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田勇次郎 | 古法书的真迹本和临摹本 –

书法能看到真迹再好不过，但保存至今的真迹却极其稀少。宋苏易简在《文房四谱》卷四写到：『《画品》云：古画尤重纸上者。言纸得五百年，绢得三百年方坏。』明董其昌《画眼》中也引用宋代米芾的话，纸能过千年，而绢不过八百年。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中道：『世言纸之精者，可及千年。今去二王才八百余年，而片纸无存。不独晋人，如唐世善书之迹，甫三百余年，亦希如星凤，何也？尝考其故，葢物之竒异者，常聚于富贵有力之家，一经大盗水火，则举群失之，非若它物散落诸处，犹有存者。』明茅一相在《绘妙》中也提到，画能够保存大约五百年之久，到八百年时画的精髓褪去，至千年消亡。书法能够保存八百年左右，至千年精髓褪去，一千二百年消亡。

如此看来，人类保存书画真迹之难自古有之。如今，莫说魏晋法书真迹，即便隋唐法书真迹也少之又少。

流传至今的古法书中，真迹数量寥寥无几，大部分为临摹或伪作。我们习惯认为只要是墨书就表明它是真迹本，事实并非如此，必须加以辨别。以下，笔者将针对真迹本进行详细的考察研究。

南朝宋虞和在其《论书表》中写道：

宋羊欣《古来能书人名》中也记载道：

南齐王僧虔《论书》曰：

王僧虔《论书》中还写道：

唐张怀瓘在《法书要录·卷八》论及羊欣时提到：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中写道：

据此我们可知康昕曾做过王献之代笔。晋代时就已有人制作过王羲之、王献之的摹本以及类似的东西。反言之，在流传下来的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真迹中，也应该有这种摹本或者赝品。

虞和《论书表》中也曾论及二王等人的古法书仿品：

虞和《论书表》为宋明帝泰始六年（四七〇）之作。据此可知，晋宋时期便有很多法书的摹本和伪作。

另，在《论书表》中也出现了『拓书』一词。

此处所论之拓书，从文章的前后来看，皆与书法装裱有关。故，拓书应为装裱之意。之后拓书一词广泛用于摹书，到南朝宋时期似乎尚无此区别。

根据真迹本来制作摹本，在梁时代的文献中也有论述。

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写道：

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中写到：

另，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还写道：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梁时代有过魏晋的名迹摹本，人们称之为梁模本。可以想象梁朝时，在作为真迹本留存下来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鉴别困难的情况。钟繇《宣示表》及《墓田丙舍帖》等都是王羲之临书，《白骑遂帖》为王献之临书，此说法也在宋黄伯思《法帖刊误》中被提及。不过，现存者均为后世墨拓，离真迹则更为遥远。由此可知魏晋真迹流传下来应该有多么困难。

三国·钟繇《宣示表》（宋刻本）

   三国·钟繇《墓田丙舍帖》（宋刻本）

法书摹本的例子还有很多。《南史》卷三十二《张融传》中道：『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绝，而皆出钱塘。谓，杜道鞠弹棊、范悦诗、褚欣远模书、褚胤围棋、徐道度疗疾也。』据此可知，南朝宋褚欣远是模书名手。

在《北史》卷二一《崔宏传》中写到：『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遇得之年，将二百宝其书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业子松年，将以遗黄门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这里用了『摹拓』一词。

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写道：

此封信讨论的是有关书法的内容，文章使用『填毕』一词，是指在双钩的文字上面填墨，『单郭』是指对文字的轮廓进行双钩。

宋黄伯思在其《东观余论·跋黄庭坚后》的题跋条目中写道：『此帖一卷乃唐褚令摹，单郭未填。』此处『单郭』与前文所言为同义，此词一直沿用到宋代，意为双钩。

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曾曰：『臣，比郭摹所得，虽粗写字形，而无复其用笔迹势。』此处『郭摹』是取代双钩进行摹写的意思。从以上记载可得知梁代时就已出现双钩填墨法。上文《北史·崔浩传》中所说的『摹拓』或许就是用双钩填墨的方法进行摹写的。

