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雍：中日禅宗墨迹欣赏

一休宗纯 《七佛通戒偈》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如果说唐代“尚法”书风给佛教写经带来一种法度森严的规范的话，那么，宋代“尚意”书风则赋予禅宗墨迹一种自然率意的抒情性格。

禅宗自六祖惠能之后，极力标榜“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思想，高度概括了禅宗对成佛的特殊理解，从而形成了一支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派别，它是中华文化园地里最具原创性的一束奇葩。

一休宗纯 《法语》条幅

在禅林中，善书的高僧不乏其人，他们以全新的理念，创新的精神，蔑视权威和偶像，反对僵死的成法，强调主体个性，主张直指本心，自然流露才是真正艺术体验的实相，他们为中日两国书法史谱写了新的篇章。

我们所论述的禅僧书法，也正是指这种受过训练的无意识流露，是高僧拼入了以往所经历的一切意识经验，所显现出来的伟大人格的心灵轨迹，人们遂将禅僧的书法称为“墨迹”。

“墨迹”一词，在中国古代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用墨勾勒的线条，如宋沈括《梦溪笔谈》称黄荃等人的画“不见墨迹”，这里指不见墨痕的意思；

二是指手书的原本，唐代张籍《和左司元朗中秋居》的诗中有“学书求墨迹，酿酒爱朝和”的诗句。

一休宗纯《遗偈》

然而，在日本，“墨迹”则特指禅林高僧的书法，且仅限于中国宋元时代高僧或同时代入日籍的归化僧及日本镰仓、南北朝、室町时代禅僧的书法，甚至不包括现代高僧的书法。

墨迹的表现形态与书写内容种类繁多，应书写的目的与场所的不同，其文字的表现姿态也千差万别而难以尽述。平安时代，贵族们在文案上书写的假名书法，多以横幅卷轴的形式为主，也便于把玩欣赏。镰仓时代以降，伴随着禅院伽蓝和书院的不断营造与扩建，伽蓝的壁面和茶室间所悬挂的墨迹就成了必要的饰物。与建筑物的变化相适应，书写的料纸在不断地加大、文字的空间意识不断加强、挂轴的装裱形式也开始流行起来。许多巨幅墨迹，多与高大宏伟的建筑物相协调。它与平安时代为供奉佛祖而书写的写经不同，那种庄严性和崇高感的书写态度在墨迹中也发生了改变。根据种类及其内容的不同，既使是同一僧人书写的墨迹，其表现形态也大不相同。

固山一巩《东福寺修正看经榜》（局部）

墨迹的种类、名称及使用目的等，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禅寺制度、行事、公用文书上的墨迹：

清规　法语（上堂法语、小参法语、秉拂法语、小佛事法语、示众法语、警策法语）　疏：入寺疏（山门、诸山、江湖、道旧、同门、法眷、友社）劝缘疏、淋汗疏、草疏　榜：看经榜

（二）师弟同门关系的墨迹：

印可状　尺牍　像赞　问答语、进道语　道号二大字　安名　额字　一行物　偈（别称偈、投机偈、饯别语、遗偈）

石室善玖《月林道皎十三回忌拈香偈》

禅宗墨迹所书写的内容，多为禅家特有的辞句，如印可状、尺牍、法语、偈颂、画赞、跋语、寺号、雅号、字号等，由于禅宗破除了人们对“佛”的偶像崇拜，否定佛教经典的权威，因此，在禅宗的墨迹里边，已经很少看得到前代所书写的佛经内容，以及千人一面、万卷雷同、正襟危坐、法度森严的写经体了。在形式表现上则更为丰富，打破了以往写经的传统模式，多为手札、条屏、榜书、手卷等。由原来案头上赏玩，到壁上悬挂欣赏的风气也须大书特书一笔。

北宋徽宗在《续灯录序》中说：“自南岳、青原而下分为五家，各擅家风，应机酬对。虽建立不同，而会归其一。莫不箭锋相拄，鞭影齐施，接物利生，启悟多矣！源派演迤，枝叶扶疏，而云门、临济二宗，遂独盛于天下。”而云门宗墨迹很少，现仅存的多为南宋以后临济宗杨岐派系统。

