文书被认为是北方隶草形成章草过程中的一份典型文书，但是这也不妨碍我们关注到其中有些字或者数行文书的竖长结体方式，文书中还存在隶意明显的主笔长横，使转的使用已经非常频繁，给人以强烈的动感，而且从书写情况来看，器物簿并非都由一个人书写，或者一个人书写的习惯发生了变化。这些情况说明西北边塞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和《平复帖》风格类似的普遍写法。
居延新简
居延新简—甲渠侯官出土简牍年代为汉昭帝始元（前86-前80）-太康四年（283年）。其中绝大多数是隶书、部分隶草、少量章草，绝少含有今草成分的简牍，其中有一件十分令人注意，由于没有明确的标识，所以时间无法确定，但可以从草书的成熟度推断这是靠近西晋时期的木牍。其点划形态与《平复帖》极为相似，横画短促有力，富含使转的同时纵向字势明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居延新简的时间跨度中，这种书风在西北出现，但数量凤毛麟角，数量和比例远不及时期稍晚的楼兰简纸和南方的东汉简牍。
《平复帖》与战国三晋文字结体的对比
在陆机所处的时代，先秦简牍陆续被发现，其中汲冢古书的发现应该是当时先秦简牍出土的一个侧面写照，由于零散的发现并不会在史料上进行记载，我们可以认为当时已有部分古文字材料在官方或民间与流传。汲冢古书的发现与陆机所在的年代契合，应该在当时的文化界有一定的影响，陆机在当时可能会见到部分材料。
虽然根据记载无法确定汲冢古书到底属于哪一位魏王，但是其内容包含了《竹书纪年》无疑，我们由此基本可以认定，汲冢古书应该是魏国史官——至少是魏国官吏所书写的，使用的是三晋文字。
目前出土的文献中，三晋文字的代表墨迹是就是侯马盟书，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中提到：“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从墨迹点划来看，侯马盟书的书写方式确实类似于“科斗文字”，所以尽管侯马盟书的成书的年代（春秋晚期）与汲冢古书的成书年代（战国晚期）相差200年左右，我们还是可以参考其字形与章法。
从侯马盟书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战国三晋文书与《平复帖》有一些相同的特点：1.大量的收笔向下方（不管是左下还是右下），取势纵长，字形大小穿插。2.整行文字整体纵势明显，但是单看每一个字，重心左右摆动，单个字的视觉中线左右相顷，在视觉上变化明显，丰富了疏密的感觉。
《平复帖》基因的追溯
从上面的对比我们能够梳理出几条关于《平复帖》基因的脉络。
第一，《平复帖》在写法上确实与同时期甚至三国时代魏晚期的西北部少量纸质文书在笔法上有一定的联系，表现为使转应用较为丰富，收笔迅速，但是更早的南方的简牍中已经出现了与《平复帖》相似的笔法和结体。到了《平复帖》成书之后，西北地区墨迹与此种笔法、形式的关系渐渐加深，同时也显现出一些妍媚的风格。
第二，从西北出土的西汉-东汉早期的汉简中，能够找到大量的章草写法，但是与《平复帖》笔法、结体类似的墨迹数量较少，占简牍总量的比例也很小。
第三，《平复帖》与吴地出土东汉晚期草书墨迹不仅在笔法上，在字型上也十分相近，这种相似甚至可以追溯到东汉中期，并且大量存在。
第四，从历史记录来看，陆机所身处的时代是一个战国古简牍出土相对多的时期，《平复帖》可能在结体方面借鉴了某些战国简牍的要素。
四、从《平复帖》的基因重新审视其意义
从《平复帖》基因的追溯，结合陆机的生平来看，笔者做出了一个推断：在东汉末期，草书在民间就形成了南北两种风格，北派民间风格是典型的章草向更快捷的书写方式发展，并伴有有少量今草成分的发源，但总体来说并没有改变字的横势，而是用笔变快和草化加深；南方民间在使用草书时，可能受到了战国楚文字、三晋文字传承的影响，较少采用横势且使转的成分很多，但没有自觉地进行艺术提炼。后来由于三国时期的分裂，这种情况逐渐固化。陆机在少年时期，就接触过大量的南方吴地民间草书，280年孙吴灭亡后，吴地有士人、平民像陆机一样前往北方，并将这种南方民间书风带往了北方，对北方的书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平复帖》后，西北民间书法与《平复帖》变得更加相近，只是后来由于今草的风行，这种南方民间的书风逐渐被妍媚的今草替代了。