至唐代，唐太宗比较崇尚王羲之，以六朝真迹本、摹本为范本制作了很多拓摹本。唐张彦远在其《法书要录·唐禇河南拓本乐毅论记》中记载：『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勑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赐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等六人）。』文中所赐即唐代摹写的拓本。

唐武平一在《徐氏法书记》中记载：

又载：

唐何延之《兰亭记》中也有记载：

据此可知，唐太宗、高宗时，就已经有专门从事拓模古法书的拓书人。在《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中记载：『崇文馆拓书手二人，楷书手十人，熟纸匠一人，装潢匠二人，笔匠一人。』唐徐浩在《古迹记》中记载：『至十七年，出付集贤院拓二十本，赐皇太子诸王学。』

拓与摹意思相同。拓、拓书、拓摹或者摹拓具体就是用双钩填墨这种特殊技术进行摹写。摹写的叫拓本或者叫摹本。摹与模相同，又写作模。唐代摹本相对于梁摹本来说叫唐摹本、或者叫唐模或唐橅。下面举一两个例子。

唐窦臮《述书赋》中有『传拓』一词。传拓也是传摹的意思，但唐代多盛行双钩填墨的摹写方法，所以多用『拓』字。唐孙过庭《书谱》所述『摹拓日广、研习岁滋』，记载了法书拓模和学习的流行情况。唐张怀瓘《书断·齐张融小传》中记载『拓本盛行于世。』当然，这里也说的是摹本的意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中记载：『御府拓本为官拓』，这也是拓摹本的意思，并且有官拓和个人拓之区别。《名画记·卷三·论述古今公私印记》条目中记载『元和之印，或是官印，多印在拓本书画上』，另外也记『摹拓之印』，这两方印都是用在唐代制作的摹拓本上的印章。

在日本正仓院的《东大寺献物帐》上载有『大小王真迹帐』，又在书法二十卷中记载『拓晋右将军王羲之草书卷第一』等。这里作出真迹与拓本的区别。这里的拓可以用《丧乱帖》和《孔侍中帖》来证明，均用双钩填墨的方法。

晋·王羲之《丧乱帖》（唐摹本）

晋·王羲之《孔侍中帖》（唐摹本）

再后来法帖模勒上石，所以拓本变为墨拓拓本的意思。在有关碑帖的著录中把拓本叫做拓本，但字典中往往把拓本单纯解释成墨拓的拓本。所举示例中也有常把两者意思弄错，须注意使用。米芾《书史》中把拓本叫做石本，或称之为刻石或橅石，来区别拓本。在《书史》和《宝章待访录》中也有临拓或者临拓本，对其解释也经常混同，但临拓是临摹的意思，不是墨拓的拓本。

以上，对真迹本的种类做了概述。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如何鉴别真迹本。首先，我们必须确定的是它是否真迹。在制作真迹本别本时，古人认为有以下四种方法：临、摹、硬黄、响拓。

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中有对这种方法的说明。

这四种方法在后世被继续运用，明清时代著作中也可见。明代李日华在其《紫桃轩杂缀》卷中同样记载了这四种方法：

这里更加详细的说明了这四种方法。

另外，在《六砚斋笔记·三笔》中记录了双钩廓填、响填、硬黄三种拓法。文意大体相同。是对唐人硬黄本右军帖上的题跋。

清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卷五中也有对这四种方法的详细解说。在这里引用了李日华之文，在后面附上解说。

文中说，现在的人不用熨斗涂蜡的方法，只是在油脂里加少许的蜡，用槌子敲打纸张使其变薄，这纸张的纹理会变得明显，但也不至于渗透。或者制作明亮且稀薄的明角（用贝壳制作的透明板），用它迎着光线书写的话，是一种类似硬黄的方法。只是还不太清楚响拓。我在北海的时候，看到一个叫张用之的人为人集王右军帖中字制碑。首先用硬黄的方法把帖中文字临摹于纸上，再利用影绘的方法，根据远近调整文字大小，这种方法恰好与现在的影戏相通，然后双钩填墨，所以一帖中每一个字的大小都很相似。幼时，新城王公在修理开封学堂时，榜联都是集的欧阳率更（询）的书法，也是用这种方法。黄山谷给别人书信时说道，唐临夫制作了一个临书桌子，桌子中间有个抽屉，在抽屉中间放一盏灯，这样在临写摹勒的时候就秋毫不差了。这与我所说的灯取影相合，法书的纸色暗沉，通过日光相映，只是其中的一种。『响』有影响的意思。