道潜《与叔通教授》

云门宗最古的墨迹，是道潜致友人叔通教授的尺牍——《与叔通教授》。道潜，宋代高僧，为云门宗大觉怀琏（1009—1090）的法嗣。俗姓何。法名道潜，号参寥子，钱塘人。曾住杭州智果寺，能文章，工诗词，善书法。他与苏轼终生相契并常以诗文翰墨唱和往来，苏东坡在《书参寥诗》中记他在贬谪黄州时，参寥子自吴中不远千里来访，记梦作诗而应验一事，颇具传奇色彩。现藏在日本松永纪念馆的《与叔通教授》的尺牍，是现存道潜唯一的墨迹，也可以说是北宋时代云门宗的唯一珍品。

临济宗杨岐派派祖杨岐方会（993—1046）的法嗣白云守端，其下出五祖法演，五祖门下又出“东山三佛”，即佛果圆悟真觉禅师克勤、佛眼禅师清远、佛鉴禅师慧懃。其中，圆悟禅师的书法最负盛名，他书赠给嗣法弟子虎丘绍隆的“印可状”，是现存临济宗杨岐派系统的最古的墨迹。

圆悟克勤《与虎丘绍隆印可状》

圆悟克勤（1063—1135），名克勤，字无著，俗姓骆，彭州崇宁（今属四川省成都）人。一生重视研究佛教经论，不遗余力。著有《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二十卷，但最能全面表述他的宗教思想和学术修养的著作则是《碧岩录》。在圆悟禅师的思想里边，透彻出华严宗的哲学思想之精髄，强调圆融，主张“融通宗教”，堪称“宗门第一书”。

圆悟禅师送给弟子虎丘绍隆的“印可状”，是宋代高僧墨迹流传到日本的最早的一件作品。据说这是宣和六年（1124）圆悟禅师在六十二岁时书赠给弟子虎丘绍隆的，它作为墨迹中的第一神品而备受日本禅林界的尊重。据说大德寺的一休宗纯（1394—1481）把吃茶的仪式传给弟子珠光，又同时赐予他圆悟克勤的这件墨迹。珠光把圆悟的墨迹悬挂在茶室里欣赏，成功地将日本人的情趣融入其中，遂成为茶道的创始者，日本将墨迹悬诸壁端欣赏的风气也由此开始。

在圆悟门下涌现出大慧宗杲（1089—1163）和虎丘绍隆（1076—1136）两大高徒。由此，而产生出大慧宗杲流派，破庵祖先流派和松源崇岳流派。

大慧宗杲《与无相居士尺牍》

大慧宗杲（1089—1163），俗姓奚氏，名宗杲，字昙晦，号妙喜。宣州宁国（安徽宣城）人。南宋时代高僧。他在禅学上，针对当时禅宗时弊，提倡以内省式的参究来达到开悟的禅修方式，即所谓的“看话禅”，并与此与曹洞宗的宏智正觉的“默照禅”相对抗，有“临济再来”之美誉。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与无相居士尺牍》，是大慧禅师贬谪于梅州时致友人无相居士的书函，也是大慧禅师墨迹之中的代表作。其书法用笔率意、厚重，妙趣天成。运笔流利快捷，毫无尘俗之气。宋韩驹评：“妙喜书如古锦囊师子，盖得法自在，心手相忘，浑然天成也。”他将学佛与忠君共论，把佛教菩提心与儒家忠义心并提，具有极强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品格。因此，这一思想也大受日本镰仓时代的武家所欢迎。

在这个法系中，精于禅林文墨的高僧辈出，著名者有拙庵德光、北居简、物初大观、大川普济等。其中，尤以向日本禅林界传播达磨祖师禅的大日房能忍的师匠佛照德光的法系更为人们所注目。

拙庵德光（1120—1203）。俗姓彭，名德光，自号拙庵，临江（今江西省）新喻县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闻大慧宗杲禅师住持明州（今宁波）阿育王寺，遂立即投到大慧宗杲门下，成为入室弟子。德光为佛教禅宗“南岳下十六世”、临济宗杨岐派六世，为临济宗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法嗣遍布海内，甚至远播东瀛。德光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佛教思想家和实践家，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北居简 《登承天万佛阁偈》

