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借鉴外来观念在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本体化的现实主义艺术，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现代艺术的中国艺术现代性内涵。进入新时代的今天，蕴含着现实主义精神的主题性艺术创作得到大力倡扬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提倡现实主义，绝不是固守一种艺术的手法，而是要提倡一种精神品格，一种关注中国、关注现实、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的态度。现实主义的主题性艺术在时代的大变革中，必然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大的作为。
关键词：现实主义 主题性 艺术创作 精神品格
毫无疑问，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艺术发展中，现实主义艺术占据了主导地位，铺垫了中国现代艺术史的鲜亮底色。正是现实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使得20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史总是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同频共振，成为了百年来中国历史与社会变迁的形象史，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精神观念演绎的视觉呈现。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引领下，以主题性创作为主导的现实主义美术创作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2016年开始，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实施的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体现蕴含着现实主义内涵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所取得的崭新成果和新特点。
“现实主义”（Realism）作为一个外来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的库尔贝时代。其实，从这一概念产生开始，现实主义就不单是一个写实手法的问题，而是一种态度，一种艺术对待现实社会的态度。其中又经历了库尔贝式的画其所见的现实主义到基于历史要求、追求典型化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转化。由于现实主义艺术在时间链条上与沿袭了上千年的建立在模仿论基础上的古典写实主义相连接，两者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连带关系。其实，现实主义并不等于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的真正精神是人本主义，即对社会现实中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对人与现实社会关系的思考。库尔贝艺术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他将艺术的视野从古典艺术最为推崇的历史、宗教和神话题材挪移到现实社会，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境遇，折射出人道关怀的精神之光。法国现实主义之后，还有我们所熟知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中国革命现实主义。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歧义纷呈，并无一个统一自足的理论。但是，关注现实，或者说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主题性艺术创作，成为了人类艺术史上的重要现象。
在中国，现实主义艺术并非在西学东渐之初就蜂拥而至，也不是曾经流传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植入，而是在中国本土的现实吁求中逐渐建构起来的。众所周知，“五四”前后，随着西学东渐和“美术革命”思潮的兴起，西方艺术的观念与方法，不断传入中国，其中学院写实主义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学院写实主义并不等于现实主义，它强调的是建立在写生基础上的写实方法的建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观和方法，在抗战时期才被建构起来。不过当时通常称为“新写实主义”，以此来区别以往的学院写实主义。“新”在何处？新就新在将艺术从象牙塔式的学院挪移到救亡的现实中，将艺术视为抗日救亡的投枪和匕首，而不再是艺术家附庸风雅的方式。正是在新写实主义风潮的激荡下，许多艺术家走向了抗战的前线、走向了边区、走进了民众之中，创作了一大批直面现实，为民族命运呐喊的主题性美术作品。唐一禾的《七七的号角》《胜利与和平》、吕斯百的《四川农民》、吴作人的《重庆大轰炸》、冯法祀的《捉虱子》、李斛的《嘉陵江纤夫》等都是代表性作品。可以说，民族救亡斗争，开启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主题性美术创作占主导地位的先河。最能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主题性创作，无疑是版画和漫画。这两个小画种，在大时代有大担当。漫画并非是学院式写实风格，但是，它却是最能介入社会，最具抨击时弊力量的艺术。使现实主义艺术在理论与风格上具有中国特色，并形成体系化创作观念与创作模式的无疑是延安鲁艺。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延安鲁艺，顺应时代需求，服从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建构了全新的为革命、为大众、为抗战现实服务的艺术观念和“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即从传统民间年画、剪纸等艺术样式中吸取养料，表现解放区的新面貌和民众的新生活，创造了全新的艺术语言、风格，把“五四”以来进步的文艺家追求的大众化艺术理想，在观念和形态上得以确立和实现，正是在这里，革命与艺术、现实与艺术、艺术与大众、传承与创新实现了深度的结合，建构了现实内容、大众化语言、民族形式相结合的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模式，在当时的中国体现了先锋性、前卫性与革命性。