用影绘的方法模写书画在宋陈槱的《负暄野录》卷下中也有记载，可知宋代就用这种方法进行模写。接下来，进一步来探讨古人对以上四种方法的说法。

有关临的叙述，自古认为是学习书法的方法。魏晋以后，书法作为艺术作品来鉴赏，就像虞和《论书表》所记载，把学习书法说成『戏书』或者『学书』，真正学习书法艺术的习惯在这之后才逐渐兴盛起来。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记录有王羲之临钟繇书法之说。《与梁武帝论书启》中所说的『摹学』认为摹与临意思相同。萧、阮流派莫不临学乐毅论，这也说明临学和摹学没有明显区别。隋智永临真草千字文，把比较喜欢的八百余本分发给浙东各寺院（唐何延之《兰亭记》），这时期所说的临就是从智永的千字文而考虑，不是后世人所认为的临，而是比较接近于摹的意思。唐张怀瓘的《二王等书录》中记载，最近有释智永，临写草帖几可以假乱真，同样也能说明与原本一模一样。

像这样临与摹没有明显区别的例子很多，一般会习惯使用『临摹』这个词，经常分不清彼此。但笔者认为临和摹原则上还是有所区别的。

唐太宗曾提到：『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墨池编·唐太宗论书》卷二）这里所说的临就是所谓的意临。不仅唐太宗，初唐名家书论中有很多唐中期以后流行的传授性东西，到底可信度有多大还不知道，但文中明确了临书的性质。唐代『临书』的例子有欧、虞、褚等人临的《兰亭序》，与赵模、冯承素的拓模有本质区别。因为，欧、虞、褚的临书中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他不以作伪为目的，而是自然的呈现运笔习惯，只是比较忠实的摹写原本。因此，也有人把褚临叫做褚模，两者没有严格的区别。

《唐人临黄庭经》（局部）

《唐人临黄庭经》（故宫博物院藏）就是一例。《黄庭经》本来有多种版本，本文为五十八行文字组成（连上标题、跋尾各一行共六十行），从本文第九行中间缺大约六个字的地方来看，与水痕本是同一系统的，书法风格和初唐盛行的欧、虞风格的小楷相近。因有硬黄纸本，所以此本好像是依据原本拓模而成，但是否真从王羲之真迹拓模而来，值得商榷。或许它就是唐人临本的其中一个，是明显带有欧、虞风格的书法。除此之外，还有唐虞世南书《黄庭经》（民国二十二年无锡裴氏壮陶阁藏本影印本）。这个在内容上与水痕本相近，但书法一看就是虞世南风格的。它被认为是初唐或者更早的临本，在《壮陶阁书画录》卷一中认为此本是唐初人书。小楷文字本来就小，用响拓方式来完成精密的拓模是较为困难。临书的方法很多，临本虽然能把原本的书式和文字结构都能显现出来，但把原迹的原样摹写下来还是比较难的。晋人小楷中能很好传承原本样子的基本没有，可能也源自这个原因吧。

唐徐浩在古迹记中列举了诸位名家各自得意书体之后，指出陆柬之比较擅长临书。陆应该就是虞世南的外甥，年轻时跟随虞世南学习。之所以说他擅长临书，是因为他临写的与晋张翼模仿王羲之表奏很难区分。这里所说的临也是指尽量忠实依照原本的意思。

日本正仓院《东大寺献物帐》上记有临王羲之诸帐书屏风，这与同样在献物帐上记录的大小王真迹书、拓王羲之书是有区别的。光明皇后所写《乐毅论》是王书的临本，这一点不容怀疑，这作为一个实例遗留下来。

空海在《高野杂笔集》中记载，少年时代经常临古人遗迹。同样在空海《性灵集》卷四中记载，书刘希夷集献纳表中说文是秀逸之文，书法为褚临、王羲之遗体。这些例子所说的临也是传承了唐土习惯。总之，传承唐代二王典型的传统派书法中的临，大概都是与摹相近。颜真卿、张旭、怀素等革新派之后的临一直比较注重个性，这与之前的临在本质上有些不同。