北居简（1164—1246），南宋禅宗临济宗杨岐派僧人。佛照德光的弟子。大慧宗杲法孙。据《续传灯录》卷三十五、《增集续传灯录》卷一、《释氏稽古略》卷四等载，俗姓龙，字敬叟，潼州（今四川三台人）人。少习儒，后弃儒而慕佛道。初随广福院圆澄和尚及别峰宝印参禅。其后因读万庵道颜的语录而有所省，遂参谒育山佛照德光禅师处求证，前后侍奉达十五年，并成为佛照德光的嗣法弟子，也是中国五山之一净慈寺的第三十七代传人，为弘传大慧一派禅法不遗余力。并在其寺之北处构筑一室，故世称“北居简”。淳祐六年（1246）圆寂，享年八十三岁。著有《北集》十九卷、《北续集》一卷、《北居简禅师语录》一卷。嗣法弟子以物初大观最为著名。

物初大观（1201—1268），俗姓陆氏，讳大观，字物初，庆元府（浙江）横溪人。在北海悟心处受戒，后为净慈北涧居简嗣法弟子。历住诸山，后为育王山广利寺第四十四世主。咸淳四年（1268）圆寂。擅长诗文，著有《物初剩语》。主要收录其住法相禅院、显慈禅寺、象田兴教禅院、智门禅寺、教忠报国禅寺、广利禅寺六会上堂语、小参、法语、颂古、佛祖赞、自赞、偈颂、小佛事等。

大川普济《惜烟·四睡》偈语

大川普济（1179—1253），四明奉化人（今属浙江）。俗姓张。承天童山浙翁如琰的法嗣，属临济宗大慧派，历住浙江的净慈、灵隐诸刹，享年七十五岁。他将《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及《嘉泰普灯录》的五种灯录，经普济删繁就简，精粹五灯为一集，名曰《五灯会元》。该书汇辑上自七佛，下至青原行思下十六世、南岳怀让下十七世诸家禅师的“机缘”和语录。按宗派编排，条理清晰，便于观览。此外，还有《大川和尚语录》行世。《惜烟》和《四睡》二首偈语，是现存普济禅师唯一的存世遗墨，原为鸿池家旧藏，现藏于东京梅泽纪念馆。

以虎丘绍隆（1076—1136）为代表的虎丘派，在临济宗众多的门派中一直保持着纯朴的状态。这一派目前流存下来最古的墨迹有密庵咸杰（1118—1186）致璋禅人的《法语》（现藏京都市龙光院）。在密庵咸杰的会下，又出现在禅林界以破庵祖先（1136—1211）和松源崇岳（1132—1202）为代表的两大系统，从而传承着临济宗虎丘派的嫡传系谱。而破庵祖先会下的最重要一支则是无准师范的体系。

密庵咸杰《法语》（局部）

密庵咸杰（1118—1186），南宋临济宗杨岐派僧人。应庵昙华（？—一一六三）的弟子，虎丘绍隆的法孙，世称“密庵咸杰”。著有《密庵和尚语录》传世。其门下英才辈出，著名的有松源崇岳、破庵祖先、曹源道生等高僧。密庵咸杰的法嗣以破庵祖先为其派祖，而这一派最著名的是南宋时代杰出的禅僧无准师范。

无准师范《圆尔印可状》

无准师范（1177—1249），四川省梓潼县人。他作为径山万寿寺第三十四代主持，潜心研修禅学二十余年，其名声远播东瀛，日本东福寺的开山祖师圆尔弁圆即是无准师范的嗣法弟子。其墨迹代表作《与圣一国师尺牍》《印可状》《板渡墨迹》等，一方面透露出无准对日本弟子圆尔弘扬佛法的殷切期望，同时也揭示出无准在径山万寿寺遭遇两次火灾中，书信求助日本弟子圆尔并慷慨捐献给径山大量的援助物资，为径山万寿寺的恢复与重建做出的努力，从而谱写了中日两国宗教界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松源崇岳（1132—1202），为南宋临济宗杨岐派僧人，密庵咸杰的弟子。历住江南名刹，嗣法弟子有无明慧性、灭翁文礼、运庵普岩。无明慧性传赴日归化僧兰溪道隆；灭翁文礼再传弟子以元代高僧古林清茂最负盛名；运庵普岩的弟子虚堂智愚的墨迹在禅林中影响最大。

虚堂智愚《与照禅者偈颂》

虚堂智愚（1185—1269），俗姓陈，名息耕，亦称息耕叟，号虚堂。四明象山（今浙江绍兴）人。历住阿育王山广利寺、杭州净慈寺、径山兴胜寺。日本入宋僧南浦绍明是他的嗣法弟子。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法语》，是智愚七十九岁时书赠给日本参禅者无象静照的墨迹，虚堂对弟子的热心求道精神深表赞许，于是写下了以示教化的法语。

