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玉亭主，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成化壬辰(1472年)状元及第，历官东阁大学士，谥号文定。多方师承，屡试不售，做官京都，追求仕隐，邑里足迹，具山水情怀。匏庵擅长诗文，被誉为“吴中文士第一人”，[1]其诗深厚醲郁，自成一家[2]；其文领袖馆阁，领导吴中文学，被称为“馆阁巨手”，著有《家藏集》（又称《匏庵家藏集》）《吴文定诗稿》《平吴录》等。又喜藏书，和藏书家沈周、王鏊等交游颇深，藏书以抄本多见，其抄本用红印格抄写，以私印记之。
吴宽亦擅书法，工于正楷行草，作书姿润中时出奇崛，虽规模于苏，而多所自得，为“吴门书派的先导”[3]，对于祝枝山、文徵明、唐伯虎等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吴宽对于书法史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在明中期取法宋人，一扫明初以来的台阁体书风，为书法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进而影响到明中后期的书家，为晚明书法的个性解放奠定了基础。匏庵率先师承东坡，成为明中期书法史上开拓之举。苏轼书法尚意，不拘于法度，沉着宽雄，点画厚重，吴宽继承了其浓厚面貌，但因思想、经历、书学思想等与其有所区别。
一、 吴宽对于苏轼书法的取法
吴宽家学渊源，其父爱好藏书，吴宽“于书无不读，诗文有典则”，拜吴中名儒陈鉴、徐有贞等为师，二十岁在乡里负盛名。然而他屡试不第，直至成化四年（1468）及第人，成化八年（1472)状元及第，成为明代吴地的第二位状元，步入仕途。《明史》称吴宽为众望之地，“时词臣望重者，宽为最，谢迁次之。”亦为文徵明、祝允明老师，与沈周、王鏊有所交往，为吴地较有影响力的文人。
原博钟情于苏轼书法，与其少时读书密不可分。其读书广泛，“四书五经”远哲近史之书皆有涉猎，尤喜唐宋八大家之文，而这其中最爱苏轼文风，吴氏深厚、平和、恬雅、醲郁的文风与苏轼影响不无关联。《家藏集》王鏊对于吴宽评价“公生颇好苏学，其于长公，每若数数然者。”吴宽由文入书，专注于苏轼书法，并主要取法与此，形成了其在明中期书坛上的独特面貌——平淡自然，去雕饰，山林气与馆阁气并存，一改当时“纤巧柔媚”之书风。
图1-1 吴宽行书《游西山记》卷纸本
明成化十四年（1478）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2 吴宽行书《游西山记》局部
图2 吴宽行书《种竹诗卷》局部，纸本28.2×586.2cm
书于弘治七年（1494），上海博物馆藏
图3 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合卷)，纸本28.2×300cm
书于绍圣元年(1094年)，吉林博物馆藏
《游西山记》[4]（图1）《种竹诗卷》[5]（图2）可谓吴宽不同时期的书法代表作，两者皆字数较多，代表了其中晚年成熟时期风格。前者书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时年43岁书；后者属于书于弘治七年（1494），为其60～64岁时所书。前一卷较后一卷笔法上更多变，后一卷比前一卷书写更平和自然。但两卷单字如“已”“月”“年”等（见表一），笔画形态、字的欹侧、粗细结构都非常接近。不仅如此，就单个字而言，吴字如苏字一般结体偏扁平，横细竖粗，横画中间细，两边较粗；占据从左到右空间，就章法而言，吴宽长卷字的大小类苏（图3），字间距上下较为紧密，左右相对开阔，整体章法也类似；另有，“一”字通常较长，从左贯穿到右，“中”“年”有长竖贯穿整个字的，吴字也会如苏字一般拉长这个笔画，形成类似的节奏感。总体面貌看，吴宽书法学苏轼，笔画丰腴，柔中带刚，时出奇倔，沉厚有力，用墨相对浓重，字与字遥相呼应，意态浑然。不仅行书如此，吴宽的楷书亦如此。同苏轼一样，吴宽终其一生书写行书楷书，并且多小字，并未像时人一般写大字。
明王鏊《震泽集》曰: “宽作书姿润中时出奇倔, 虽规模于苏,而多取自得。”此话中肯。总的来说，苏轼的字笔画粗细变化更大，吴宽的相对平均；苏轼多侧锋，吴宽中锋用笔较多；苏轼字更有动势，有向右上倾斜之势，吴宽的更平正。
二、 取法苏轼背景分析
(一) 胸次使之然
上文提及吴宽对于苏轼的追崇由文入书，是个自觉取法的过程。这源于他对书法的独特见解：“今书家例能文辞, 不能则望而知其笔画之俗, 特一书工而已。”他强调书者应有文化底蕴，应当能诗能文, 否则, 一眼可见其俗气, 如同书匠书。宋《宣和书谱》载：“大抵饱学宗儒, 下笔处无一点俗气而暗合书法, 兹胸次使之然也。”饱学之士，其书高雅，无俗气而有法度，是胸中的学识所起到了作用。