至宋代，临与摹的区别更加明显，也有人提出两个概念不能混同的意见。米芾《书史》中记载：『画可摹（不能临），书可临而不可摹。』明李日华的《紫桃轩又缀》卷一中记载：米元章所谓书可临可摹，画可临但不可摹。临得势，摹得形。如果画只得形的话容易变成专职事务，就会逐渐失去画的精髓。后人也用极其含蓄的语言区分了临与摹的性质。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也提及了临摹二法：『世人多不晓临摹之别，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拓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又有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牑景而摹之，又谓之响拓焉。临之与摹，二者迥殊，不可乱也。』

这与前面提到的游宦纪闻的说法是一致的，可能这个说法更早。宋姜夔在《续书谱》的《临》这个条目中道：『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临书易进，摹书易忘，经意与不经意也。』

可见，至宋代多论及临与摹的区别，两者的意义也逐渐稳固下来。

硬黄与响拓也被认为是摹的一种，所以广义上来说，所有用临的地方都可用摹。但是，相对于硬黄和响拓这些特殊方法来说，摹意味着只是用普通的纸、普通的方法进行临写。

所谓硬黄指的是在纸上涂上蜡，使其透明，用这种特殊纸进行摹写的方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中论及画体工用与拓写时记载道：『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据此可以证实在唐代就有用蜡纸摹写的方法。在原注中，还附记了晋顾恺之有摹拓妙法一事。

在米芾《书史》中也能看到很多用蜡纸摹本的例子。《唐摹右军帖》，就是现在的《奉橘帖》，用的就是双钩蜡纸摹，也叫做硬黄纸本，是用硬黄的方法制作的最好实例。褚遂良的《枯木赋》是粉蜡纸拓书，智永《千字文》是唐粉蜡纸拓书。《兰亭序》也有粉蜡纸拓书。右军书的《唐摹四帖》中，有两幅是冷金纸硬黄。这些都是硬黄的例子。宋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卷七中记载：唐人摹王右军《转胜帖》用的就是冷金纸，未装裱时会发出银叶般声响，薄如蝉翼，实属罕见之物。冷金纸好像就是在纸上施以泥金或者洒金。根据《书史》记载，王羲之的《玉渊帖》就是在冷金纸上双钩摹帖。现在所知的王羲之《游目帖》是冷金纸的摹拓。

晋·王羲之《奉橘帖》（唐摹本）

晋·王羲之《游目帖》（唐摹本）

宋董逌《广川书跋》中有一项记录了硬黄。

据此可知有用硬黄纸制造的仿品，同时我们还可以了解到硬黄纸与经纸相似。

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翰墨真迹辩》中记载：硬黄纸是唐人在写经时所用，用黄檗染色是为了防虫。因在纸上刷了浆，所以非常有光泽明亮。很多善书家都在上面写字。如现存二王真迹中有用硬黄纸的，那都是唐人仿书（这里是摹书之意），并非真迹。

这则记录混同了蜡纸的硬黄纸和用黄檗染的经纸，《广川书跋》中认为硬黄纸和经纸是不同的两样东西。只是两者比较相似，所以才混淆了。

关于响拓在唐何延之的《兰亭记》中有这样一个例子：辩才在拿出兰亭序看的时候，已数经乱离。真迹应该是有，但这个《兰亭序》一定是响拓伪品。

响拓在后来也有写作向拓。响与向意思相同，都是朝向日光之意。在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翰墨真迹辩》中记载：把纸置于碑帖之上，再贴在窗户处，依靠光线用游线笔勾勒字画轮廓，然后填上浓墨，这种方法被称作响拓，但这种方法使得文字少了精彩之处。响拓采用的是双钩填墨的方法。硬黄与响拓两者都采取双钩填墨的方法，是唐摹本中最广泛使用的方法。