南浦绍明《法语》

古林清茂《月林》

古林清茂（1262—1329），通称茂古林，别号修居叟，浙江温州人。《与月林道皎偈》是其墨迹代表作，京都梅津长福寺开山月林道皎于元亨二年（1322）入元，住金陵凤台宝宁寺，入古林清茂会下。泰定四年（1327）三月，古林清茂禅师赐给他“月林”道号及偈语，遂成为京都梅津长福寺的镇寺之宝，也是元代禅僧字号墨迹中之精品。

中峰明本《与济侍者警策》

元代著名高僧中峰明本（1263—1323），也属于杨岐系破庵派高峰原妙的法嗣。俗姓孙，号中峰，又号幻住道人。他与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有很深的佛缘关系。《与济侍者警策》墨迹，是他写给梦窗国师的嗣法者入元僧铁舟德济的，文字点画似乎从草简中来，有如乱石铺街，风扫落叶之感。世称“柳叶体”。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赵氏一门法书卷”中，有他与赵孟頫的八通书札，堪称书法史上宝贵财富，也是禅宗史料的重要文献。

日本从平安时代迈入到镰仓时代（1192—1333），公卿贵族的统治摇摇欲坠，而隶属于它的武士阶级开始抬头，并逐渐扩大势力，统揽政权。往日活跃于书坛的世尊世流也逐渐失却了优美艳丽的风姿，随着贵族阶层的没落而愈发衰微。社会的风潮必然会反映到当时的书风上来。于是，平安假名的优美华丽、温雅柔弱的阴柔之美，转向了朴实刚健、恣肆雄强的刚阳之美。这一风格的转变，正与禅宗的精神气魄相吻合。

明庵荣西《誓愿寺盂兰盆缘起》（局部）

在入宋的禅僧之中，最早给予日本书坛及禅林界以影响的人物当首推明庵荣西（1141—1215）。荣西于仁安三年（1168）和文治三年（1187）两度访宋，承继临济宗黄龙派虚庵怀敞禅师的法嗣，为临济宗在日本的传播与弘扬做出巨大贡献。荣西也因此被奉为日本禅宗的始祖。存藏在福冈誓愿寺的《孟兰盆缘起》，使用宋代最为流行的彩笺纸，是一幅潇洒、率意、自然的力作，在有意于无意之间流露出黄庭坚书风对他的影响。

俊艿《泉涌寺劝缘疏》（局部）

继荣西禅师将宋代新书风传入日本的还有京都泉涌寺的开山祖师不可弃俊艿（1166—1227），他于日本正治元年（1199）入宋，在天台山研修律宗长达十二年之久，于建历元年（1211）返回日本。俊艿在儒学方面很有深造的造诣，作为新兴的程朱理学和律宗的重要传播者在日本汉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同时也为禅林墨迹带来了巨大影响。他在回国之际携带大量的佛家及儒家经典，以及法帖、御笔、堂贴、碑文拓片等，为日本新文化的摄取和书坛的振兴不遗余力。他为泉涌寺题写的《劝缘疏》，深得山谷遗韵同时又流露出他超凡脱俗的性格，博得后鸟羽天皇的器重及朝野人士的钦佩。他的手札更具有一种率意豪爽的性格，通篇气势相连，点画虽有山谷书风的痕迹，但不失强调自己内在的心性。

道元《普劝坐禅仪》

此外，还有日本曹洞宗开山祖师道元（1200—1253），他于一二二三年随明全禅师入宋求法，向天童山如净禅师学曹洞宗，于一二二八结束了五年的留学生涯返回日本。初住建仁寺，后住宝林寺，最终创建永平寺，遂成为日本曹洞宗的鼻祖，为曹洞宗的兴隆竭尽全力。他三十四岁时书写的力作《普劝坐禅仪》墨迹，在端正质朴的书风中，可以窥见出黄山谷及宋高宗书风的影响。

圆尔《遗偈 》

圆尔弁圆（1202—1280），字圆尔。俗姓平，骏河（今静冈县）人。镰仓中期的临济宗禅僧。自幼学习天台宗，十八岁时出家住圆城寺，在东大寺受戒。嘉祯元年（1235）入宋，先到遐尔闻名的佛教胜地——宁波的太白山麓的天童寺参曹源的弟子疵绝道冲，又到临安（今杭州）的天竺寺从柏庭善月受天台教法。其后，由退耕德宁的引荐，到径山寺拜无准师范为师，侍奉左右，并成为嗣法弟子。南宋淳祐元年（1241）四月，圆尔满怀着恩师的殷切期待，结束了长达六年的留学生活而学成归国。

