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即自身醒悟，一般指在真实、自由状态下，自身发现对象内在属性和基本规律。书法发展到魏晋，人们称实现审美“自觉”，这种“自觉”就是指书家在肆意率真、自由自在状态下，谙熟并高度掌握书法玄妙之技，出神入化般表达着自然之理、万物之道。那么，在书法艺术中，什么样标准才可称之为实现审美“自觉”？
书法是个性创作活动，伴随书家独思匠运、幽情别绪。共性多表现法则可控与因素调和，个性多表现秩序无定与局面差别。无定与差别会使事理复杂化，转入多方缠绵与纠葛，而使人盘桓流连、徘徊绸缪。个性回旋、激荡、冲突，形成独特的艺术语言符号，由此而生发审美特征。可以说，秦汉书法对此认识不足。诚然，早期甲骨文刻写极其郑重、专注、虔诚，但其笔画表达功效几乎一致，就是与神鬼沟通以祈愿祷祝。至于后期审美上称其寓机趣于朴拙、藏率意于天成，这多出于对早期文字筚路蓝缕之功和对遥远文明的景仰。如果有个性，那也是制作者在不自觉形态下无意识而实现。到汉朝，蔡邕《笔论》一定程度上揭示书法在音乐、歌舞、文学等众多艺术中拥有之个性，但限于条件还未能厘清书法自身怀有的各位书家个性。而至魏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王僧虔《论书》、袁昂《古今书评》则为之一变，不仅辨析出各位书家个性风貌，而且铺张排列出各位书家的风格区别，雄浑与婉约、阳刚与阴柔、刻意与自然等界定爽清，一目了然。如袁昂《古今书评》中评析：“萧子云书如上林春花，远近瞻望，无处不发；曹喜书如经论道人，言不可绝；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书家各自个性特征昭然若揭、形质毕露。
北魏碑刻《曹恪碑》
这种个性“自觉”，源于魏晋国破家亡切肤之痛。汉末社会动荡，旧有社会价值黄钟毁弃，新的理想信仰蝉噪雷鸣。在审美观念上，书家不再将书法作为弘道兴世的标尺来“兴至德之和睦，宏大伦之玄清”，转而抒发激剧变革社会对人生心灵造成的伤害。社会破碎、价值扭曲和命运煎熬赋予书家一个个迥乎有异的凄厉灵魂，外化在艺术上则表现出书法一个个踔厉骏发、雄视千秋的独特个性。《晋书·别传》说王羲之书法：“备精诸体，自成一家之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助。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有感而发、意不在书的“一家之法”，促进书法审美进入“自觉”新时代。
尽管书法审美形态、风格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使人自由。压抑、拘束的书法艺术引不起人的美感，而“自由”才能够感染人、打动人，使人快乐。“自由”在早期哲学中是以“游”“逸”来加以体现和象征的，庄子在《在宥篇》中说：“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游者鞅掌，以观无妄。”随性所往，兴尽而没，称之为“游”。孔子在《论语》中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超凡安闲、脱俗享乐，称之为“逸”。具有不受经验与规则限制，不以实际利益为功用目的“游逸”理想，是艺术审美“自觉”的重要标志之一。
秦统一中国后，建立郡县制，将文字连同车轨、货币、度量衡等统一规划。从秦篆审美风格来看，确实雍容静穆、圆浑流便、婉丽平和，后世书家也多有赞美，如唐李嗣真《书后品》中说：“右（李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绝，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钧强弩，万石洪钟。岂徒学者之宗匠，亦是传国之遗宝”。
而秦篆未被认为实现审美“自觉”，正是缺乏艺术的“游逸”自由理想。熟为人知的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屠宰切肉极其辛苦乏味，但让人获得踌躇满意的精神享受，获得难以言说的审美愉悦，其割肉声音“莫不中音”，动作合乎“桑林之舞”，解牛已成为超乎劳作之外的高级舞蹈，臻于无为无不为的高级创造，弥漫着通于技艺、通于天理的高级自由。而秦篆还未达到这种自由境界：一是有着强烈实用性。秦刻石小篆主要歌颂始皇功德以昭示万代，货币小篆主要显示价值大小，虎符小篆作为调兵遣将信物，简牍小篆主要用于编制年月、法律文书以及治政之道，所有这些难以引起人们的精神愉悦。二是有着强烈“因形立意”色彩。在造字方法上秦篆象形字很多，大都属于因形而立意，如马、象、车等字极类其形，近乎绘画，富有意趣、飘逸着“自由”的况味难以有着充分体现。三是有着强烈的运笔体势规范。秦篆形体必须平正，运笔以圆为主，凡是方折处都要用弧形线，笔画粗细一致，起止都要藏锋，而且向左撇出的地方并不用撇，向右用捺的地方也不用捺，一概为曲笔结字。显然，严格的规范一定程度上催眠着人们审美意识，审美“自觉”只能期待着书法“游”“逸”精神的唤醒。