张小磊 援非医疗队 纸本设色 296×200厘米 2019
从革命战争时期的以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为三大支柱的新写实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转换为革命现实主义，并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拍即合，前呼后应，铺就了新中国美术的基调。正是贴近时代，关注现实，高扬集体主义精神的艺术观和创作方法，对塑造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建构大众化的新中国美术体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伤痕美术、乡土写实主义等艺术风潮，为中国的现实主义美术增添了新的内涵，也纠正了一度出现的伪现实主义偏差，还现实主义以本来面目，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现当代美术思潮和视觉图式纷纷涌入，使中国美术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浓缩地演绎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百余年的历史。种种新潮艺术以借鉴求创造，尽管多有模仿痕迹，但形成了多元共生的艺术局面。不过，经过三十多年的岁月，在琳琅满目之中，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也显露出一些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式微和随之而来的消费语境下功利现实主义的乖张。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艺术变成了消费意识形态的同盟，商业操控着艺术，制造出一种市侩主义的艺术观：作品的市场价值代替了艺术价值，艺术家的功利现实主义代替了关注人、同情人、提升人的现实主义。20世纪以来，在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的主题性创作被严重地挤压。有人将现实主义与当代艺术截然分割，似乎当代艺术的内涵就是对现实主义的主题性创作的反叛。就如格林伯格所认为的先锋与大众艺术是不可调和的两端一样。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观成为艺术界重要的价值导向，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应有的本质特征。一说到当代艺术，“当代”似乎成为专有词汇，先锋艺术家以此来标榜自己才具有的“前卫性”，而一些鄙薄“前卫”艺术的人，也将“当代”拱手相让给了西方或者被视为追随西方的人。前者将当代艺术（Contemporary Art）囚禁于一个狭隘的概念中，即所谓“观念本体”。后者将当代艺术视为与传统、与现实主义艺术格格不入的艺术形态。事实上，“当代”并不是一个神秘的范畴，“当代艺术”也不过意味着一种处于“正在进行时”的艺术，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不紧贴中国社会、文化和艺术发展的连续进程，对这块土地上的他人的痛痒无所关注，只满足一个小圈子的无病呻吟，或陶醉于拍卖场上的叫卖之声，果真就能代表中国当代艺术吗？法国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曾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无边的现实主义”，以此看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便不再成为现实主义艺术的一个要件。这样，库尔贝（还有尚弗勒里等）当初主张的现实关怀，便有理由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主义中充当底线。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的边界便扩充至当代艺术身后，将其囊括在内了。
事实上，就世界范围的当代艺术来看，的确也显示出了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征。如果说现代主义乃至古典主义艺术，创作的出发点和动因主要在于个人精神观念、心绪的抒写，或者仪式化表达与神圣空间的营造（如宗教、神话、帝王、英雄题材的美术创作），而当代艺术中最具影响力的潮流，就是强调对日常生活，对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和社会现实的介入。使艺术不再是艺术家个人情感的宣泄，而是一种以视觉形式参与、改变日常生活，介入社会成为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对话交流的精神场域的手段。就“介入”性的强化这一点来说，使艺术与社会、与现实有了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系，因而可以说当代艺术与现实主义在价值取向上有一种契合。或者说，当代艺术本身就包含了现实主义。