日本仁治二年（1241）秋，圆尔从九州博多湾登陆归还日本，历住崇福寺、承天寺。此后，两寺提升为官寺，他又在京都东山月轮别墅处模仿宋朝的径山寺，建立起规模等同于东大寺和兴福寺之和的东福寺。东福寺的寺名就是从这两寺的寺名中各取一字而成的。圆尔被推为开山祖。寺院按禅寺格式设七堂伽蓝，祀禅宗祖师像，设真言八祖像，天台六祖像及秘宗传法灌顶的道场。由此可以看出东福寺在其性质上是重修禅宗，同时兼修天台、真言二宗。圆尔于日本弘安三年（1280）十月十七日入寂，享年七十九岁。花圆天皇赐他“圣一国师”的谥号。圆尔弁圆的《遗偈》，是其墨迹的代表作。

《遗偈》

“利生方便七十九年，欲知端的，佛祖不传。”

在禅僧的墨迹之中，“遗偈”最可表现禅师的性格，他将一生所追求的事业用一首偈语来作最后的表白，体现出坦然乐观地面对死亡，干净利落，不喜拖泥带水，与其宗风相吻合。禅师在弥留之际，精神恍惚，虽笔法苍劲老辣，但早已不计工拙，在略带几分稚气的书法结构中，仍感受到七十九年来的风雨沧桑。

圆尔著有《三教要略》《十宗要道》《坐禅论》以及由弟子虎丘师炼校纂的《圣一国师语录》等。圆尔生前为东福寺制定了寺规，必须选任弟子中有优秀品质及有大“器量”者，才能担当寺院住持的重任。圆尔门下著名的弟子及法孙痴兀大慧（1229—1312）、乾峰士昙（1285—1361）、大道一以（1292—1370）、白云慧晓（1228—1297）等都有入宋学禅的经历，且都留下了珍贵的遗墨。其门派在古代日本禅宗二十四派中称为“圣一派”，以东福寺为中心而幅射全国，拥有众多的寺院和信奉者成为五山禅寺的主流派。圆尔作为东福寺的开山祖师，在日本文化史上，为宋学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痴兀大慧《遗偈》

随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日宋贸易的船只往来穿梭，海上交通不断，宋代的新文化也被带到了日本。此时僧侣之间的相互往来也最为频繁。当时不仅有日本到中国来的留学僧、学者，宋代高僧也不断地东渡日本传教。他们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比起在中国短期修行的入宋僧来更具有魅力。作为宋代禅僧的墨迹，在日本享有殊荣的是圆悟禅师的临济宗杨岐派系统。如前所述，圆悟禅师的门下有虎丘绍隆和大慧宗杲两大学派，而虎丘绍隆的再传弟子密庵咸杰门下又涌现出松原崇岳、破庵祖先和曹源道生“三杰”，鼎足而立，为宋代禅僧之最。此外，属于这个法系的著名高僧还有无准师范、痴神道冲、虚堂智愚、古林清茂等人，他们都留下了受宋代尚意书风影响的高格调墨迹作品。

然而，给予日本镰仓时代以直接影响的却是他们的弟子或法孙——兀庵普宁、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大休正念、清拙正澄等赴日入籍的宋元归化僧。他们向日本传入临济禅法，移植宋代的禅宗丛林制度及宋明理学，对弘扬中国的先进文化以及对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无学祖元《偈语》

兀庵普宁（1197—1276），宋西蜀（四川省）人。早年出家，后参谒明州阿育王山无准师范禅师并成为嗣法弟子。景定元年（1260），应日本京都东福寺圆尔弁圆的邀请，怀着“亡宋”之痛，毅然东渡日本。先后住博多圣福寺、京都东福寺。后应执政官北条时赖的邀请，住镰仓建长寺，成为第二世主。他在日六年间，与僧俗相交融洽，倍受世人尊重，对弘扬宋代纯粹禅风不遗余力。