1. 吴宽对于苏轼的主动学习
吴宽追崇博学多才苏轼，源于其家学熏陶，体现在其诗歌中，也从其对于苏轼书画作品的欣赏与题跋可以得见。
从《家藏集》《赵氏铁网珊瑚》[6]《清河书画舫》中可得见，吴宽曾经观赏、题跋苏轼的多幅作品，包括《为吴吉士克温跋东坡墨竹》[7]《题东坡遗张平阳（村醪）诗真迹》《跋东坡与蜀僧二帖》《跋东坡楚颂帖》《跋苏东坡书醉翁操》《跋东坡离骚经墨迹》[8]《跋东坡和人梦游桂林西峰诗刻》《东坡清虚堂诗真迹》等，不仅如此，他还会在自己或他人所临摹苏轼的作品上进行题跋，如《跋所摹东坡楚颂帖》《跋所临东坡二帖后》等。
图4 苏轼《楚颂帖及送家安国教授归成都诗》
这在吴宽所作的书法题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家藏集》中著录吴宽所作宋代书画有40余则，其中以题苏轼书画为最多。从中不难看出，有些是吴宽所藏书画或者拓本，如《楚颂帖》（图4），他也多次临习；另外，也有苏轼题跋过的，吴宽又跋，如《南唐王齐翰剔耳图》；也有吴宽主动去观赏东坡墨迹，哪怕雨雪天气，“吴城西治平寺足菴房旧藏苏长公墨迹，戊戌岁（1478年）九月十二日冒雨往观之”[9]，《家藏集》载“雪中李世贤招观东坡《清虚堂诗》真迹”，东坡此作吴宽也是多次观赏；再有，有些是别人请苏轼题跋，可推测其对于苏东坡的鉴赏是时人所认可的。《题东坡遗张平阳（村醪）诗真迹》载“东坡遗张平阳（村醪）诗真迹，旧藏光福徐良夫家，据东阳黄晋卿題识诗，凡六首，今耕学翁得之。”可见吴宽多次见到这幅作品，还在与友人的游玩途中观赏过此画作，了解画作的流传经过。
再有，吴宽也在这些题跋中阐述了自己对于苏东坡书作的认识与自己的书学观念。“坡仙写竹如作书，笔底溢出书之余。书形譬石压蟾蜍，俗人不识称墨猪。”[10]他认为苏轼写意画作如同书法用笔，是具有文人内涵和审美情趣的，而这却是世俗之人所看不懂的，并提出“古来书画同一法，使彼见此当轩渠”的观点。无独有偶，吴宽诗言“清晨忽报有苏墨，折简邀看门频挝。形疑虾蟆似曾压，技痒虮虱谁为爬。料知刻本来广右，醉笔漫灭犹堪嗟。”[11]可见其对于“石压蛤蟆”“墨猪”一说不屑，也认为自己是苏的知音。
2. 吴地环境对于吴宽的影响
吴宽虽学苏字，也得到时人认可，事实上，他的诗文之名盛于书名。《乾隆长洲志》“吴人数吴中往哲文章笔翰，必有匏庵”[12]。《明史》载“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13]。李东阳评吴宽“原博之诗，深厚醲郁，自成一家，与亨父、鼎仪皆脱去吴中习尚，天下重之”[14]。
原博生长于经济发达的吴中地区，这一地区明代初期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期经济继续发展。吴地也有许多文人黜于科举，潜心于艺术创作，往往博学多艺，在诗书画方面都造诣较高，如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等，吴宽也与他们有密切交往。吴地文人讲究学问修养、讲“士气”，崇尚淡泊，追求“书卷气”的审美情趣也影响了吴宽。[15]
文学与书法领域相同，同时代人对其文章书法皆有“脱去吴中习尚”或“祛去吴习”的评价，事实上，吴中地区地域文化对吴宽的影响深厚，这点从其早年师承、与吴中文人的交游可得见，吴宽对于吴门前辈宋克的书法也评价极高《跋宋仲温墨迹》“书魏晋，深得钟王之法，故笔墨精妙，而风度翩翩可爱。”
吴地文化影响了吴宽，同时吴宽也在影响吴地的文学和书法。其在朝为官，将馆阁文学、台阁书风引入了吴地，促进了馆阁文学与吴地文学的交融。再者，其仕隐的精神与对苏东坡的追随，又使其诗文书法独具风格，成为吴中书坛文坛的领袖。也借助这一地位，吴宽将其的书学主张影响了当时的人。邢侗在《来禽馆帖》中曾说“匏翁吴中前辈，行谊擅绝，不直文翰之工尔也。书法法苏学士，浓颜厚面，祛去吴习。”[16]吴宽习苏轼“端庄淳朴，凝重厚实”的书风，一反吴中时下盛行的“纤巧媚美”风格。
(二) 时代背景
明初思想，中央集权加强，法度严谨的台阁体书风一统书坛。随着书坛氛围日趋活跃，明中前期，诸多吴中书家已经走在书法自觉的前沿，开始注重人的内在本性，加强主体的自我意识，并任情恣性德释放自然思想和率真的人格魅力。在台阁体书风的笼罩下，迫切的需要找到精神上的寄托者和思想上的引导者。潇洒恣意的送人书家成为了这一时期吴中文人效仿的对象。虽然标榜追求个性，自出新意，但从学习宋人的明人书法来看，除了沈周终身不仕，其他多少都有仕途经历，在书法上自然受到台阁体书风、体制的束缚和印象。徐有贞、姚绶、沈周等推崇黄，而吴宽则对苏轼尤为推崇。黄庭坚更加注重法度，苏轼则尚意更加纯粹。
吴宽少大字多小字，这也与苏轼类似，未受当时环境影响。明中期，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政治相较明初宽松，使得吴中地区书画需求增加。这一时期文人雅集、书画酬酢、鬻书卖画较为盛行。达官贵人亦喜好书画，装饰于厅堂之上。书画家的应酬之作、大尺幅作品也逐渐增多，以迎合大众审美需求。吴宽却少这一类作品，其书未流于市井，朴实无华中追求自然意趣。
