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玺印专辑（一）——三晋玺印

本期我们根据五个大系的分类方法，特推出2020年第6期《中国书法报》“战国玺印专辑（一）——三晋玺印”专题，并附以印纽式样、印面铸凿痕迹、印蜕等高清图版，以供读者研究、欣赏。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成为各自独立的诸侯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相对独立，但其文化思想等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晋系文字所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但包括韩、赵、魏三国，而且中山、郑等一些小国文字也都涵盖在内。三晋地区的文字风格相近，不容易做具体的分类，统称为晋系文字。

 

其整体风格自由流畅，笔画具有明显的粗细变化，书写感强。章法有的紧凑茂密，有的疏朗开阔。这种自由流丽的书风，表现在古玺上就显得变化丰富。三晋古玺多朱文小玺，印面一般在1.5厘米左右，印文结体秀丽，形制多为方形鼻纽或方形坛纽，圆形或长方形的极少见，章法布局无定式，交错组合，变幻莫测，生动活泼。配以较厚的边框，风格更觉奇秀清丽，翩翩有风致。

三晋古玺分类

三晋官玺是历史的产物，对当代而言，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是当时官职制度、地理沿革方面的重要缩影。晋系官玺大多数为铜质，朱文较多白文极少，仅有少量玉质的玺印为白文。相对于燕、楚、齐系官印晋系官印的形制较小，多方形，大小一般在1.5 厘米至 2 厘米之间，有少量较大的官印超过 2 厘米，这类印章多为玉质，使用玉质官印的官职较大，如“春安君”。官印，是官名或官方的信用凭证。

三晋私玺几乎全部都为铜质，至今还没有发现玉质私玺。在三晋私玺中，绝大多数为朱文，白文极少，不足总量的百分之五。朱文玺边框较粗，印文较细，风格比较统一。相对于官玺，三晋私玺略小，大多数为方形，也有少量圆形。方形私玺的边长约在1厘米到1.5厘米之间。圆形私玺的直径大多在1.5厘米以内。

除了上述分类之外，还有一类并不具有官方凭证、私人凭证和身份象征的玺印，如“敬事” “明上” “君子之右”等。罗福颐先生在《古玺汇编》中称此类玺印为“成语玺”，陈介祺先生称其为“通用印”。最早称这类玺印为“成语玺”的是罗振玉先生。而后罗振玉先生将之前的“成语玺”更改成了“吉语玺”。田炜在《古玺探研》一书中说道：“罗氏前称‘成语印’而后称‘吉语印’，未知是以后者更正前者还是将后者等同于前者。但无论如何，都帮助了罗氏虽然提出了‘成语玺’的概念，但并未明确‘成语’与‘吉语’的关系。《玺汇》或即沿此而误。后来黄宾虹先生指出‘成语玺’中包括了‘吉祥语’与‘训诚语’两种内容，李学勤先生则改称为‘吉语’与‘格言’，其观点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其中‘格言’或又称‘箴言’。”

——邱军辉（《中国书法报》256期1版）

三晋古玺的特征

三晋古玺的艺术特色

三晋古玺的文字特色有以下几点：首先，继承了西周金文的典雅。如果印面的下部有较大的空间，通常印化时会把下端的末尾做斜线处理，表现出印面点画变化丰富。其次，局部笔画会形成一个块面。这与西周金文中装饰点类似，如提土旁的字，就会把“土”上的一短横处理成一个点（如图）。再次，还有个别文字的特殊写法，如上文所列，这种情况仅见于三晋文字。从材质来看，三晋古玺多为铜质，白文印多玉质，且比朱文印大，多为官印，如“春安君”“匈奴相邦”等。从制作工艺上来讲，三晋古玺多为铸造，玺翻模制作为主，从山西侯马白店铸铜遗址中有7个印章模（如图）的出土可得到证实。

晋系玺印文字对战国

东土文字书法创作中的使用有帮助

东土竹简文字中亦多见有多系文字混合使用的现象，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楚系文字与晋系文字同出于同一篇文字之中。因此，我们在创作战国东土文字书法作品时，亦可适当地参考晋系文字的构形进行相关的创作。

战国晋系文字现可见到的清华简《良臣》《祝辞》二篇出现的晋系竹简文字外，亦见于青铜铭文（中山三器铭文及一些兵器铭文等）、盟书（侯马盟书及温县盟书）及大量玺印资料。战国古玺印材料中私印数量远多于官印，而私印中又以秦系私印及晋系私印数量为最。例如：

古玺辨伪

要成为一名好的印章收藏家，就要多读一些好的印谱，如战国秦汉古玺印类的《古玺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上海博物馆藏印选》，明清流派篆刻类的《明清流派篆刻印谱》以及综合类的《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等等。因为接触印章收藏后，人们会发现很多伪印是古代真印的模仿品。如1998年齐鲁书社出版的《山东新出土古印》就有两方疑伪的“战国古玺”，我们可以利用已发表的真品进行对比甄别。

平阿左禀（如图）。原著录曰：

时代：战国

质地：铜

原大：2.8厘米×2.9厘米×1.5厘米

出处：20世纪70年代济南市文物店收购

后附《山东新出土古玺印简述》有考证，并已指出旧有一印同此者，先后为黄浚《尊古斋印存》、端方《陶斋藏印》、罗福颐《古玺汇编》著录。现检出原印（图2），略事对比可知《山》谱所录应为尊古斋旧藏之仿品。首先，仿品漏刻了“左”字工部中竖。漏刻之例在东汉晚期至魏晋“部曲督印”之类级低且量大官印中偶见，但战国古玺一般铸造较精，罕见其例，而且检《印典》第二册876页至879页，汇含“左”字之古玺凡57，无一漏刻。此印漏刻，露出仿品硬伤。第二，仿品笔画特别是一些短画，如“廪”字下未部四点，“平”字下部左右短线等，极不到位。第三，从篆刻艺术的时代气息上讲，仿品拘谨，本应优美自然的弧线，如“左”字左撇，“阿”字可部右竖等，都变成了僵硬的直线。“廪”字上半部分交代不清,企图略具大意而蒙混过关。刻凿的潦草也反映在框上。总之，已失却了原印率意自然的风格。考虑到宣统二年（1910）黄浚在北京琉璃厂独立经营尊古斋和仿品印型及锈蚀状况，此仿品很可能为民国初年所做。

古玺的空间构成、形式意识

古玺印面空间构成的基本原则是对立与统一。战国时期，古玺不但是商业交易的凭证信物，也是当权者表征权益的法物。把它带在身上，就成了身份的一种象征，因而对古玺外在形式美的要求越来越高。方、圆，边框，图案装饰，活泼生动。特别是在边框上，各种形式数不胜数，极具想象力。战国异形玺的装饰性和美术化特征体现了古人对形式美的直观追求。墨子有言：“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古人在玺印制作中并不仅仅满足于实用的目的，他们也在试图寻求新的手段、新的形式来表达对美的感受。这和当代篆刻家为寻求个人面目而做的种种形式探索并无二致。

——魏 波（《中国书法报》256期7版）

古玺文字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