其墨迹代表作有《法语》《与悟空敬念尺牍》《致本觉上人尺牍》《大慧宗杲答吕舍人法语》《与东岩慧安尺牍》等，由此可以了解兀庵普宁禅师在日期间的交游关系。在众多尺牍的墨迹中，透露出一股典雅纯正的宋代书风，用笔率意自然，毫无做作之态，法度严谨而不显局促，笔势流畅而不见轻滑，在宋代高僧墨迹中也堪称一绝。

兰溪道隆（1213—1278），俗姓冉，讳道隆，道号兰溪。四川省涪江(今重庆市)人。承继临济宗临济宗杨岐派无明慧性（1162—1237）的法嗣。日本宽元四年（1246）年三月，兰溪由入宋僧月翁智镜的引荐，接受日本镰仓幕府的邀请，携弟子义翁绍仁、龙江应宣等人赴日，这可以说是中国禅僧赴日的第一个代表团。当时受到执政者北条时赖的厚遇，兰溪道隆遂成为建长寺的开山祖师。现藏在神奈川常盘山文库的“讽诵文”和京都大德寺所藏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酷似张即之的书法，点画精到稳健，在当时禅僧中可谓鹤立鸡群，比起日本的禅僧来确有更扎实的功力和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

兰溪道隆在日圆寂后，应北条时宗的邀请，无学祖元（1226—1286）也携带着中国传统的儒家与道家经典和法帖等奔赴东瀛。他为日本京都相国寺挥毫题写的“与一翁院豪偈”巨幅卷轴，显示出豪爽明快的禅宗风格。他为建长寺书写的《讽诵文》，书法端庄，温润厚重，老笔劲健，即有宋代书风天真烂漫之趣，又有他自身清明豪放的人格流露。

一山一宁《雪夜作》

一山一宁（1247—1317），俗姓胡，号一山，台州临海人。日本正安元年（1299）六月，他作为元朝的外交使节赴日本博多，抵达日本九州太宰府。或许是他带着元朝致日本诏书的缘故，日本镰仓幕府怀疑他是元朝派来的间谍，将他谪居到伊豆半岛，幽闭于修禅寺。在解除对他的误解之后，历住建长寺、圆觉寺、净智寺，以其宗教界的崇高威望和学识渊博而赢得了后宇多法皇为首的皇室、贵族的青睐与皈依，并培养了一大批五山禅林中的显赫人物。他在京都将宋代尚意书风的禅意融合于朱子学说，对日本五山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山博学多识，长于诗偈和草书。现存名作“雪夜作”“六祖偈”“法语”等墨迹，奔放自在，直追晋唐风范，清妍洒脱的书风，为世人所重。

大休正念《舍利启白文》

大休正念（1215—1289），号大休，浙江永嘉人。早年随杭州灵隐东谷妙光禅师学曹洞禅法，后游历诸寺后，向径山松源派石溪心月禅师学临济教义并承其法嗣。南宋咸淳五年（1269）元兵南侵，局势动荡，此时正逢住日本建长寺主持兰溪道隆之邀，随即奔赴日本传法。兀庵普宁圆寂后，遂成为建长寺第三世主。在日二十年间，为镰仓禅宗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日本正应二年（1289）七十四岁时圆寂，日本伏见天皇赐谥“佛源禅师”号，其法系称佛源派。传世墨迹有《舍利启白文》《尺牍》等。从《尺牍》中，透

露出建长寺第二世主无学祖元圆寂的具体日期，颇有禅宗史料价值。

清拙正澄《遗偈》

清拙正澄（1274—1339）为元代屈指可数的名僧五十二岁时应日邀请，历住镰仓、京都诸大寺院，将中国禅林规章仪式传入日本，对于武士的教化等方面，给予禅林界巨大影响。今藏松永纪念馆的《秀山别称偈》《与无著良缘偈颂》《骑牛祖师图赞》等遗墨，其鲜明的个性和浓郁的韵味跃然纸上。

由于中日两国高僧络绎不绝的交往，宋代的新文化也在不断地输入到日本。宋代高僧以其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书艺赢得了日本禅林界及书坛的瞩目与青睐。于是，与“和样书法”迥异的禅宗墨迹，一跃成为书坛的主流，它培育在以禅苑为中心而兴起的学问与艺术的土壤里，同时也表明了宋元书风经禅僧之间的往来已经在日本深深地扎下了根。经过长时期的同中国往来，日本逐渐汲取中国的新文化，经过咀嚼和醇化，终于育成和造就了本土高僧的艺术，涌现出梦窗疏石、虎关师炼和宗峰妙超三家禅林精英。这三家都没有航渡中国的经历，却留下了具有日本民族特性的墨迹。