回眸百年来中国现代美术的精神创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艺术在价值取向上由超然遁世向现实关注的转换，在艺术视向上由文人雅趣向大众主义的转换。使得中国的现代艺术形成了不同于西方艺术的“现代性”，西方现代艺术是西方社会由手工生产向大工业生产演进的必然产物，关注的是面临大机器生产，基于哲学深思所带来的个人生存文化问题。而中国的现代艺术始终与国家民族救亡图存、文化启蒙、制度革命、文化改造、经济建设、民族复兴的世纪主题相关联，从而铸就了中国现代艺术的现实主义的美学品格。承扬这种品格，推动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发展是艺术发展的规律所使然，更是时代的呼吁。
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伟大梦想的实现。在这样一个时代，有太多为实现梦想而奋斗的人物和精神需要艺术家去表现，有太多在构建美好生活过程中民众的喜、怒、哀、乐需要艺术家去关注，有太多实现梦想的意愿与现实规约力之间的张力需要艺术家去捕捉。大时代，呼唤产生能蕴含时代气息与精神的精品力作，大时代也为能为时代塑像、为历史储存记忆的现实主义的主题性创作提供丰厚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写实主义本身在经历上千年发展演变后，早已成为一种依然具有生命力的艺术手法。因而在倡导艺术多元化的今天，现实主义艺术空间广阔，更应有更大的作为，写实主义应该有而且必然有自己的空间。
今天，提倡的现实主义的主题性创作，绝不是固守一种艺术的手法，而是要倡扬一种精神品格，一种关注中国、关注现实、关注人的态度。进入新时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大力倡导下，关注现实，表现中国人民新的精神风貌、建设成就，体现大国担当精神，抒写中国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而生发豪迈情感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取得了新的进展。由文化和旅游部于2016年启动，历时3年实施的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就是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取得的新成果、新进展的集中体现。通过对完成的包括油画、国画、版画、雕塑等艺术门类的134件（中国画38件，油画61件，版画9件，雕塑26件）作品的观赏，让我们看到，主题性美术创作不仅在继“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之后，在创作的规模和艺术的质量上有所拓展，有所提升，而且体现出一些令人欣喜的景象和值得关注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注现实，唱响主旋律。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入选作品的题材十分丰富，涉及历史、现实与未来。有对革命年代激荡的风云追忆，有对今日的凝望和未来的畅想；有外在世界的影像，也有心灵世界的折光。但是，在一百三十多件作品中，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人民崭新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为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奋斗精神的题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作品对于新时代的表现，涵括了中国社会生活各领域、各阶层和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董卓的《国家的脊梁》、谈强的《勋章》、马佳伟的《唱响明天——打造千年雄安》等作品，既塑造了为共和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革命前辈、老科学家，也表现了普通建设者的创业精神。孔凡博的《远航——中国自由贸易区》、王奋英的《暖心——十八洞村贫困户精准识别公示会》等作品所表现的题材呈现了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建设和改革方面出现的新景观、新事物和新面貌。尽管题材不同，但是敬业爱岗的劳动者，城市化进程中追逐梦想的农民工；少数民族欢庆丰收的喜悦氛围，青山绿水的美丽景象；建设中的大厦和繁忙的工地，高速奔驰的列车；劈波斩浪的战舰，万里之遥维和的身躯——真实立足于大地上的人们，始终是作品中生动的主角。在艺术家的笔下，他们共同凝铸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肖像。题材的多维性、丰富性、鲜活性超过了以往。这种多样的题材共织了充满时代感的主旋律，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艺术家们的作品中得到生动直观的体现。
二是讲述百姓故事，表达民众情感。关注现实，讴歌党、讴歌新时代、讴歌人民和英雄，无疑是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鲜明的主题。在这种主题之下，在具体的题材表现中显示出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艺术创作者艺术视向的下移，真正体现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态度。赵晓东的《幸福的菜篮子》、陈树中的《俱欢颜·安居》、王巍的《时代节奏》、孙昌武的《小康之家》、周宗凯的《三江源礼赞》等作品都是表现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和平凡工作。艺术表现的内容既接地气，又有鲜明的时代性。讲述百姓故事，表现现实生活中民众喜怒哀乐的情感，讴歌新时代人民为梦想而努力奋斗的精神，描绘百姓平实而祥和的生活，不再是写在文本上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可感的直观、生动的艺术形象，体现出接地气、弘扬正气、彰显人气的风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以来形成的“以人民为中心”文艺观，不仅在新时代的美术创作中得以体现，而且还赋予了“人民性”新的内涵，使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许杨、廉南宁 辽宁号航母 布面油彩 216×490厘米 2019
