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书法指导》中曾提到，学书法，不宜从赵孟、董其昌一派入手，不是不好，只是不容易学，易导致笔力软弱，无“丈夫气”。梁启超这番基于书法气质所下之论断颇有见地。“丈夫气”固然不是书法所有之必须，却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精神气质。
何为“丈夫气”？即是有大丈夫的气概。孟子有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丈夫气”，即是有使命、有责任、有担当、有毅力、不忸怩、不矫饰。书法的“丈夫气”，则是融书卷气、金石气、士大夫气、雄健气于一体的阳刚博大的精神气质，是书法雄健、雄强之气的一种拟人化表达。这其中，书卷气尤为重要，没有书卷气的“丈夫气”，常是一种狂怪之气、粗鄙之气和莽夫之气，去书法之本质远矣。
“丈夫气”是书法的大格局、大气象、大境界的精神表征，不是逞强使气、矫揉造作，也不是粗鄙狂怪、哗众取宠。倡导书法的“丈夫气”，并不是说书法只能是男儿所为，也不是大男子主义，即使是女性书法，也可以具备此种气质。现代著名女书家游寿、萧娴，碑学功力深湛，浑朴雄健，其书法便深具“丈夫气”。
客观来讲，书法之美并无优劣之分，有阳刚雄强之美，也有阴柔妍媚之美。阳刚雄强，好比黄钟大吕、金鼓雷鸣，是一种壮美；阴柔妍媚，好比江南小调、丝竹管弦，是一种优美。这是艺术之美的两极。然而，阴柔妍媚之美虽是书法的一种气质，当代书法艺术却不能仅停留于此，因为一个伟大时代的书风，绝不能缺少昂扬的精神气度。
磅礴浑朴的摩崖“三颂”，线条奔放的章草简牍，盘曲繁复的瓦当书法，半篆半隶、华美典雅的汉碑额书法以及朴茂直率、不事雕琢的工匠之作――汉石阙书法和汉砖书法，共同筑就了汉代开张烂漫、雄强大气的艺术风格。单就汉代草书而言，其形态丰富多样，仅简牍书上的草书形态，就有几十种之多。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中的书法，往往是篆书、隶书、章草、八分、真书等多种书体的结合与杂糅，率性而为，热烈奔放，从中能够读出书写者自由潇洒、一泻千里的情感状态。在书写者那里，似乎没有了规矩，没有了束缚。不过，这并非真没了规矩，而是精神气质上抛弃了规矩，艺术表现上逾越了规矩。我们经常会看到汉简书法、石刻书法上的长撇大捺或最末一长竖笔，犹如晴空霹雳，轰然一声，急促直下，划破长空，震撼人心！要知道，这种艺术精神，并非出自文人贵族之手，而往往出自普通书吏。可见，在汉代，任何一个阶层，只要稍识字者，包括女性和一般工匠，都不乏强烈的书法艺术表达冲动，这是其有别于其他朝代之处。故此，康有为才盛赞汉人之“分”，并在其书学名著《广艺舟双楫》中专辟“本汉”篇，阐述汉代的“八分”气象。
汉代之后，从曹魏到西晋到十六国时期，再到北魏、北齐、北周，书法艺术几乎都表现为一种阳刚伟岸之象，可谓“丈夫气”十足。东晋书法则为之一变，开启了一种南朝风雅，其雄豪之气稍逊于汉魏八分。唐人崇尚雄强阳刚，但总体而言，已逐步走向定型化和规范化，缺少一点率性、烂漫的艺术气质。
清代碑学促生了金石书风。书法的金石气拓宽了笔墨与宣纸的关系，将视野转向更广阔的书写材质，即两晋以前的书写载体――甲骨、碑石和竹木等硬质书写材料，使书法呈现出阳刚之美，书法审美产生巨大变革。碑学固可以救帖学妍媚之弊，然仍需以帖学之妍雅救碑学粗鄙之弊。
书法审美总是在一种正反合的历史轨迹中前行，但不论如何发展，书法的“丈夫气”不可或缺。每个时代的精神面貌都体现在这一时代的主流书风之中。当今时代是一个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需要一种大丈夫的担当精神，尤应倡导阳刚大气、与时代精神相符的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