梦窗疏石《春屋号并偈》

京都天龙寺开山祖师梦窗疏石（1275—1351）是一位对日本中世禅林及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都产生深刻影响的临济高僧，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擅长草书，师事一山一宁，富有淡泊、清高、优美、古雅的日本情调。门下有春屋妙葩、义堂周信、绝海中津等著名高僧。他们对后来的五山文学给予很大的影响。梦窗的代表墨迹有写给春屋妙葩的“春屋号并偈”，体现了他那深厚的学识与修养。

绝海中津《十牛颂》

虎关师炼《兰室号》

虎关师炼《进学解》

作为五山文学的泰斗虎关师炼（1278—1346）也曾钻研过黄山谷的书法，从日本东福寺所藏的力作《进学解》残本四幅中，也能窥出一山一宁笔法的痕迹。

宗峰妙超《关山号》

宗峰妙超《看读真诠榜》

大德寺开山祖师宗峰妙超（1282—1337），幼年时期曾沉浸在和样书法的探索上，步入中年后，在钻研唐宋典籍的过程中，开始致力于宋代书法的借鉴与吸收。日本大德寺塔顶真珠庵秘藏的《看经榜》墨迹，痛快之感，堪称日本墨迹中的精品。

由此，我们在禅宗墨迹的书写态度上可以看出没有像写经那种严格的规定和对书家个性的限制，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纯正的宗教情操，而在书写时又表现出极大的随意、自然、天真烂漫的情趣，多以抒情遣兴的行草书来表达适意的性格。在禅僧的墨迹里边，我们看不到雷同的倾向和拘谨作态的性格。

禅僧的墨迹，它舍弃了表面上的法度与技巧，而追求、景仰禅意中的心境美、气魄美，它所崇尚的简洁、孤高，幽玄、脱俗的作风，正与禅僧在宗教上的笃信和茶禅一味的综合体。面对佛教文化的传人，由于中日两国接受的基线不同，因此，移入的程度也大相径庭。

日本由于主体文化的脆弱和肤浅，致使原生文化在文化交往中湮没于大量的文化分化与重新组合之中，佛家思想意识渗透到日本人的心灵深处，影响着日常的文化与生活。因此，“墨迹”在日本备受青睐，而在中国却遭到冷遇，在这一点上，恐怕是佛教与儒教在审美上的差异所致。

在这个时代的中日两国文化交往中，禅僧始终扮演着文化传播媒介的角色，他们既是神秘的思想家，同时又是著名的学者和富有个性的艺术家，他们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纽带，也是和平友好的使者。

东陵永玙《召庭学说》

在中日书法比较中，我们也发现，日本列岛虽然本民族文化根基薄弱，在特定文化环境中长期依赖和借助外来文化发展，却造就了民族的开放意识和民族本位意识，在摄取外来先进文化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主动性、自觉性。在重现实、重实用的文化心理方面，又表现出消化异质文化而转化为民族特有文化的超凡能力。在对中国书法的吸收与借鉴方面，也确乎如此。

中日两国禅僧之间的相互往来，促进了日本书道事业自身的发展，禅林成为交流学问与艺术的园地。日本禅僧们始终有机会同中国上流社会的先进文化相接触、相默契。苏、黄、米为首的尚意书风一直在影响着频繁往来的日本僧侣的书法。这些高僧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日本书法走向近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日本僧侣的书法，从镰仓后半期至室町时代，随着禅宗的兴隆，能看到以所谓墨迹闻名的许多作品。其中大多数与书法的专业书家作品不同。它不重视技巧，而是基于禅机而书。即使偶尔多少学习一点专业性的技巧，但不拘泥恪守，在临书的过程中往往融进自己的情趣。因此，它与社会一般通行的书法性质大相径庭。即使在江户时代，在这一点上也大抵相同，提起僧侣的墨迹，仍然认为是属于特异的存在。可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通过这个时代儒学却确立了指导地位，佛教给与文化方面的影响，似乎并没有儒学那样大。因此，这个时代就书法而言，很难看到像镰仓室町时代的禅僧墨迹那样，给人一种充实而又丰富的美感。