事实上，由于政治因素，这种南方书法对北方书法的影响在书法史上并没有得到肯定，王僧虔在《论书》中说：“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校其多少。”“无以校其多少”即优劣程度在可以比较者之外，其实就是婉转的说吴士书上不了台面，那么也可以进一步推断，当时的中原地区的士人认为吴国民间的书法更加不上台面，更加能够说明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吴书”的概念。事实上，历史上陆机的书法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庾肩吾《书品》曰：“陆机以宏才掩迹。”《宣和书谱》云：“机能章草，以才长见掩耳。”《书小史》评陆机“善行书”。《宣和书谱》曾载：“然机自归晋，闭门十年，笃志儒学，无所不窥，书特其余事也。”这些评价都说明了陆机的书法造诣很高。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的推测，王羲之早期所写的草书，可能受到过”吴书”这种民间书风的影响，为后来王羲之提炼形成高度艺术化的今草打下了基础。
所以笔者认为，《平复帖》是在创作时主动吸收了章草和今草的特点，而不是被动的顺应时代成为章草演变为今草的一个中间环节，因为原始今草在南方汉简中已经大量存在，在西晋一统的大背景下，南方民间书风和北方书风进行了短时间的交流，今草成分的使用由南而北传播。章草和今草更像兄弟，一个在东汉就成熟，一个在东晋晚成熟。《平复帖》成书于陆机之手，可以说是吸收了章草写法、南方民间书风、及某些古简牍笔法和结体的创造与尝试。陆机在当时应是以章草为主线、辅以原始今草的纵长结体和某些早期墨迹的字形欹侧，又结合了自身的审美情趣有意识的进行用墨，最终形成了这件文人墨迹。由于这件作品并不属于正式文本，而是私人信札，按照当时的文人情怀自然将自身的审美情趣融入其中，属于他对当时书风发展的一种探索。
然而，这种探索并不成功，梁袁昂、箫衍在《古今书评》和《古今书人优劣评中》都没有提到陆机，梁庾肩吾《书品》中将陆机列为中之下，唐李嗣真《书后品》列为下上品，这似乎也说明了由晋到唐，虽然《平复帖》已经被大家认识，但没有人将他与王羲之创立的今草联系上。由此可以推测这幅作品在成书时的评价并不高，尽管在由晋到唐的年代中，此帖的价值在不断的得到人们的肯定，但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这从侧面说明由晋到唐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并不肯定这种探索，反映了当时的人并不认为《平复帖》是章草演变为今草的一个中间环节，否则《平复帖》就成为了王羲之今草的前辈，历史地位在当时应该就很高。从后来的历史来看，陆机是否又完成了这种探索呢？明张丑云：“《平复帖》最为奇古，与索幼安《出师颂》齐。惜剥蚀太甚，不入俗子眼。然笔法圆浑，正如太羹玄酒，断非中古人所能下手。”启功先生毫不吝啬的赞誉它为“墨皇”。《平复帖》的历史价值在于作为晋代唯一一件有序流传的文人墨迹，自然倍加珍贵，但不能说凭借这些评论就断言《平复帖》在技巧和艺术上受到了评论家的认同。
综上，笔者认为，褪去历史意义，《平复帖》在书法艺术上体现了陆机在有深厚书法功底的基础上，对南方更早时期书风的长期有意识的提炼与总结，否则很难在信手所书的信札中迸发出如此强的艺术性。《平复帖》根植于南方民间草书书风，在现有出土文献情况下能够推断出一种历史的可能，即今草的笔法、笔意、笔势起源于南方，而不是中原地区，这也是《平复帖》基因的追溯带给我们带来的时代背景信息。根植章草传统，同时从民间书风中汲取养分进行有意识的创新，陆机书法创作的思路使我们看到的《平复帖》又新增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人文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