吴宽与苏一样注重学养，“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17]黄庭坚《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吴宽亦喜好诗文，神韵上虽然略逊苏轼一筹，但儒雅的学问之气，不张扬、不激不厉的含蓄意蕴，不温不火中有淡雅之气。
一个人难以脱离环境而存在，这体现在对于环境的对抗与同化上，一方面，吴宽率先学习苏轼，将宋人尚意书风引入明代，一改明初以来台阁体书风；另外一方面，他在朝为官，难免受台阁体书风影响。再有，吴宽学苏多小字，抵制了当时商品经济对于书法艺术创作的影响。
总的来说，吴宽少习文，尤喜唐宋八大家之苏轼之文，后由文入书，学习苏轼书法，且在吴地颇具影响力，事实上，吴宽未局限于此，直追魏晋，具有复古倾向。
三、 吴宽对于苏字的开拓
(一) 苏字为体，上溯二王
吴宽主要取法于苏轼，但不仅限于此，还上溯至颜，间以取法二王。《跋子昂临羲之十七帖》中提及“书家有羲献，犹诗家之有韦柳也。朱子云，作诗不从韦柳门中来，终无以发萧散冲淡之趣。则书不从羲献可乎？松雪翁每临此帖，盖其平生书课，其书之独步当世也宜哉。”[18]吴宽认为二王是书法史上的巅峰时期代表人物，紧密追随二王，像赵孟頫，把临二王当成日课，就可以独步与时代。吴宽对于学二王者，往往评价甚高，如其认为吴门前辈宋克“书魏晋，深得钟王之法，故笔墨精妙，而风度翩翩可爱。”[19]
此外，吴宽也推崇颜真卿，《跋米海岳临颜鲁公坐位帖》中提及“鲁公平日运笔圆活清润，能兼古人之长。米则猛厉奇伟，终堕一偏之失。”苏轼的横细竖粗就来自颜真卿，吴宽也认为颜真卿用笔“圆活清润”的同时，可以“兼古人之长”。
上述也可得见，吴宽对于书法传承的态度，临习、传承古人多于创新，可见其复古倾向。这也不难理解，受明代“好古”之风影响吴宽钟情于苏轼书法的同时，也崇颜，上溯取法二王，亦认可师承二王的书家，而对于较有个性的米颇有微词。
不仅如此，他矛盾之处还表现在，他最推崇苏轼，却认同朱熹对宋四家的排名，《题宋四家书》载“朱文公论当时名书，独推君谟书有典刑，而谓黄、米书有欹倾狂怪之势，故世俗甲乙曰蔡、苏、黄、米。”[20]朱熹认为讲究典则法度的蔡襄应该排在宋四家首位，吴宽也接受此点。明朝建立之初，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哲学，这一点在明初的科举制度上也有所体现，考试内容取自朱子的《四书》《五经》，书法则推崇“二沈”（沈度、沈璨）为代表的台阁体。吴宽虽不擅长科举，屡试不第，但最终也通过这一渠道走上了仕途。他是朝中重臣，又是馆阁巨手，官方的哲学及书写样式不可能不对其产生影响。从这一点看，也不难理解为何宋四家中他认同把蔡襄排在第一位一说，是对明前期思想的继承。
吴宽学苏，可谓学其表，即其学苏字不越雷池一步，因此其书风较苏字更加规整、程式化；另外，从书写技法看，其崇尚法度，学苏之风格典雅、文气、平正，却缺乏革新意识，未将苏轼“尚意”的思想精髓完全继承发展。究其根源，可溯至其思想上程朱理学对其的约束。再有，明初宋克书风盛行，詹景凤称“自洪武而下永乐，多法詹（希元）、宋（克）。”[21]宋克间接影响过二沈，其对于宋克的认可可见，其部分的传承了时代风格，却认为应该取法在高古些。
(二) 苏为其表，程朱其里
吴宽对于苏轼行书的继承中，力图追其意韵、溯其取法，然而，两人的思想基础却有所不同。苏轼尚意，倾向于创新，称“我书意造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其长于行书和楷书，苏轼的书法早年姿媚、中年圆劲、晚年沉着。其字用墨丰腴、结字扁平、横轻竖重、笔画舒展、轻重错落、大小悬殊、妩媚天真。用墨重、无非白，以“胖”著称，受颜体影响，很强韵律感“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22]神韵使苏轼书法恣意但不张狂，娟秀不失豪迈。
苏轼的书画面貌与其艺术思想密不可分。北宋“禅悦之风”盛行，吸引了文人士大夫论道。禅宗起源于唐代中期，为佛教的一个派别，一方面，宋朝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倡导儒佛道三教并举，禅宗处于佛教主流，主动吸收了儒道思想，成为三教合一的样板；另一方面，禅宗的转变让士子们抱有亲善态度，其教义中体现的生如梦幻、生死无别，随缘任运即是解脱，强调一切现实问题无非是自我心理的调节，在民族矛盾深重及官僚制度腐败的宋代，给士大夫不堪重负的心灵以慰藉。禅宗讲求摆脱现实束缚，追求心灵解放和思想自由，禅宗理念契合文人追求，文人的加入也促进了禅宗发展，逐渐渗透到了社会各个方面。