三是紧贴时代脉搏，力求艺术创新。面对入选的主题性美术作品，观众能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艺术家们表现的题材和艺术语言与社会发展、祖国前行的步伐同频共振。一些以往很少表现的题材被艺术家们热情地描绘。许杨、廉南宁的油画《辽宁号航母》、范春晓的《中国制造走向世界——C919大飞机》、张振江的《 重器——海洋石油981》、周吉荣的《贵州“天眼”》、王利的《飞天港》等作品都以饱满的热情表现了新时代以来中国科技与建设的新成就，让观众从艺术图像中感受到中国速度与中国力量。中央美术学院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团队的《G20杭州峰会：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周长春的《和平使命·蓝色交响曲》、卢志强的《建设中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等作品形象地彰显了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和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的努力与奉献。而黄启明的《深圳速度、日新月异》、罗小珊的《互联网+创业时代》等作品，则通过对城市新面貌和当代青年时尚生活样态的描绘，将当代中国“景观”、中国形象表现得鲜明而生动。
艺术当随时代，艺术本来就是为时代而创造、为时代而存在的，正如白居易诗中写到的那样：“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唯有与时代休戚与共的艺术，才是有意义的艺术，也才最终因其感遇时代和言之有物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然，时代性既指向内容，也指向形式。形式上的时代性意味着紧跟艺术发展前沿，探索语言形式的耐受力和艺术表达的多种可能性，创造适合时代需要的当代审美形式，同时为推动艺术创新负起责任。因此，时代性是一个焦点，能同时折射艺术的社会性与自律性的价值之光，从而完满地回应历史向艺术提出的要求，并让真善美得到释放。我们看到许多入选的主题性作品力图在艺术的图式和语言风格上力求新的建构，如张蕊的中国画《使命行动》和张小磊的《援非医疗队》、黄庆的油画《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等作品，既传承了传统文脉，在图式和时空关系处理上又注入了当代审美意识，给人以全新的陌生化的感受，拓展了审美空间和意境。艺术内容的现实性、艺术情感的真切性、艺术语言与风格的创新性，这是一切经典主题性美术创作动人的价值所在。
从近年来蕴含着现实主义精神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所取得的成效来看，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现实主义艺术的中国特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可以被表述为：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统一，保持中国文化身份与国际化的统一。对艺术家来说，落实这种现实主义，将意味着首先既明确艺术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和文化传承使命，也明确艺术的历史继承与发展创新的辩证关系，探索弘扬民族文化的当代形式；二是明确艺术的愉悦价值与社会意义的关系，放开眼量，深切关注社会现实，表现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伟大进程中的生存、希望与奋斗，重树艺术的社会责任；三是明确艺术乃是人类的精神价值，而非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艺术家的个人理想应以服从艺术精神为前提。当下，重树艺术超功利的基本价值尤具现实意义。只有超越自身的利害，才能看到人民的现实，获得真正的现实主义，也才是真正的当代艺术；再就是要意识到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中国当代艺术再不能封闭自守，而要广收博取，但必须放弃“后殖民”心态，以艺术的智慧，保持文化现实感，维护中国文化身份，并能惠泽于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当代品格。
艺术概念的内涵及表现形态从来都是流变的，但是，艺术总是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与现实的不同维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性。早期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豪塞尔曾说过“只有无艺术的社会，没有无社会的艺术”。中国现代艺术史或许说不上是形式、语言不断演化、蜕变的历史，但是，一定称得上与社会现实，与中国的历史变革联系得最为紧密的历史。因而，中国现代艺术史，也可称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视觉史诗，极具社会学价值。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呼唤直面变革，回应现实的主题性艺术创作；现实主义的主题性创作在这样的变局之中，必然有广阔的空间，也有更大的作为。
黄宗贤 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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