这个时代的禅僧墨迹，之所以继承镰仓室町以来传统，首先是出现了像大德寺的泽庵宗彭、玉室宗珀（1572—1641）、江月宗玩（1574—1643）三家，深受茶家所重。

泽庵宗彭（1573—1645），山名氏臣秋庭纲典之子，别号冥之、东海暮翁、无名氏、又玄。幼少出家，法讳春翁、秀喜。二十二岁时于但马宗镜寺向熏甫宗仲高僧参禅，入大德寺后，参春屋宗园法乳，法讳改为宗彭。二十九岁时寓居大安寺，随相国寺派文西洞仁学习外典、诗文，三十一岁时于南宗寺参禅，授予泽庵的法号。三十七岁时成为大德寺第一百五十三代住持。此后，淡薄名利辞职而退，隐居于玉井庵和于一庵。著有《明暗双双集》《东海夜话》《不动智神妙录》《泽庵和尚全集》等。

江户时代后半期，深受明朝书风影响的黄檗派高僧，在书道上特别值得列举的人物是寂严、慈云、和良宽。

寂严（1702—1771），备中国浅口郡人。字谛乘。九岁出家，住备中国宝岛寺。明和四年隐退于仓敷的玉泉寺。精通悉曇学的学问僧。此人的书法最令人感动之处在于善于文字的布置，深谙章法之美。作为僧侣而勤于修业，作为学者而富于教养，书法的表现没有丝毫的俗气，格调之清新颇为少见。

慈云（1718—1804），大阪中之岛高松藩邸人。俗姓上月氏，幼名满次郎。十三岁时于河内国田边的法乐寺出家得度，名讳饮光，字慈云，号百不知童子。十六岁时从伊藤东涯学习儒学。作为僧侣，他兼修显、密、禅三宗，儒学造诣亦颇为深厚。其书风与即非有颇多相似之处。即非（1616—1671）是江户时代初期来日的高僧，其师隐元属黄檗派。慈云的书法中也有黄檗派书风的豪迈处，在其深厚的学养中透露出静谧温润的气质。

良宽《天上大风》

良宽（1757—1831），越后国出云崎山本以南的长子。幼名荣藏。十九岁出家得度，改称良宽。仰慕备中国玉岛的园通寺国仙和尚的大名，赴玉岛拜师，宽政三年国仙和尚没，同七年回归故里。其后，放浪于国内诸山名刹，于文化元年定居西蒲原郡国上山之五合庵，文化十三年移住国上的镇守乙子祠畔的小庵。十年后的文政九年（1826）以降，搬至三岛郡的岛崎村元右卫门的邸内，晚年在此生活了五年，直至去世。因此，良宽的研究者们多以五合庵时代、乙子时代和岛崎时代来划分。墓地在木村家附近。良宽的书法，出自唐代的怀素或日本的《秋萩帖》；他的万叶假名书写的也十分精绝，线质纤细，枯淡清澄，与其天真烂漫、无欲恬淡的性格相一致；他还擅长汉诗，醉心于中国的古典文學，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

寂严在备中，慈云居河内，良宽住越后，他在世时都博得了当地人们的信仰，其书法也主要是在信徒之间流传。然而在今天，这三家作为这个时代的书坛名宿，奉献给他们的是最高的赞美之词，其评价远远凌驾于儒者之上。

三家都各自形成了独自的书风。慈云的书法世界有梵字般的神秘色彩；寂严则多写唐诗，草圣的高妙处更为出类拔萃；良宽，师法唐僧怀素的狂草和《秋萩帖》，且毫无拘束做作之感，那种对日本书法本质美的潜心研究，可心以说是天下无双。这三家的书法都全面地发挥了各自的潜能，一扫粉饰之迹，在天籁的自然流露之处所表现出的超逸脱俗的性格，具有同一的境界。由于他们摆脱了热衷于唐样风格的一般风潮，而置身于创作性的艺术境界，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书法作品才赢得今日的高度评价。

在这些僧侣之中，尚能列举数家。如伊予的明月，博多的仙涯，肥后的豪潮等数家。如果说这个时代的僧侣尽是这种超逸脱俗之人，那也并非如此。佚山以篆书名世；京都相国寺僧大典，传说为赵子昂的入室弟子；云华与赖山阳等人交往密切，自己善画墨兰，文人画风格明显。因此，不能以三家涵概全体。不过，从书法理论和艺术价值来考虑，无可否认，寂严、慈云、良宽这三家是这个时代书法世界的最重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