总之，摹、硬黄、响拓都展现出了摹写的精密程度，其中用响拓方法制作的东西最为精巧。《丧乱帖》和《孔侍中帖》本身的书法就比较好，用的纸是最精良的白麻纸。再加上用响拓这种最精密的拓模方法，可谓是摹取王真迹原本最上乘的例子。与此相比，用硬黄这种拓模方法制作的《奉橘帖》则要逊色不少。但《奉橘帖》也算是比较好的，用硬黄这种方法在纸的一面上涂上浓墨的很多作品都缺乏活力。王的《大道帖》就是其中一例。

晋·王羲之《大道帖》（唐摹本）

宋苏易简在《文房四谱》卷四中记载：『拓纸法，用江东花叶纸，以柿油好酒浸一幅，乃下铺不浸者五幅，上亦铺五幅，乃细卷而硾之。候浸渍染着如一，拓书画，若俯止水窥，朗鉴之明彻也。』拓纸（拓书用的纸）制法是用江东花叶纸，用柿油和好酒浸泡一幅，纸下与纸上分别铺五幅，然后卷起来敲打，浸出来的液相互浸染，所有的纸变成一张，用这种纸拓模书画的话，如明镜般透彻。这本著作是在宋初雍熙三年（九八六）写成的，所以它可能记载的是唐代实行的方法，或许这也是硬黄纸的一种，或者是用于响拓纸中有类似这样的纸。

拓模方法在唐代最为盛行。在《历代名画记·论画体的工用与拓写》中记载：『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拓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拓得之者，所宜宝之。』法帖拓模盛行是从唐太宗、高宗到玄宗这一段时期，安史之乱后逐渐荒废了。

至五代南唐时期，法帖开始被模勒上石，之前所流行的拓模方法逐渐衰微，开始使用墨拓的法帖来鉴赏书法。南唐有潘仕成刻在《海山仙馆摹古帖》的《升元帖残本》，上石的贺知章《十七帖》临本等，但现存是否为真就比较怀疑了。现在一般认为法帖之祖是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模勒上石的《淳化阁帖》。太宗时期，侍书王着把收集到的古人墨迹进行编集，在秘阁中用枣木板进行摹刻，共十卷，由历代帝王、历代名臣、诸家古法帖以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组成。米芾《书史》记载：『淳化中，尝借王氏所收书，集入阁帖十卷内。』可见也有从外部借来采用的。在收录阁帖的诸帖中，有真迹本，也有用上述四种方法制作的临本、摹本、硬黄和响拓本。关于其中真伪，米芾和黄伯思等人已经述说。

据黄伯思说法，阁帖中也有南唐人取古人词句自己书写的。文句为真，但字却不是。所以，书写的人为了加以区别，题为仿书。

这只仅限于记录词句，不是临摹。王着没有领会其意，只采名字，杂载于真帖之中。宋曾宏之父在其著作《石刻补叙》中也提到这种情况，认为是南唐李后主在江南时制作的，全部用的是澄心堂纸和李廷珪墨，在表题上每卷题为仿书。这是宋朝黄伯思等人基于事实写的。仿书类似于伪作的法帖，不属于以上四种。

《淳化阁帖》类的集帖，在后世不断被摹刻。宋代集帖中有很多被摹刻，比如《绛帖》、《潭帖》、秘阁《续帖》、《汝帖》等。至明、清时代更是盛行，并相继出现官刻、家刻，这些都成为法帖的渊源。这些帖中的很多帖都是以真迹本和摹本为范本的，但也有旧帖的翻刻本和笔迹存在疑点。集帖中大部分没有按照原本的体裁流传下来，明代以后完全按照真迹原本摹刻的也不多，但对于法书鉴赏来说，终究还是把真迹本放在首位。

总之，比起墨拓法帖法书鉴赏还是应该依据真迹本，在鉴赏真迹本时，还是如前所述，应该先确认是否是真迹。为此还必须确认用的是临、摹、硬黄、响拓中的哪种方法制作的。有时还有必要考虑仿书这个因素。

这里主要对鉴别真迹做了考察。除此之外，还应从装裱、纸绢、印记、押缝、题跋等各方面来观察。真迹本流传下来的数量很少，鉴赏实物的机会也不多，不过最近人们把它做成精巧的写真版来进行介绍，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它。上海博物馆的历代法书选集二十种、辽宁省博物馆的法书选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法书、台北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的故宫法书等都相继影印，可让我们更为容易地接触到古法书，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