苏轼同其父亲苏洵、其弟苏辙同属于“唐宋八大家”，门第显赫，家学渊源，然而他仕途坎坷，晚年回归自然“作字执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俱得之矣。”[23]苏轼在黄州时，就开始热衷参禅，与佛印、参寥等士大夫禅师交往密切，苏轼“尚意”禅宗也逐渐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
就书法而言，禅宗的影响在于尚意书风的兴起，佛教观念“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平常心是道”影响下，追求“无法之法”“不工之工”主张“放笔一戏”“新手自然”。再有，禅宗“呵佛骂祖”蔑视权威和不为法缚的胆魄，激励了苏轼等人敢于批评前代大家，尤其是唐人书法，当然，也有“顿悟”多涉随意。“尚意”书法更加接近艺术本质，注重意趣的抒发与个人情感的宣泄，表现出来一种任情适性的自由。苏轼黄庭坚、米芾就是其中的代表。[24]苏轼锎风气之先，诗词文章、日常器用都有独特的创造性，任情适性成为社会审美主流，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影响了黄米，二人亦入苏门。
吴宽虽然亦为苏轼后学，却未像黄庭坚一般受到禅宗思想极大影响，更多的体现儒的一面。其也曾在自己诗中引用东坡的典故，如“禅心似彼何时动，病肘从今有处安。聊就坡翁偷谑语，一诗换得两尖团。”[25]借“东坡谢送蛑蝤之句”来自喻“谢孙希说送蒲团”[26]。吴宽受东坡儒释道合流思想的影响，然而，由于其时代及个人经历，其更多的收到东坡文人生活方式影响。于书法而言，讲求意蕴，文人审美，追求变化，然而，更多的受程朱理学影响，讲求法度，受理之约束。虽从宏观看，苏轼黄庭坚一脉相承，但对于吴宽而言，追随苏，却并不接受黄庭坚的“狂怪”。
四、 后世影响
总的来说，吴宽一生学苏，书法风格得其形似、神合。[27]其字少了苏字的圆劲与深厚，少了绞锋等笔法，将苏字平面化、简单化、规整化。如其自称“予不善用墨，遂使坡翁风韵衰飒，乃复摹一过而归之。庶终得其形似耳。”[28]吴氏认为自己“不善用墨”导致“风韵衰飒”，事实上，究其原因，有笔墨技巧的原因，也有书学思想及时代背景的差异。苏轼之字厚重平稳，却又富于变化，点线富于姿态变化，有跌宕感与立体感，而吴宽则把这些生动恣意之处，约束于程朱理学之内。虽受东坡儒释道合流思想影响，但更多的其偏于儒家，而非东坡之释家思想“无法之法”“放笔一戏”。
两人的根本差别在于艺术追求与观念，吴宽重守成，以追摹前贤书风为主，少独创性；苏轼则是“尚意”书风的代表，书法来自古人，不拘泥于古法，将表意、抒情作为书法追求的最高境界。即使如此，吴宽在明中期已率先突破台阁体束缚，成为吴门书派先导。当然，这样的“苏书貌，程朱骨”本身就具备了明代中期的时代风格。
而从吴宽个人来看，其其身份为官员，诗名更盛，并不完全以书名传世。其喜好鉴藏，而从整个鉴藏史来看，他并不突出。无论如何，吴宽虽为完全改变其时代书坛面貌，但也打破了台阁体一统书坛的局面。其引入宋人书风，也影响了其周围的人，如沈周、文徵明、祝允明等，在明中期形成一股合力。
吴宽苏轼可谓都是书法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只是影响力大小不同。苏轼是晋唐经宋到明清的转捩点，是对明清都有影响的书家，那么吴宽的影响力则更多的在明代中后期。两者处于不同的历史结点上，影响自然不能同日而语。无论如何，吴宽书风是苏轼书法面貌在明代特定政治风气与思想观念下形成的特定产物，其具有当时的时代风貌，而将苏轼书法平面化、规整化的处理，不同于苏，也带有一定的个人风格。在明中期，即成化、弘治年间，吴宽作为一个殿阁大臣，最早冲破思想桎梏与台阁体束缚，取法宋人，引领了吴门书派及新的书写风尚，为明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奠定了一定基础，并扫清了部分障碍，其在特定历史结点上所作的贡献依旧功不可没。
注 释
[1]《书史会要》，续書史会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清]钱谦益辑：《列朝诗集》丙集卷五，清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
[3]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
[4]吴宽行书《游西山记》卷纸本 明成化十四年（1478），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记录的是吴宽（1435—1504）于成化十四年（1478）与史明古（1434—1496）之游，包含了吴氏的一篇记和十五首诗。