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在他的《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中说：“空灵和充实是艺术精神的两元”。所谓“空灵”，即去除多余、去除蒙蔽、去除令人光眼目眩的所在，以致审美上让人难以捉摸和言说；所谓“充实”，即客观真实、精力弥满、积健为雄，如孟子《尽心下》中所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空灵”和“充实”是诱发审美意识觉醒的兴奋剂，但在“充实”与“空灵”之间，艺术更青睐于“空灵”，审美更倾向于“空灵”所包含的无穷意味，书法更钟情于“空灵”所幻化出的万缕遐思，所以宗白华才在前文中指出“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显然，具有空灵意境是书法审美“自觉”的又一重要标志。
书法空灵意境的实现，取决于书家对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思的融合，书家心中情思起伏与大自然山川草木云烟明晦相为映称，意境则跃然而出；取决于书家平素精神涵养，天机禀赋，书家智慧与灵气在书法中水墨晕散、缓急弛张，自然升腾出令人感发的意境之美；取决于书家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的人生价值取向，豁达、简约、博远，超越世俗的人生至味，表现于书法，必然使书法浮现出豁达如江河而下、简约如初发芙蓉、博远如星辰闪烁的大美境界。
汉碑作为成熟的书法艺术，各臻其妙，异彩纷呈，在书法艺术史上浓墨重彩。那么，汉碑未被人们认为实现审美“自觉”，这可从风格上见其端倪。作为对汉碑推崇备至的清代，书家评说更为言之凿凿，确可信据。朱彝尊在《西岳华山庙碑跋》中说其风格方整、流丽、奇古；王澍在《虚舟题跋》说其风格雄古、浑劲、方整；康有为才华横溢，一下罗列出其风格有峻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凝整、秀韵等数十之多。凡此种种，如加以归纳，明显表明其“充实”有余而“空灵”欠缺。溯其源流，这与汉朝士人自信十足和视野宽广密切相关。汉朝从汉武帝开始，进入蒸蒸日上、空前繁荣时期，政治上安内攘外，扩土开疆，经济上休养生息，务农为要，社会实力雄厚，趾高气昂。这是一个英雄时代，一个奋发的时代，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士族几乎每个人都证明自己是征服自然的勇夫，是创造无尽财富的主人，是雄枭天下、俯瞰一切的旷世豪杰，与此相联系，艺术上高歌猛进、万钧磅礴，伟大《史记》、巨丽汉赋、浑朴雕塑、热烈绘画、精美工艺品，都呈现恢宏博远、生气勃发的特征。书法自然也以实为用，以雄为美，一展奔放疏宕、肃穆强悍的形式之美，注定难有“空灵”意境的生发，注定会失却审美“自觉”桂冠的拥戴与殊荣。
超越时空，超越生死，使生命延传流芳，这是艺术思考终极问题。魏曹丕在他的《与王朗书》中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说的是艺术可以让短暂生命获得永生。这样，但凡与生命意识相关联的艺术，逐步走进人们审美视野，具有生命终极思考成为审美“自觉”的最高标准。
三国钟繇《宣示表》宋刻本
书法因人们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发展，从诞生起就与人的生命意识息息相关。但在前期演进中，两者关联度有个渐次浓厚的过程。在层次上，一是用以表现生命。因为书法是书家的宠儿，是书家的象征，是书家所有生存状态与思想影射在笔墨与纸张上的实影。从书法可以看出书家乃至时代生命意识的强弱与盛衰，这也是书法让观赏者有时激越有时消沉的主要原因。二是用以慰藉生命。魏晋后，书法可以慰藉个体不幸遭际和苦难人生，使人心态在种种压抑下维持平衡并获得宁静，成为艺术的普遍认知。一旦书家与观赏者对书法进入痴心与忘我境界，人世间的种种烦恼、孤寂都会立即得到化解。三是用以延续生命。在晋朝士人看来，人死后仅不过黄土一抔，浅丘一堆而已，唯有文学、书法等艺术可以传之后世，使自己生命与人格得以为后世念怀与瞻仰。他们还认为，汉及以前书家多为眼前事务所迷、为贫贱时艰所慑、为富贵时乐所溺，虽也钟鼎锦食，但一生平庸无为，所以，魏晋书法的使命就是不争名于市、不争利于朝、不耻于廉洁丧尽、不堕于道德沦败落，而借以书法艺术得以芳香永年。在书论上，开始多层面展示突破时间的概念。如虞龢《论书表》中说：“然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故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王僧虔《论书》中说：“张芝、韦诞、钟会、索靖、二卫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唯见笔力惊绝耳。”袁昂《古今书评》中说：“张芝经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在内容上，王羲之《兰亭叙》“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对人生短促一唱三叹深感于怀。缘此，他们终于登上生命终极思考的最高层，异古、烁今、誉后的人生愿景，泉流般展示于笔端，人生有限，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生命有续，这是书家可以作为的领域。以书法艺术让名节青史有著、让生命走向不朽，终于被魏晋书家牢牢地握紧手中，实现审美“自觉”也成为其他朝代书法艺术所无法争宠攀比的独一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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