[5]吴宽行书《种竹诗卷》纸本28.2×586.2cm，书于弘治七年（1494），上海博物馆藏。此卷前有明文彭隶书《筠窗雅玩》引首，卷后有文彭，徐显卿跋。《过云楼书画记》著录。《匏翁家藏集》著录此记，卷三十三录游记，更名为《光福山游记》；十五首诗则收录于卷五，总题作《山行十五首》，每首名称皆有变化，诗句改动亦相当多。
[6]《赵氏铁网珊瑚》卷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明】吴宽：《匏翁家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1255-124页
[8]《清河书画舫》卷八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出自《跋东坡与蜀僧二帖》，【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四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
[10]出自《为吴吉士克温跋东坡墨竹》，《赵氏铁网珊瑚》卷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出自《雪中李世贤招观东坡清虚堂诗真迹》，【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四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
[12]《（乾隆）长洲县志》卷二三，清乾隆十八年刻本。
[13]《明史》卷二八七，列传第一七五，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4]李东阳著、李庆立校释《怀麓堂诗话》，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15]葛鸿桢：《论吴门书派》，故宫出版社，2016年7月，第18页。
[16]出自《来禽馆帖》，见《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十，历代名人书跋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珊瑚网》卷二十四上，法书题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跋子昂临羲之十七帖》，出自【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19]《跋宋仲温墨迹》，出自【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五十，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20]出自【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九，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21]《佩文斋书画谱》卷四十，书家传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山谷楷书赵景道帖并绝句诗八首》，《珊瑚网》卷五，法书题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跋东坡真迹》，《乐静集》卷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曹宝麟：《中国书法史——辽宋金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25]【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卷八，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26]【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卷第八，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27]王晓光：《吴宽:吴门书派的先导》，《荣宝斋》，2015年09期。
[28]《跋子昂临羲之十七帖》，出自【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
作者单位系中国国家博物馆
本文为“第三届东坡国际学术高峰论坛”特邀论文
首刊于《中国书法报》2019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